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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没有想到，读余同友的小说竟会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没有想到，他的小说会如此清纯，清纯得如同一个小孩，让人一眨眼就回到了童年；更没有想到，他的小说是如此地道，地道得像是村庄里的一棵老树，那么质朴与自然天成，那么郁郁葱葱；同时，它又是那么忧虑，忧虑得让人难过，让人唏嘘感叹，久久难以释怀…… 我没有想到，如此细腻自然的乡村抒写竟会出自一个名叫余同友的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身上。当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余同友的名气可能早就超越了我的想象之外。但可以肯定，他还没有大红大紫起来，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每每碰上这种有着天才却至今还默立一隅的小说家，我的心就格外不平。当然，也许正如卡尔维诺在《巴黎隐士》中说的，“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理想境界应该是，接近无名，如此，作家的至高威信才得以远播。这个作家不露面，不现身，但他呈现的那个世界占满整个画面。今天，作家愈想越俎代疱，他所呈现的那个世界就愈空洞，作者亦被掏空。最后落得两败俱伤”。这真是至理名言啊！可诺大的中国，又有几个作家能做到？ 看着余同友的小说，我真是吃了一惊，不仅为他对乡村的专注与痴情，而且为他的执著与细腻。我读过许多写乡村的小说，但我得坦言，绝大多数都是为乡村而乡村的，都是投机的，虚假的，很少有像他这样精微细腻，这样沉静自如地书写的。这样的人，一看就是骨子里浸透着对乡村的爱的，是发自肺腑的，流露出来的。看这样的小说，就像是夏日里赤身躺在山涧里，任凭清澈的溪水流过全身一样。 比如《小秘密》中的一段： 小裁缝收好了，踩着月光出院子门。 巧珍站在雀舌树边送他。 小裁缝说，大姐，我，走了。 巧珍指着身旁的雀舌树，她想告诉他，这里面住着一只长得漂亮又会唱歌的小鸟。可出嘴的话却是：工钱等腊月里算。 小裁缝盯了她一眼，点点头，走了。 月亮把小裁缝的影子照进了路边人家的屋影子里，渐渐地，影子也没有了。 院子里静了下来。 再如《站在稻田里的旗》的开头： 张生全老汉蹲在稻田边，佝着腰一动不动，稻子们经过扬花抽穗，现在开始灌浆了，过不了多少日子，它们就将一粒粒地饱满起来，这会子需要田里不断水呢，他一早就扛着锄头过来了，给稻田上水。早上的日头不烈，稻叶上挂满了露水，经过日头一照，叶子上亮晃晃的，把张生全老汉的眼睛都晃花了，他眯起眼，听着水流进稻田的声音，眉头皱成一把锁。 随便举两例，它的美已经跃然纸上了。如此清新如此地道的语言真是不同凡响！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孙犁、汪曾祺他们留下来的。如此经典的语言在余同友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它就像是作家的血脉，流经身体的每一处。它不造作，不生硬，更不是遣词造句，而是作家的生命所在。余同友的血液里流淌的正是乡村的情感，所以才会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余同友的语言来自于乡村，也来自于人物，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语言强加到人物身上。如写巧珍为小裁缝铺床时，“巧珍摸着柔软的被褥，心里又突突突地开起了拖拉机”。写张生全老汉握着省委书记的手时，“老汉觉得李书记的手又大又软和，像一床新打的好棉被”。这些语言就像是一颗颗珍珠，镶嵌在小说的角角落落，让人惊喜！让人回味！它们是如此贴切，如此地道，一看就让人忘不掉。不用说，这才是真正鲜活的语言，是真正来自于人物的，而不是作者强加的。如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作家都失去了第一手的性命攸关的生活。 余同友肯定也不例外地生活在城市，但他用真挚的回望与浓密的情感巧妙地铺平了通往乡村的小径。在余同友的小说中，童年的乡村记忆取代了今天的认知，他用近乎偏执的喜爱细细地梳理出了乡村人物的一言一行，以及他所熟悉的村庄里的一景一物，然后悄悄地套进一个当下农村的故事，这个故事或大或小，但都只求一鳞半爪，并不求全。这样的写法无疑是聪明的，也是极为讨巧的。这种写法说传统一点，是写意的，就像“深山藏古寺”一样，只要在崇山峻岭中画个和尚在山涧中挑水就行了；说现代一点，那就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只写露出海面的一角，更多的留给读者去猜。 我喜欢这种智慧，喜欢这种写法，特别是在我们已经不太熟悉的乡村与农村，全知全能的写法只会暴露我们的无知无能。余同友显然聪明地把握了这一点，所以他的故事常常非常简单，甚至只与我们听说的一样，往往是乡村里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如《77张烟壳》《夏娃是个什么娃》)，一则小道消息或新闻报道(如《乡村瓷器》《蜗牛班》)，或一种家长里短的心情与情感(如《欢喜团》《小秘密》《站在稻田里的旗》)，但他却饶有兴致地诉说着，用一种非常小说非常艺术的写法慢慢叙说，让我们一同感受着乡村的点点滴滴，一同回味着乡村的美丽与可爱，一同为乡村的未来忧虑…… 这点无疑是得了鲁迅的真传的，每次拿起《故乡》《祝福》，我就深为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折服。同样，余同友也用了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如《欢喜团》小砖眼中姐姐的哭泣与电话，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我们却由此洞悉了“姐姐”在城市里做小姐后回乡过年时四处碰壁的窘境与绝望。而在《乡村瓷器》与《小秘密》中，我们则看到了男人到城市打工后女人的孤寂与苦闷，无奈与挣扎。至于《站在稻田里的旗》与《夏娃是个什么娃》，它们则更多注目于打工潮对乡村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传统观念传统秩序的解体。而在《蜗牛班》中，作者则毫不留情地直指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同时也直指偏僻农村的教育困境。 当然，余同友的小说提供给我们远远不止这些，虽然它总体风格是含蓄的、多义的，而且往往藏得很深，但它对乡村的热情与关注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深深沁入了乡村的肌肤。它不仅写出了乡村的质感，而且也写出了乡村的变迁，探求了乡村文明的陷落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静静地站在一个守望者的立场，他不居高临下，更不颐指气使，而是与乡村一同欢娱，一同叹息，一同忧虑……这种立场绝对不是局外人可以做到的，它要的是对乡村的热爱与深厚的情感，是迷恋与执著。我欣赏这种执著，因为在这个时代，真正迷恋乡村并执著于乡村故事的人已经成为珍稀物种了。 当然，余同友的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露出了稚嫩的一面，特别是面对现实的农村，他的书写多少还存在着过重的抒情与诗意，对乡村文明陷落根源的探查也还停留在一般的水平线上。我们要知道，如今的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有城市打工潮的冲击，更多的还在于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贫富分化的加剧与矛盾的激化，媒体信息的日新月异与迅猛的侵入，而更本质的则在于人们信仰的缺失与精神的随波逐流。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复杂的原因，我们的乡村呈现给我们的才更多是一幅破败荒凉的图景，而不再是一个美丽而诗意的家园。 值得肯定的是，余同友勇敢地正视了这一巨变，并以此为题，坚持不懈。他的小说质量相当整齐，从短篇到中篇，都有着明确的艺术追求，风格也相当一致。这无疑正是一个成熟小说家的体现。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