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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这里参加河北的何申、谈歌、关仁山“三驾马车”长篇小说研讨会，突然让我想起四年前1996第一次召开的“三驾马车”讨论会的情景。从1996年到2000年，在这不算太长的四年间，居然为他们召开了两次专题性研讨会，可见文学界方方面面对“三驾马车”创作的热情关注。如果将四年作为时空的坐标，作为文学的一个过程，将“三驾马车”新作与以前小说作一番比较，看一看他们有哪些新的突破和特点，还存在什么缺欠，我想这也许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三驾马车”一走出文学地平线，便带来了一个令人思索的现象，这就是平静中的文学评论发生了冲突与论争。有的认为这类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回归，是现实主义的“新浪潮”和“冲击波”；有的把它看作是“浮浅的现实主义”、“泡沫的现实主义”。八、九十年代文坛上曾经出现来去匆匆的现象，有的青年作家一旦破土而出，便后劲十足，勇往直前，硕果累累；有的出现时轰轰烈烈，但没有杀上几个回合，像泡沫似的悄然消逝。我们今天面对“三驾马车”的新作，它们是不是昙花一现的泡沫文学，其创作特征又是什么，从文学四年这一具体过程的前后比较中，应该作出一个较为深入的理性回答了。何申的《多彩的乡村》、谈歌的《家园笔记》、关仁山的《风暴潮》这三部长篇各有特点，与他们四年前小说比较，新作最为突出的是三个框架的打破。 第一，从视角与视野方面，他们打破了一村镇一厂矿的“分享艰难”的框架，其新作开始进入多角度和大视野。姑且以写现实生活的两部长篇为例。《多彩的乡村》不再限制于“年前年后”乡镇干部的困窘与烦恼，而是具有时空历史跨度，从三将村这一小块土地描述了九十年代北方农村巨大变革的景观。《风暴潮》也冲破了“大雪无乡”式的问题小说界限，在北方大港北龙港变革与建设中，相当动人的展现了从民到官多阶层的人物心态，赵振涛市长形象的塑造过程，不是方案之争与方案过程的叙述，而是将人物置于自然风景与社会风暴双重袭击之下，在国情、民情、乡土亲情以及恩恩怨怨恋情的多线条视野之中，在多绪矛盾与情感交叉的冲击、涛荡之中，揭示了各色人物的灵魂。逼近现实，关注改革和“分享艰难”的精神，这是“三驾马车”小说最初、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学品格。但作家与作品如果被一村一厂的社群、被“分享艰难”主题长期束缚了视角与视野，文学也就失落了创新与开拓，陷入了模式化的陷阱。前“三驾马车”的注意力用于生活变革的横断面，注重一地一时发生的“问题”；四年后的新作，它把横断面的“问题”打通了，改革作为一个过程，一个历史的过程，分享艰难不仅仅是传统的道德品质，而且被提升、放大了，作为漫长改革过程中冲破重重艰难的一种民族精神，注意了开掘新一代改革家和新一代民众改变现状的巨大潜动力。“三驾马车”小说很少有过像《多彩的乡村》《风暴潮》如此众多、多样的人物形象，也很少见到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态如此矛盾重重而又相当广阔的画面，“分享艰难”的视角与视野在他们新作中放大了，深化了。 第二，由外向内移动，打破故事的表层叙述，笔触进入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探求变革中的多样人物的价值意识。“三驾马车”中的何申小说最有幽默感了。也许因为他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知之甚深，在诙谐中给他们以更多的温情与温馨，却少了些冷峻和严峻的东西。与以前中、短篇小说相比较，《多彩的乡村》这种由外向内的移动，主要表现在小说人物故事的层面，潜流着的反思意识，将赵德顺老汉的家族和三将村人人事事溶入历史的反思，从一个个表层生活故事和人物心态异变中探视农民性。农村日子一天天富了，农工商生意做大了，钱赚多了，肚子鼓了，可是“高粱花子味儿”和农民性并没有多大变化。农村经济管理如何跨进现代化，小农意识如何蜕变而转化为现代性，这是小说由外向内着力把握的东西。这部长篇在诙谐、平实的叙事中，让我们惊喜看到它那严峻的爆炸性的东西。三将村兴起的冬暖蔬菜大棚面临一场危机，这一排排蔬菜大棚是三将村走出贫困的通道。那席卷北方大地的“白色”浪潮，结束了北方冬季吃不上新鲜蔬菜的历史，标志农业的第二次革命，将北方农民致富的梦想化为现实。但谋取私力的镇长竟然带领推土机要摧毁大棚，强占耕地。在这场争夺耕地也是争夺生命线的斗争中，老实巴交的赵德顺老汉站出来，以血肉之躯阻挡了即将造成大祸的拖拉机。小说从外在壮举与内在精神，为我们创造一个“石碎”般的农民豪杰形象。八、九十年代的都市文学与市民文学昌盛是文坛的一大浪潮，但在农村乡土文学鲜乏之时，“三驾马车”的何申与关仁山(如新作《平原的舞蹈》)，依然恪守着农民与土地关系这古老而又极为现实的命题。他们的小说弱点应该严格指出来，但不能不看到他们在重新审视谁是土地的主人之时，发现了农村新人和新的价值观念。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四年过程中他们的一大特点。 第三，打破文学批判功能弱化的局限，“三驾马车”在对社会腐败与多种弊端的批判中，寻觅道德的历史的与审美的三者融合。“三驾马车”小说的一大长处是迫近现实，关注民生疾苦，但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道德以至法纪的失落，往往鲜乏峻烈的批判精神，削弱了思想穿透力。这一缺失不只是构成对这类小说的一种否定，甚至称赞这类小说的对此也大为不满。《风暴潮》有一个情节，赵市长招待港商葛玉梅宴会上，葛氏竟然提出，如不答应赵燕平解救前夫李广汉的要求，葛氏就要“撤资”。谈到这里我真担心，会不会为了得到港商投资而对经济犯罪者放宽一码呢？对于此等人物在道德或法律上的“放宽”或“纵容”，在以前这类小说并不是鲜见的情节。可是《风暴潮》此处用了浓墨重笔描写了赵振涛绝然地掀翻了摆满珍馐美味的桌子，决不原则做交易，去还自己的感情债”，在这里，情感与道德、法律发生了交战，在批判中凸现了赵振涛复杂心态与正义凛然的选择。对于当时文学的苍白与批判精神的缺失，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当下文学缺少的是什么”？是思想，是缺少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应该说当时并不缺少触及社会弊端与新旧思想冲突的作品，缺乏的是批判力度。甚至那些道德和法律都不能容忍的举动，倘若是为了解救一时一事的急需，或别的不能免俗的理由，也将那种举措当作可以理解、可以通融甚至加以赞许了。文学一旦放弃了批判精神，失落了思想闪电的穿透，怎么可能出现力作。列夫·托尔斯泰说得好，没有思想的燃烧是不会诞生大作品的。我觉得“三驾马车”的新作，逐步注意到强化文学的思想批判力度，在批判中寻找与变革时代相通的新的道德、信念和新的思想支撑点。 “三驾马车”小说的新特征不止上述三个方面，但同时还要看到他们创作的缺失。“三驾马车”很注重平民意识，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使作品增添了真实、真诚、自然和亲切，没有居高临下的那种训诫味。但文学作为精神爆发的火花，作为人性的解剖与人类尊严的探视，它尤其需要作家的文识、胆识与哲识。审视人的生存需要平民意识，但更需要超越意识，从历史与时代中汲取精华，需要那凝结着经济、政治、文化和伦理为一体的现代哲学意识。在这篇短文的结尾还想补写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谈论“三驾马车”小说弱点时，不能认为仅仅是作家的责任，还应反思批评的自身。当时的评论也发表了有分析的文章，但对“三驾马车”肯定或否定性的意见，似乎多了些题材层面的论争，缺乏从文学的功能与文学天职的分析。看重作品所写的改革生活像不像、生动不生动以及是否肤浅是否有价值意义等，注意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却未能充分关注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文学题材层面思想深层的东西是什么。我以为文学在叙述都市或乡村改革的时候，固然应该关心生活题材自身的问题，但作为“人学”的文学的思索，不能囿于改革的本身，限于经济的、政治的诸类问题，而应思索人，人性与人生价值取向等，从形而下提升到形而上的意识和境界。文学不能包揽种种重大问题，不应取代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回答。而关注大写的“人”的问题，人类生存、存在状态的问题，则的的确确是文学的特性和天职。强调了文学的描绘对象和它的真实性，但为什么轻忽人文主旨的深度和震撼力？如果从文学这一基本特性和天职来思索，对于四年的过程中“三驾马车”突破了哪些，还有哪些缺陷，批评的关注点应在哪里，是不是将会有一个共同话题和比较深入的认识。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4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