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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外华人学者张英进应邀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4场学术演讲，演讲涵括了3个专题，分别是“比较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穿越文字与影像：张爱玲电影中的性别、类型与表演”及“华语电影的跨学科研究”。张英进是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他在中国大陆已出版的中文著作有《电影的世纪末怀旧》《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影像中国》等。 在主题为“比较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中，张英进首先勾勒了欧美文学史的书写脉络：文学史经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再回到外部研究的循环运动；对文学史的挑战也体现在最近欧美学界的理论化过程。其中，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整体性常被当作一种不可能、因而不受欢迎的研究对象，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发展，文化或文学的“历史规律”被证实是站不住脚的，文学史再次沦落为“整体性消失后的碎片”。张英进列举了艾列特(Emory Elliott)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8)和霍利尔(Denis Hollier)主编的《新法国文学史》(1989)，认为这两部文学史把片段化和断裂性变成文学史编写的结构原则，无疑反映了北美学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倾向。 张英进指出：最近发展的比较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则代表了文学史写作的新视野和方向。这种研究突出过去和现在的相互阐释，又将文学研究推广到美学的和形式的语境以外，兼顾各相关学科研究，以充分阐明某一文学的语境，积极重塑史学家和读者的主体性。 张英进归纳出比较文学史研究方法的三个特点：其一，它超越后现代的做法，即不仅仅解构纪念碑式文学史所坚信的“整体性”和古董收集式的文学史不加分辨搜罗旧材料的习惯。其二，它认为在一个涉及文学作品的生产、规范、传播和接受的动态交流系统中存在不同枢纽点之间的间隙和互动，并把适宜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文学文化进一步理论化。其三，它提倡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所采用的协作的研究方法。 张英进指出，对国内的学者来说，比较文学史的形式引人深思。从理论上说，单一宏大历史依托于有机的、进化论的、甚至是目的论的模式，其叙述方式注重因果和有序性，呈单向线性，因此我们应对这一宏大历史的合法性进行再思考。从方法论来说，比较文学史应鼓励跨边界研究。重新审视现当代中国文学众多性质相近或各异的枢纽点之间的辨证关系，发现富有多样性、杂合性和偶然性的历史。从叙述上来说，比较文学史培育了多层面模式，让史学家、文本和读者能够进行多声音的有效交流。 从比较文学史角度反思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张英进指出研究者应注意三个方面。一是陌生化知识：破除对“历史规律”的迷信，考察文学史的间隙、断裂，重建多声部——包括噪音与谐音共存——的对话性交响。第二是跨边界研究：建构跨地点、跨区域、跨国界、跨学科的视野，重整不同枢纽点的特点，对其对话性的互动和传播进行比较研究。第三是多元系统观：比较文学史是开放的传播系统，既放弃既定的整体性，又强调史学家的主体性，倾听微观历史和“文学故事”，以求各个系统间的互动。 谈到比较电影研究方法，张英进在比较的框架中列举中国电影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和尚未充分发展的课题，如观众研究、盗版现象、文学改编、电影及其他艺术(戏剧、摄影和影像)之间的跨媒体性等，同时还强调跨学科性对我们理解包含于电影语言和技术中的跨文化视觉性所起的关键作用。张英进总结说，比较电影研究应努力超越简单地追随跨国资本流动或分析国内外的文化政治，而必须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国际电影的美学、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等相关问题，强调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和接受语境、文本互文性和潜在文本等诸多方面。 张英进试图超越西方后现代思潮之下“主体性的黄昏”境遇，重建新的主体性，“一个自我反省的文化评论家应该意识到自己学科的盲点，敞开胸怀在其他相关学科中寻求新的发现”。他的比较研究范围比跨国研究更宽泛，其重点是跨学科性，从中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方法的影响。他近年完成的“明星研究”便是比较电影研究的实践成果之一。这一研究具体在哪些方面超越一般的文化研究，其理论又如何在实践中不断被完善，值得我们期待。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