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怀着复杂而愧疚的心情来纪念王丕震先生。作家王丕震身后煌煌141部长篇小说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人能留下如此多的文字，等身而过之的，而我们这位乡居作家，62岁开始发轫，此前，蒙冤长达24年，这是过去的不幸。惟在于他抛却冤屈之苦，愤然寻梦，这里或许有太史公司马氏的影子，身腐而心在。清代作家李渔(笠翁)有一段话：“草本之花，经霜必死，其能死而不死，交春复发者，根在故也……然则人之荣枯显晦，成败利钝，皆不足据，但询其根之无恙否耳。根在，则虽处恶运，犹如霜后之花，其复发也，可坐而待也”。或许没有人等待，因为受到政治不公待遇的王丕震，获得相对自由，可以掌握自己命运时，已来日无多。且对于投身长距离的文学与生命竞赛，他除了老弱之躯与那个小小的纳西族家居，可以说一文不名。没有人奢望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老文人能创造奇迹，也没有人指望他一支秃笔，能像大河一样涌流出如此跌宕而浩瀚的史笔浪花。甚至，我的猜想，他自己也未必奢望有如此成垒成城的巨制。他只是默默耕耘，不舍昼夜。 我以为，我们所以“等到”这样的结果，今天面对这些已经成书的数千万字的历史小说，可以猜想的固然很多，他在囹圄之中，伴以中国数千年历史及其文明，不能以人的尊严活在当世，然而却活在《史记》那样的漫漫历史途程中，追踪抑或悄然与古人对话。事实证明，他为人之尊严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放射出异常的超凡的光彩。 我们举行这个纪念性研讨会，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研究王丕震的“根性”所在，如果它存在的话，又是什么？ 依我的猜想，至少，他对中国优秀文化(包括她的历史)有着入骨入髓的浸透。王丕震先生的精神，首先是他的学习，他的如大漠集薪般的毫末积累；他的如暮鼓晨钟般的人文祈拜；他舍命如投生般的披览阅读——如果不是要写小说，这样与日月竞走，同样是尽兴而愉快的。这是他在百部小说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其次，他对中国语言，即他用以表达幽独、孤愤、向往与终绝，自由与爱情的写作语言——“汉语”透彻的敬畏。再次，是他对中国历史——古代史乃至近代史透彻的了解与再表述的欲望。 我与王丕震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有数面之缘，但即使到他的陋室去造访，他也绝少言辞，故无可以记录的文字。依墙花开有茶花兰香，不悟禅机不闻语。对于一个只需要时间(生命一刻刻延续)而别无他求的人，也许就是这样。 王丕震也许是一个不可多得，或者目前仅存的个案。但在丽江，这个以纳西族文化为主要标志的地区，像他这样的作家其实不在少数。如赵银棠、周善甫、木丽春、牛相奎等，多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协会员和著名作家、文化史家、学者。其后还有杨世光、和国才、沙蠡等等。他们大多积储丰厚、创作勤奋，对地方文化发掘、建设充满热情。 以我见，王丕震小说平实、易读、通俗(很多时候我们错用、误解了这个词汇的含义)，他惯于单线性叙述，基本不用多空、交叉、板块结构的方法，一气读来，可以掩卷。人物塑造多直言定型，对话很有意思，如果生活在纳西族聚居的丽江，熟悉这个民族特殊的表意方式，你可以发现这些“对话”就像大研镇上两个老乡的闲言碎语、说古道今。拿来演义古代名人，意外获得了亲近。 丽江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做了这么一件事，是值得称道的，地方党委、政府如此看重一个作家的创造，令人感动。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0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0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