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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元梅的小说《大别山的女人》以家乡湖北红安的革命历史为背景，给我们虚构了一段革命时代的情爱故事。大别山除了指代山名外，其本身是一种革命的象征符号。革命总是尖利、刚硬、腥风血雨的，可作者偏偏在这里安插了一群柔弱的女人，期冀在这种恢弘的时代背景下来书写她们的命运，达到水与火的交融，个人与时代、情爱与革命辉映的心灵叙事史。 从表面上来看，李金秀之所以投奔革命是因为李大爹的煽动和个人的困境。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丈夫出逃后，她暂时丧失了妻子的职能和身份。在这篇小说中，这种女性的革命理念是异常感性的，革命理念只有与内心的那种最隐秘细微的经验相呼应，成为缠绕于情感之树的一支藤蔓时，才能变为身体和精神的一部分，召唤激情，成为信仰。在小说的结尾，古天雄被王小龙的堂哥杀害后，李金秀和古红菊为了拿回干枯的头颅，相继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从文章的外在结构来看，这一结果是轻巧而草率的，但如果依据文章的内在结构，则这一切都是合符逻辑的演绎——既然李金秀的革命意义在于得到男性的认同和情爱的转移，那么随着古天雄的遇害，她的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其作为一个女性革命者的身份在小说中也归于终结，而死亡就是这种身份终结的象征性表达。 董香芸是本小说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在这一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无限怜爱和赞美。她的性格与李金秀形成了鲜明对比：逆来顺受、温柔宽容、在世事的沧桑中变得坚韧平和，关键时却爆发出内心的强大力量。在香芸的心目中，只有一架纺车和对于古天雄的爱恋，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单纯自足的内心世界。纺车是农耕文明中“男耕女织”生活模式的典型事物，小说通过纺车、纺线这类事物的符号化表述，来完成传统女性形象的塑造。董香芸一方面与李金秀等人形成不同性格和观念的对立；另一方面，她在情感对象和情感命运上有着和李金秀一致的地方：她们俩都深深地爱着古天雄，甘愿在男女关系中扮演从属者的角色；同时，她们面临的困境也都一样：不能与心爱的人结合在一起，一个是有名无实，一个是有实无名，属于同样的一出悲剧。 小说在艺术手法上走的是传统的写实路线，常常借助符号化的手段来完成对人物的精炼塑造。此外，小说对方言的引入及革命与情爱因素的运用，也使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虽然从整体看来，这部作品的笔力不够稳健，在尾部的情节略显臃肿，但在一些对白和心理刻画上却显得精细而老到，体现了较强的写作实力。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0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