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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刚留校不久的我在备课的过程中，无意之间对《陈胜》等几本新出的历史小说有关描写的历史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为了解惑，也出于兴趣，在经过一番"深入历史"查询、论证之后，就写了两篇文章寄给了《文学评论》、《文艺报》。很快收到了编辑热情洋溢的来信，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前者以重点文章刊发，后者将其安排在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两位编辑还推荐我参加了中国作协举办的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使我有机会结识学界的名流翘楚，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受到了一次在课堂上无法学到的学术训练。回忆这段往事，心中顿生难以言传的一番温暖，我庆幸自己碰上这样两位好编辑，是他们发现、引导和扶持我走上学术道路。我也很怀念那个时代比较纯洁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学风，不像现在这样有较多世俗功利的介入，一切似乎都变得很实在甚至很实用。而这，对于一个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声誉和资源的青年人来讲，的确太重要了。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这代学人，比现在的学术青年似乎要幸运！ 上述两篇文章，就是我从事历史小说研究的起点。站在今天的高度看，不必讳言，它的简单粗糙是显见的。但有一点我比较自信：那就是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而不是关在屋子里靠脑袋拍出来的，是纯逻辑推理的事。也就是说，它是"真命题"而不是"伪命题"，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这样反过来，也有利于提升研究自身的地位，更好地发挥研究的功能价值。这一点，对当代文学来说似乎特别重要，它是构成其研究的主要动力之一。至少在我，是这样看的，也是这样追求的。 接下来，我就顺势而发，竭尽全力地从事历史小说研究。几乎当代所有的有代表性的、主要的历史小说作家如姚雪垠、徐兴业、任光椿、蒋和森、凌力、杨书案、鲍昌、顾汶光、李晴等的作品，我都写过评论文章，有的还写过不止一篇。综述性的、专题性的文章也写过一些，它们大多收在1987年结集出版的历史小说评论集《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此时，我走的基本是文学批评的路子。这可以说是我研究的起步阶段。 第二阶段是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那时感到不能老是跟在作家作品后面转悠，感性认识必须上升为理性认识，自己应该有一套有关历史叙事的理论。另外，受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方法论"的影响，那几年我也有意识压制自己的发表欲，而颇读了一些美学、文化学、心理学、叙事学以及新方法论等方面的书，试图在理论上有所拓展。于是，就有意识地将研究重心从历史小说评论转到了历史小说理论研究上来，并将此想法凝练为带有体系性构架的一个研究课题"历史文学研究"，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而获得了批准。所以，就按照研究计划，围绕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真实与创造主体、历史真实与时代社会、历史真实与读者接受、历史真实与虚构限度、历史小说的现代化倾向、影射问题等等，撰写了一批文章，将历史小说相关的理论问题，特别是理论的难点问题，几乎统统都摸了一遍。这样几年下来，不仅自觉在理论上有明显的提高，而且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1993﹑1994年出版的《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文学论》、《真实的构造--历史文学真实论》、《历史的诗学》这3本书中。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历史小说研究注入了较多的理性思辨的东西。我不仅注意评价的客观公允、准确到位，而且更注意将其提到理论高度加以观照把握；有时写着写着，甚至情不自禁地宕开一笔，作由此及彼的形而上的理性遐思，借题发挥地表达我对历史、人生、艺术的一种认知、一种评判。借用中国古典文论的话来说，此时的我，是否正在自觉不自觉地经历着由"我注六经"向"六经注我"转换呢？ 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我的研究重心又逐渐转向当代文学方面：开始是当代文学思潮，接着是当代文学史，再以后是当代文学学科；并且兴趣广泛，当然也蜻蜓点水地涉及教育学、生态文学、地域文学等。历史小说研究似乎变成了我的"副业"，数量较之以前明显减少。这是我从事历史小说研究的第三阶段。不过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停步，相反在成功申报2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研究》、《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创作实践与历史观问题的综合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立项的课题研究项目，努力从观念、思维、方法等方面进行新的拓展，从而给历史小说研究带来为以前所没有的新质。本阶段研究成果，较为集中体现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一书和2009年发表的《论茅盾对现代历史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一文。前者，已获浙江省高校社科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界对它的认可。后者，尽管讲的是茅盾的现代历史文学理论，但文中对其所作的"四维一体"的概括，却凝积了我先前历史小说研究的心血。这里讲的是茅盾，其实却包含了我对历史小说的系统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我对自己以往研究的一个总结。 回顾上述的研究历程，我想到这样两个问题：1。研究与批评的关系问题。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思维，当然要强调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力的判断"，强调文献史料征而有信和独立准备。但它并不惮于文学批评，相反，而是应该从批评中吸取其高度敏锐细腻的艺术感觉以丰富充实自己。2。"根据地"寻找与超越问题。研究者应有"根据地"意识，有无找到"根据地"，这也是衡量研究成熟和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在一定阶段，寻找"根据地"不期而然地成了不少研究者的追求目标。尤其是出道不久或初有成就的年轻学者，更是如此。但以我之鄙见，"根据地"的寻找固然十分重要，而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同样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原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4-15 原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4-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