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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写时评的人，恐怕都会遇到一个心理障碍：时评大概只是“一时之评论”，这样的文字读者读过即抛诸脑后，今日之评论或为明日之废言。那么写时评还有意义吗？作为香港的时评作家，马家辉认为，时评或可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存在。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散文名篇——无论是贾谊的《过秦论》，还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抑或是苏洵的《六国论》——其实都是“时事评论”。最好的时评，自不限于针砭时弊，它还必须是承载历史厚重并能穿越时空的文字。比如《过秦论》里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岂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乎？如果着眼在就事论事把事情解决，那么时评就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但如果只把突发事件作为载体，实际着眼处在谈论人类共同追求之最高理想，时评则未必会过时。 甚至于，我们有时候可把时评视为历史。爱尔兰政论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不晓历史者注定重蹈覆辙。”如果我们能够时常将过去的时评拿出来温习，或许就能避免在许多地方再摔一次。李敖在49年前的评论《老年人和棒子》将老年人垄断社会资源导致青年一代没有机会的问题说得淋漓尽致，如若后人能常常复习此文温故而知新，何致今日这个问题仍旧如此严重？太史公在每一段历史后面加注的评论，也可以广义理解为“时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代表司马迁曾经努力找寻过一种永恒不变的评论的尝试。而《史记》一书，难道不是常被人当做文学作品阅读的史书吗？ 事实上，时评作者必须拿出写史的态度才能将时评写好，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负责。同时时评当然也是一种文学，好的时评值得一读再读。 原载：《书城》第5期 原载：《书城》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