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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劲旅称世的陕军，在社会变革的多元文化冲击下，昔日文学强势的式微，和当下作家的换代(有论者称为“作家断代”现象)，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其实，文学的此消彼长，因素是多重的，很难就某一缺失便抽绎出个精准的律理来。文学陕军的强势就其先锋性，一直以来被学界看好。这不仅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文学成就先机的奠定；更因了这批来自延安文艺圈，寻得了文学真谛、担当文学使命、胸怀民族忧患、具有伦理责任的一代陕军前辈文学薪火和文学精神的代际传递；使后辈仰承了这一富有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热脉、地缘血脉、人文命脉，再造了文学陕军之创作新高和先锋的延续，并生发了标识文学陕军特色的路遥“交叉地带”、贾平凹“商州系列”、陈忠实“关中叙事”、红柯“西部书写”及叶广芩“家族话语”等诸多稳定成型的、经世可存的文学品牌。 很显然，品牌递增，说明文学陕军创作在延伸。八十年代走高，九十年代多元，以及新世纪文学样态愈加密集。强势文学效应更在于激发了“70后”、“80后”甚至“90后”新生代文学向往的涌动。尤其是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荣膺三届“茅奖”，所蕴含的三种如李建军概括的文学精神气质，即“高原型”(路遥)、“平原型”(陈忠实)、“山地型”(贾平凹)，以及笔者认为的“稻谷型”(柳青)、“铁血型”(杜鹏程)、“村舍型”(王汶石)、“拓荒型”(李若冰)，这样的源远传后的整体性陕西文学精神的多质多元与多彩；和与此同时呈现在写作形态上的史诗气度，伦理形态上的责任精神，价值形态上的使命取向，情感形态上的忧患意识，色彩形态上的黄土地质地，技术形态上的求变多维文学的品质。这无不反映出文学陕军潜在和显在的创作强势。而强势涵盖，尽在文学陕军前三代。这是特定时代所铸就的强势文学风骨和作家特有的人格质基。文学陕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淘漉中，选择的是民族精神的演绎和社会进步的记录。与其说这是一种强势文学的书写，不如说是在自觉提供蕴含精神砥石的社会核心价值。 应该看到，文学强势的可否持久，是与时代、作家、文学的传承、师承等因素的转换渐变有关。正如刘勰在《时序》《物色》篇中所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从这一意义上看，前代的文学强势作为一种资源，一直以来在激励着后辈新生代。他们也的确以其最大的潜能在谋求文学的雅洁和神圣，与时代的通达之大气和丰盈之底气，表现出对文学的依然虔诚。然而，文学强势的日渐式微现象，还是落在并逼仄着陕军新生代群体。有论者称之为作家“断代现象”。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自古文学无断代。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其能指在于以无形向有形的渗透，或潜移默化式的入侵，也即文学意识的自在流动。所谓“断代”，我以为只是个文本层面的含义，也即陕军新生代群落仍未见蜚声文坛强势文本产生而已。他们的缺失更多在生活认知程度、情感投向判断、叙事文本选择、写作心态调适，以及知己知彼优长互补的把握等方面。正视了这些问题，陕军新生代的强弱转化、此消彼长可发生质的变化。 那么，文学陕军强弱转换的瓶颈是什么？新生代突围的出口又在哪里？ 从文学陕军的现状看，前代文学强势的弱化现象，的确给“70后”以降的新生代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个群落据陕西文学大普查获知，其特点是群众、体杂、基座大，创作阵营规模大大超过了前代。40-45岁之间的作家1787人，“70后”作家474人，“80后”作家306人。职业形态呈现出体制内、打工族、漂流者、农民工、校园写作者等类型。创作分布在长篇、中短篇、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影视文学、儿童文学和文学评论等领域。他们中的张金平、李沙娜、杨则纬、张宁娟、韩炸，及“90后”的高璨都已文坛有声，榜上留名，且较早地成为“夏衍杯”“冰心作文奖”的得主，成为被媒体推评的全国十大“90后”作家。 陕军新生代的这一后续，再加上除红柯等先行者之外的“60后”的温亚军、唐卡、丁小村、杜文娟、谭易、安武林、伊沙等；“70后”的李小洛、周暄璞、孙卫卫、方晓蕾、阎妮、王朝阳、吴梦川、王飞、杨广虎等，其创作已经有了自己较稳定的生活认知场，也相应写出了属于他们自己“场”内的标识性作品，初步具备了生活认知的较好的思维定力，体现出在生活认知上的应有智慧。 然而从前代文学陕军强势的存续和赓延，与下代的涵融和积储之要求观察，陕军新生代的上述文学表现，与生命的文学或者文学生命之筋络血脉标高尚有距离。这恐怕就是影响陕军新生代走强的瓶颈，以及所要突围的出口。“谁想要当作家，谁就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一定要找到自己。”这是文学大师高尔基的话，是说文学作为精神美的一种表现形式，必使外界的一切生活化为“我”的血肉表现出来，这才是活生生的有血脉流动的生命文学。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是这个道理。“新时期”以来，就其整个新生代创作而言，如有学者所判断“现在的一些70后作家，他们的写作是快乐原则，没有深度，是消费时代的作品”。这个现象在陕军新生代中并不鲜见。如陕军新生代，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面对生活形态的纷呈多变，其生活认知功力显然不足，认知思维受社会文化生态的濡染而漂移。在如何捕捉具有潜质的生活形态上显得有些迷茫与浮泛，急躁而不得其要。不能恰当确定适合自身写作的稳定生活场，轻易追逐时尚题材热点，且自觉或不自觉地贴近功利性题材而谋求现世欲望。题材换手率快，对一种题材不能很好地挖掘、穷尽其内涵资源。因而导致了许多作者的创作看似多题材、多转移、多文本，实则却蹴就了轻浅且短视的浮泛创作表象，以至跌入了生活认知上的错位误区。《陕西文学普查工作报告》概括：“……每个人都有文化细胞，多数人从小学、中学起就有一个终生化不开的文学情结”“但是这些文学爱好者、埋头写作者，大都靠一种盲目的文学热情写作，对文学理解十分有限，视野十分狭窄，创作水平当然不会很高”。一位陕北安塞40岁的作家说：“文学是我一辈子的梦，我现在需要点拨一下，我很着急，给我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这层纸捅破了是一层纸，捅不破就是一架山。” 事实上，前代作家的成功经验，只要细心研读揣摸，这架山是不难越过的。如路遥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贾平凹从《秦腔》到《高兴》；陈忠实从《蓝袍先生》到《白鹿原》，都是在同一题材、生活场深度开掘的创作范例。 由此可见，陕军新生代创作经验的不足，他们与同辈佼佼者红柯、李春平们在透视生活、阅读生活，及生活认知思维定力上尚有距离；比之上代路遥之善感知，贾平凹之善洞悉，陈忠实之穿透力，以及前辈柳青之生活认知的恒定理念，尚待补差的空间较大。据此，笔者认为，陕军新生代突破瓶颈的出口仍在作家与生活的关系上，即作家对生活的认知程度，内化程度。其要有三：一是对生活形态普泛性的认知；二是对本我写作生活场的认知；三是生活路径选择的认知。 关于生活形态普泛性的认知。究竟什么是生活的普泛性？一般认为，生活就是人或生物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是社会、民族、个人的一种生存存在。这里“各种活动”则反映出生活形态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变异性。比如从个人生存形态看，生活作为“流”，便有物质生活形态、行为生活形态、心理生活形态、情感生活形态、伦理生活形态等层面。从社会结构形态看，又呈现出乡村生活形态、都市生活形态、工业生活形态、科技生活形态、军旅生活形态、校园生活形态、民间生活形态等层面。再从民族生存形态看，又可分为形而上的崇高生活形态、奋斗生活形态、奉献生活形态、不息生活形态、勤勉生活形态、激励生活形态、乐达生活形态等层面。这种集社会性、自然性和个人性为一体的生活样态的存在，如歌德所言：“使你不会缺乏作诗的动因。也就是该现实生活既提供作诗的机缘，又提供作诗的材料。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 这是处理作家生活入场和离场的认知转换的关键问题。透过现象汲取本质，这是一道高深的写作学技能考评题。 关于本我写作生活场的认知。陕军新生代作为文学年龄、实践历练浅的青年作家，对生活的认知，不仅要具备普泛认知的能力，从阅历面上扩张视野；更要具备自我写作生活场的定位认知能力，“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高尔基语)，去进一步选择适合自身审美思维、审美习惯、审美表现的某一领域生活，做深层精细的过滤、判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充实创作所需的生活资源，使丰沛充溢的生活热流时时冲击作家内心情感的奔涌，并朝着预定的审美方向自然萌动。这种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以巧妙的叙述达成的作品，其色彩、文质、基调、情感必然与生活成为互文，从而产生出具有深闳粹质的互文意义。这即创作动力学原理。那么，陕军新生代在如何认知本我写作生活场，如何权重生活根本的重要时，我以为需细心地研究前代作家的经典经验，务必舍弃在心向上东“解构”西“先锋”、“前殖民”“后现代”盲目吞吐的疲劳行为。比如柳青在皇甫村十四年，舍弃业已完成的三十万言的旧作，投身于新的生活场的《创业史》的写作；杜鹏程在移出准战争生活场后，又入场亚战争——筑路工地生活场(脱下军装的军人)。他们无不在选择适合自我写作路径的乡村、军旅生活场，并坚持不懈，没有生活认知上的过大跳跃性。贾平凹亦然，从文三十余年，生活场由早期单纯的商州叙事，到近年城乡复调的《秦腔》《高兴》的写作，清醒地保持着生活场的出入一致性，在纷呈多变的生活与创作视野问题上不曾有过错位。相反，生活认知的迷途、紊乱和错位，一时间也可能会四面着墨，题材呈新，八方成文，且为另类写作，其作品样态似杂货店琳琅满目，然而能否上升为品质性写作还是个问题。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这说的是生活认知的专一、深层与精细，眼观心思、心领神会、举一反三的道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陕军新生代的突围，并非朝夕之功所能就。但能有个清醒的认知，能建立起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合理理念，就是个好开端。 关于生活路径选择的认知。作家生活路径的选择，与自身文学成就的取得在心向上应该是一致的。明代文学家胡震亭在论唐杜甫时说：“凡诗，一人有一人本色，无天宝一乱，鸣候止写承平，无拾遗一官，怀忠难入篇什，无杜诗矣。” 可见，生活制约文学，生活路向、经历是产生作品的基础。作家只有虔诚地生活，选准路径，才能写出气理绵劲的洁雅文学。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路径，前代文学陕军和陕军新生代有着明显的路向上的不同。前代作家取“下行策略”，即由城而乡，也即柳青所说的“沉下去”。新生代则普遍为“上行取向”，即由乡而城。究竟什么是生活质量？作为以创造精神美为能事的作家而言，我以为提高作品质量，树立精品意识是创作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以劲旅称世，“以作品说话”(贾平凹语)的文学陕军。如此说来，陕军新生代这一拔根、弃土、离乡之“上行取向”的生活路径认知，势必影响作品质涵的厚重，濡染之间变得浮躁曼妙，导致作品质地稀薄的可能是极为自然的。当然，时代的不同，我们并不苛求陕军新生代模仿前代作家“下行策略”去作秀扮酷。但新形势下的新的“下行策略”之生活路径无论如何是需要的。关键在于陕军新生代怎样去做，如何去认知了。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