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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小说一跃而起，从小说变为了大说。《汉书·艺文志》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然致远恐泥”已不足为训。 1902年，梁启超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声疾呼“欲新民必先新小说”。1902年，梁启超身体力行，作《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小说理论集中体现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新中国未来记》则是其小说理论的具体体现。梁启超将小说变为大说，此前小说是小道，家长里短，街谈巷语而已，大说则事关重大，事关“新民”大任，事关国家、天下。 且看梁启超如何将小说变为大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叙述者为孔觉民。此人，“乃孔夫子旁支裔孙，学者称为曲阜先生……当维新时代，曾与民间志士奔走国事，下狱两次。新政府立，任国宪局起草委员，转学部次官，后以病辞职，专尽力于民间教育事业，因此公举为教育会长。” 《汉书·艺文志》言：小说“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造小说者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皆是琐屑微不足道之人。然而《新中国未来记》的“造”者竟是德位兼备，既是道统、又是政统中人的孔觉民先生。 孔觉民讲什么？讲“中国近六十年史”。其实，讲“中国近六十年”即是作“中国近六十年史”，作史是为“中国六十年”盖棺定论。谁有权力修史？孔子作《春秋》，可是孔子却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故？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有德然无位，然而感于春秋时生民涂炭，礼崩乐坏，故出而作《春秋》，行天子之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孔子有德无位，只可为素王，故行天子之事，有僭越之罪，于是言此。孔觉民先生既是道统中人(有德)，又是政统中人(有位)，他作“中国近六十年史”，自然当之无愧，亦不会有孔子之叹。梁启超在其时可谓有德者，然而无位。梁启超选择德位兼备的孔觉民先生作为“演说者”(叙述者)，可以见其理想。 梁启超将小说变为了历史。其实这也可视为：史部降身为小说。史部改头换面，以小说面貌出现，如此只为了启蒙和宣传。 我们对比一下莫言2006年出版的《生死疲劳》，可以见出大说逐渐在恢复为小说。 《生死疲劳》写一个家族的变迁史。以西门闹为起始，中间千头万绪，人事纷纭，但都与西门家族有关。佛教“六道轮回”观念进入了小说叙述结构。西门闹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婴儿蓝千岁。小说相应分为五部：第一部《驴折腾》，第二部《牛犟劲》，第三部《猪撒欢》，第四步《狗精神》，第五步《结局与开端》。西门闹六次转生，西门闹之妻妾，西门闹之儿孙逐渐成长起来，恩恩怨怨，纠纠结结，你方唱罢我登台。 《生死疲劳》与《新中国未来记》有些类似，皆讲述“中国现代史”。梁启超想象未来，莫言回忆过去。想象未来为激励其时之当下，回忆过去是观今以知古。梁启超展现未来图谱，将希望从潘多拉的盒子中放出来，激励人们向着“美好的生活”奋进；莫言则是展现过去图谱，现在如何走，应该借鉴过去。 梁启超惟恐小说不大，将小说放在国家与天下的层面上“演说中国六十年史”，梁启超以大见大。莫言则是以家族变迁“演说中国史”，莫言是以小见大。谭恒《新论》的佚文见于《文选注》，言小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大道“务为治”，小说只在“治身理家”范围内。 梁启超以一位道统与政统合一的大人物为小说叙述者，莫言则以平民百姓西门闹为叙述者，大人物下降为小人物。非但如此，莫言还将叙述者下降为驴、牛、猪、狗、猴。大人物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小人物讲人世的恩恩怨怨，街谈巷语。要言之，梁启超讲的是历史，莫言讲的是故事。 20世纪小说地位僭越，小说家亦随之僭越。此前化民成俗的任务由经(《六经》或《四书》)承担，20世纪小说承担了化民成俗的任务。小说和小说家不再安分守己，小说成了20世纪中国的四书五经，小说家成了20世纪中国的经师。 小说与小说家僭越，是力小任大。力小任大对于小说是伤害，对于小说家也是伤害。小说家们请不要再疾言厉色地喊：文学边缘化了。因为边缘恰恰是小说本来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分守己，于小说，于小说家，于这个民族，都是好的。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