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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盏灯引领另一盏灯前进的故事。丹增中篇小说《江贡》(《十月》2010年第2期)中的大活佛达普，以洞悉神迹的超群智慧，发现了十一世江贡活佛的转世灵童——牧羊少年阿措，把他带上了学佛修行、慈悲为怀的庄严圣途。 丹增在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理论方面业有专攻，研究透彻，对藏地佛寺里的生活，也有长期的细致考察。不过，他的小说《江贡》中涉及到的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知识的细致精准，虽让我大开眼界，却并不让我感到惊奇，我的目光被小说纸墨间透出的写作者纯正的态度深深吸引。我认为，这部小说最核心的叙述内容，不是相关文化知识，而是对小说中的人——大活佛达普的慈悲之心丝丝入扣的刻画，以及在达普的引领和言传身教下，江贡活佛的十一世转世灵童阿措由牧羊少年成长为活佛的苦修历程。 这是一棵树在寂静中缓慢长高并结出累累果实的漫长历程，是凡俗之心坚韧顽强地洗除杂念，变成一盏明净清澈的灯，照亮雪域草原的神奇传说。作家丹增在小说文本心气平和的铺设中，不慌不忙地俯身向下，贴近永恒的大地，贴近与俗世众生血肉牵连的苍茫荒原，贴近春天欢乐的青草和羊群；又仰面向上，用崇敬的双眼，目送神鹰飞翔，赞美云间洒下的甘露，充分展示出柔软、宁静、温暖而宽阔的叙述力量。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贯穿了大量细密画知识，其意却在叙写人类对心灵、历史、民族和信仰不可思议的顽强与忠诚，以及欧亚文化永恒的冲突与困惑。同样的道理，丹增的《江贡》借文本中涉及到的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知识所要传达的精神，是作家对人类生命的深切同情与关怀，是文学的菩萨心肠。 文学的菩萨心肠，是作家写作的真正价值所在。文学作品要正视人类生活的艰难，正视社会历史的错误，作家却不该怨天忧人，无所适从。一方面，文学要能洞悉社会历史的错误，温暖人世并照亮大地；另一方面，作家要以诚挚之心，在饱含希望的坚定叙述中，身体力行地与小说中的人共渡生命难关。只有像《江贡》中的大活佛达普一样，面对贫穷、贪欲、恶行和偷窃，坚信慈悲善良和智慧能使人清醒，才会有刀枪变成鲜花的欢喜时刻。 一盏灯引领另一盏灯前进，整个世界才会被照亮，人类的美好理想才能薪火相传并生生不灭。美国作家福克纳曾经说过，即使听到末日丧钟敲响，也要对生命心怀敬意并保持尊重，永远坚守希望。这是文学的非同寻常之处，也是文学写作最考验人的艰难沟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迷失，就是相当一部分作家不知道文学应该体现什么立场，不知道为什么写作。幼稚而廉价地歌颂生活，连最“正经”的作家也有些不好意思；揭露阴暗，怒气冲冲地骂街，写来写去，作家自己又感到灰心丧气，打不起精神。 这种迷失，与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理想破灭和精神迷失的事实密切相关，也与近两百年来中国历史翻云覆雨、左右突围而屡屡碰壁的艰难时世有所牵连。不过，如果生命本是一场欢宴，作家挑灯夜战，只是为了再现众所周知的宴席盛况，文学的价值何在？如果人生是一出悲剧，作家只是把这出注定要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悲剧唠唠叨叨地做出复述，还要文学干什么？因此，我认为，为什么写作，是比写什么或怎么写更为重要的文学写作命题。 如果文学不能体现菩萨心肠，作家的目光不能穿越喧嚣纷乱的迷雾，看到人类坚韧不拔的信心和勇气；如果文学不能悲天悯地，用宽阔的胸怀拥抱因干旱而一时龟裂的土地，用温暖的手掌抚去丧夫失子的妇人脸上的泪水，用温柔的吟唱鼓舞人心和呼唤黎明；如果作家的写作只是个人焦虑的发泄和书桌上的词语之欢，文学就会无足轻重和可有可无，写作就可能前景堪忧。 丹增对此了然于胸。他用小说《江贡》的文本，借藏区佛寺生活，在饱满有力而转承自如的叙述中，完成了一个用智慧点亮人生、用悲悯之心为人承担苦痛并指引希望的故事，借此印证了文学生生不息的原因，重现了文学“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经典品质。大活佛达普引领十一世转世灵童阿措修行的历程，可看作文学对人心满怀诚意、对生命饱含真情的转经之路。达普的善行善举和律己苦修，也可视为一个合格作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小活佛的修炼和醒悟，恰似作家在写作中成长并走向成熟的文学正途。这种成长和觉悟，当然不只是作家应该具备的品质，事实上，小说《江贡》所透出的精神，更是对世间生命的殷切期冀。如果普天之下，人人怀有博大的悲悯之心，都有善解人意的智慧，都能为他人承担苦痛和分担困难，人类良知就会永远不泯，广阔的人类生活就有了绵延不绝的可靠保证。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