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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诗人、作家、学者，著有诗集、小说集、论文集多种。现为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研究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都市文化、电影与文化等课题。 六十年代的文化思潮 最近香港电影节放映的纪录片《两个弄潮人》(Deux de la vague，港译《高达与杜鲁福细说从头》)不算拍得很好。回顾两位导演化友为敌的关系是个好话题，但好像没提出什么新发现，没说出什么新意思。看看当年的图像、感染那种气氛倒是有趣的。电影展示当年的法国杂志，见出新浪潮(La Nouvelle Vague)这名字其实在新电影出现以前已存在，用来泛指当时法国新兴的青年文化。 现在回看，新浪潮电影的出现，确是更大的文化潮流的一部分。那之前是战后冷战年代的保守气氛，之后是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人权运动，既有和平的嬉皮花童的另类生活形态，也有手段激烈的黑豹党，背后是更汹涌的思潮变化，至今余波未息。法国新一代思想家，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里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内地译作列维-施特劳斯)、拉岗(JacquesLacan，内地译作拉康)、福柯(Michel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基斯托娃(Julie K risteva，内地译作朱丽娅·克里斯特瓦)也都先后出现，重读经典、挪移规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电影方面，高达的激进叙事、杜鲁福(内地译作特吕弗)的深情演绎，都可从这方面理解。在文学方面，新浪潮电影令世人更多地认识了法国新小说作者阿伦罗布格利叶(AlainRobbe-Grillet，内地译作阿兰·罗布-格里耶)和马格烈特杜哈斯(Marguerita Duras，内地译作玛格丽特·杜拉斯)，连起当时的《原样》(Tel Quel)杂志和午夜出版社周围一群作者如米修布陀(MichelButor，内地译作米歇尔·比托尔)、贝克特(Sam uel Beckett)、高罗岱西蒙(Claude Simon，内地译作克劳德·西蒙)、菲腊索拉斯(Phillippe Sollers，内地译作菲利浦·索莱尔)等，在文学上令人耳目一新，改变了之后的文学风景。除了上述的作者群，由于新浪潮电影而更为人知的作者还包括尚加鲁(Jean Cayrol，内地译作让·卡罗尔)、昂利比埃何期(Henri-Pierre Roché，内地译作亨利-皮埃尔·罗什)以及这里要谈到的雷蒙基诺(Raymond Q ueneau，内地译作雷蒙·格诺)。 最近因为要写新浪潮的经典之一，路易马卢(Louis Malle)的《莎西在地下铁》(Zazie dans le métro)，想找找看小说有没有中译，才发觉原来台湾和大陆都各出了译本，台湾是何金兰(即诗人尹玲)译的中法对照本《萨伊在地铁上》，大陆是陶晓峰、朱福林等译的《地铁姑娘扎姬》(译林出版社)。都是出版于1995年，但好像至今不大看到书评。小说和电影有不少有趣的地方，还是值得谈谈。 我们看路易马卢改编小说拍成这电影，佩服他电影语言大胆创新。之前的黑白电影《往死刑台的电梯》、《恋人》抒情优美，体会人物心理描写感情非常细腻，到了《莎西在地下铁》却是色彩缤纷，跳跃伶俐，反叛常规的青春气息迫人而来。坏家伙掏盖庸(Trouscaillon)跟莎西在巴黎街头和商廊追逐的场面，仿如动画猫捉老鼠的变奏，卡通化的人物造型、动作和音乐节奏的配合，妙到毫巅。 小说和电影的莎西 路易马卢实验性的电影语言叫人耳目一新，叫人惊讶的倒是原来其中许多跳跃的连接手法、超现实的想象场景、人物夸张变幻的性格，根本是小说就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基诺的小说出版于1959年，与新浪潮电影同年甚至更早，小说的电影感强，与导演同步。这是文学与电影平行的做法，不仅是电影改编文学，或文学受电影影响。它们根本是同一文化衍生出来，忘形地互相对话，天马行空，乐此不疲。 电影一开始在火车站，莎西的妈妈到巴黎会情人，把小女儿交给舅舅基伯奥(Philippe N oiret，菲腊挪里，《星光伴我心》的电影放映师、《事先张扬的爱情故事》的诗人聂鲁达)照顾几天，由此就展开了莎西的巴黎之旅。 电影比想象中更忠于原著。其中光怪陆离的角色，都来自基诺的创作：这包括了夜间从事神秘工作的大块头基伯奥、他足不出户的温柔妻子麦思苓、浪漫的出租车司机查理、查理爱上的酒店女侍小脚马豆、吝惜的地窖酒馆老板朱咸多，他那老爱重复一句话“胡扯，胡扯，你只会胡扯！”的鹦鹉，跟前一堆鞋子老回忆战时昔日光辉的鞋匠基力多、还有多情的寡妇、她爱上的身份模糊的掏盖庸。还有大伙羊群心态的游客，这些人物交织成一幅幅光怪陆离的都市漫画，点缀了主角莎西的巴黎浪荡。 莎西来到巴黎，只想做一件事：去坐地铁。但地铁工人刚好罢工，地铁关闭。于是她在巴黎街头闲荡，为自己寻开心。从她眼中看出来的城市，以及她对成人世界的看法，跟过去或小说中习惯刻画的巴黎、美化的童真世界，都有很大距离。 基诺小说中莎西的形象，跟一般小说中天真无邪的女孩形象完全不同。她满嘴粗话，刁钻任性，但不讲理的无忌童言有时又有几分道理。从近郊来到巴黎是一种新经历，亦正值战后美国文化影响的时代，莎西喜欢的是可乐、牛仔裤、地下铁，完全是现代生活的产物。正如马庐所说：莎西是个“令人不安”的角色。可借以探讨社会对“童真”的暧昧态度。 从小女孩看光怪陆离的花都 小说也真是借用莎西这角色，来写光怪陆离的成人世界。 在小说里莎西说：“这没有什么邪不邪，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嘛！”又有一处，她说，“生活，你必须认清它！” 莎西人细鬼大，一点不浪漫。查理跟马豆有一段浪漫爱情，最后要终成眷属，马豆跟查理离去。基伯奥说：如果在美国，大家会给情侣的车撒花纸。莎西说：“你看的那个是老电影了。现在的电影结尾时结婚的人比从前少。我比较喜欢看他们全死光。” 掏盖庸假扮警察，想骗小女孩。莎西也敷衍敷衍，大吃大喝，最后还抢了买给她的牛仔裤走路。历尽沧桑的寡妇老是遇人不淑，碰上掏盖庸以为他是情种，一往情深爱上他。莎西却不断拆穿他的西洋镜。寡妇还不如小女孩清醒：“啊，爱情……有一天你也懂得爱的时候……”对此莎西不禁回答：“你真是令人禁不住要说粗话。你再这样下去，我可要叫警察了——— 叫另一个警察！” 莎西嘴巴不饶人，老是追问基伯奥是不是同性恋，又想知道多一点同性恋的感受。莎西的旅程也似发现的旅程：但这发现不是发现一个终极的真相，而是发现现实有捉摸不定的部分，不是那么容易为庸词套语所把握。 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都不肯定。名字和身份不断变化。掏盖庸时而以警察身份出现，时而是情种，时而是恶棍。查理是粗鲁的司机，却喜欢“尽诉心中情”式的滥情信箱，浪漫得一塌糊涂。基伯奥是看来叫人生畏的大块头，实际工作最后揭晓，却是午夜后在酒吧易服为舞娘做表演。温柔妻子马思苓看来像典型家庭主妇，沉默背后却好似另有一重神秘身份。 小说中对花都巴黎的描写也尽反陈腔滥调：查理和基伯奥在车中向外来的莎西介绍巴黎名胜，本地人对哪是先贤祠、残疾军人院还是里昂车站也搅不清。后来游客一窝蜂涌向名胜，羊群一样听人乱吹。他们涌往餐馆，被缤纷的本土色彩弄得兴致高昂，“这时，披着短裙似缠腰布的侍者开始前来布菜，他们端来伤风般的啤酒、脏兮兮的酸白菜、上面排着带粉的香肠、长霉的肥肉、黑乎乎的火腿和长了芽的马铃薯，完全无视法国驰名于世的烹饪荣誉。”这样的描写，也可近似莎西那样拆穿幻象，跟广告宣传式的溢美之词相反了。 小说的嘲讽不是刻薄无情，是看到伤感、滥情和煽情只是扭曲感情的姿势而已。小说第十六章结尾，寡妇这才发觉感情被骗，呼天抢地悲哭。基伯奥对她说：“不要哭了。你那家伙不过个伪君子。我们受够了……来吧，跟我们一起去吃洋葱汤。洋葱汤总可以平息、减轻痛苦的。” 这种对感情的反高蹈态度，也见诸作者的文字态度。小说不是只带出题旨、附和流行话题。小说本身以创造性的文字思考反省、清涤累积的庸见、尝试发掘新的角度，对文字的态度也是对现实的态度。 所以小说中语言的探索也大可欣赏：充满文字游戏、俚语与装腔作势的雅语并置、字谜、自铸新词、双关语、声东击西、正言若反，比比若是。全书第一章第一个字，基伯奥在火车站的感慨“Doukipudonktan”，应该是“D’ou quipuedonc tant？”(谁那么臭呀？)的撮略。第十五章坏家伙的挑情/调情/求情，大玩法文的词性变化，也害译者吃了不少苦头(两本中译，内地译本较重文字流畅、依循传统表达习惯的中文；台湾译本则较细致及尝试创意。本文引文部分依台湾译本，部分参考大陆译作及原文略作修订)。 基诺与潜文学作坊 雷蒙基诺(1903-1976)，在法国是以语言实验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也是科学家和数学家。他1959年出版了《莎西在地下铁》后声名大噪，全球卖出超过一百万册。《莎西》探索语文书写各种可能性，文字对基诺来说不单是表达的渠道，也是作品主角。 基诺专研数学，把它视作灵感来源。他尝试以数学方程式探讨文学的基础。在《风格的练习》(Exercises destyle，1947)里，他用九十九种方式叙述一个男子在车上听到的一场口角，表示一件事是可以用无数方法陈述。他很多小说都刻画社会边缘的角色、质朴平凡的人，场景多在地铁站、小咖啡店，郊外的戏院，例如《生命的星期日》和《蓝色花》。基诺短暂参加过超现实主义，后来他跟倾向共产主义的超现实主义者决裂。 有人这样形容雷蒙基诺：“他的想象力结合了数学家的热情和诗人的理性。” 基诺与友人创办的“潜文学作坊”(O ulipo)至今在法国文坛上影响很大。卡尔维诺也曾是个中成员。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往往勇于创新，尝试不同的叙事及结构手法、反思语文本质，又喜欢自设限制去做各种实验，其中一位有名的作者乔治庇希(G eorges Perec)，就写过一本三百多页的小说《隐没》(La disparition)，从头到尾完全不用e这个字母。这还不是文字游戏而已，小说写二次大战犹太人的经验。e字母的缺席也隐喻犹太人的消失，当然作者名字里就有四个这字母，所以也有人说这也暗合了作者的消隐吧。庇希吸烟很狠，四十多岁就肺癌去世了。我有一年在南部遇见他的遗孀，饭后邀我们到她家中小坐，说了许多他的生平趣事。 我在2002年应邀往巴黎参与“两仪文舍”的中法作家交流，就“名字”主题与一法国作家杰克儒埃(JacquesJouet)各写一篇小说，儒埃写的是《谁把香蕉叫香蕉》，我的是《寻路在京都》，彼此与译者及评论家交流时，我才知道儒埃也是当代“潜文学作坊”的名家，著有《外国元首赠礼博物馆馆长》、《梯子和蝴蝶》、《我漂亮的旅行车》。他还有在巴黎地铁上写成的《地铁诗》，去年听说还公开写作一篇连载小说。我印象中的儒埃是位温文博学而又有幽默感的作者，总是想出一些别出心裁的新花样。我最欣赏潜文学作坊诸家的，也是他们对生活和文字的新意。 从五十年代走到今天的莎西 我在六十年代是通过马卢的电影而对基诺发生兴趣，去订购他的小说来看的。当时觉得手法清新，写了一篇读后感《想乘地下火车的女孩》，收入我1972年台北出版的散文集《灰鸽早晨的话》，后来学习法文，还借助英译对照，译出他的短篇《托洛城的马》，后来也收入在台出版的《当代法国短篇小说选》。当时大概是觉得这种写法很有新意，把历史神话用日常处境幽默文字写出，想作为与潮流大方向不同的参考，自学也与同好分享吧。 西西七十年代中在《大拇指》上有几篇以星期天为题材的实验，是她八十年代较成熟的短篇的前奏，没机会问起是否曾从《生命的星期天》得到启发？ 近日读到当代陈宁的散文，倒是写下向《风格的练习》致意。 我始终很喜欢基诺的某些作品，尤其是其中的幽默与创意。不过基诺和“潜文学作坊”的一伙人也有不少是科学家和数学家，我数学不好，对于太技术性的实验就没有那么上心了。但重看莎西电影和小说，确还有叫人回味的地方。《莎西》一书现有台湾和大陆译本，看来这种跟中国现代文学沉重写实主流相逆的另类风格也还有读者吧。 小说第八章，基伯奥在巴黎铁塔上有一场汉姆雷特式的独白：“……巴黎只是一场春梦，莎西把它想成一场美梦或是噩梦……顶多加上白痴小说家在打字机键盘敲出来的妄想……”小说显露了纯真与世故、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种种张力，节奏明快，没有静下来的一刻，描画出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没有什么是肯定的。巴特当年就曾撰文论介基诺。基诺对现实和文字的反省也影响了后来者，还比枯燥的文字实验者多一份幽默感，亦并不是“过把瘾就死”这么简单。 莎西在巴黎的浪荡最后以在夜盲咖啡店的大战告终。莎西时睡时醒。马庐的电影成功营造那种疑幻似真、既超现实又是无政府主义反叛的气氛。马卢加快电影的速度，以电影语言演绎戏谑成分，制作一出色彩缤纷的疯狂喜剧，带出后冷战年代巴黎文化的怀疑与思考。 小说最后写地铁重开，众人赶忙把睡着的她送往火车站，好教黎明时分跟母亲会合回家。马卢落实拍摄莎西在地铁中的睡相，强调了她梦想的地铁重开，她却睡去而错过了。又把送她的骑士具体显示是麦琳乔装而成，把原著的暗示更具体展现，也为基伯奥夫妇性别倒错增添一笔。 书的结尾，莎西游巴黎的感慨是：“我老了！” 你猜马卢电影中演顽皮小女孩的演员卡芙莲·戴梦祖(CatherineDem ongeot)后来怎样了？她演过一两个小角色，长大后就没再演戏了，当了历史学者。其实莎西这角色若活到今天，也五十多岁了，不能再演反叛的小女孩，一定也尝过乘坐人生的地下铁，试过种种复杂的成人角色，在不同的轨道上交叉往返了。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13日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