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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思考的人是幸运的，而一个能在繁嚣的世界中保持独立思考精神的人就更幸福；他会获得一个广大的世界。”——几年前，读完吴正的长篇小说《立交人生》后我写下过这样的话。《立交人生》从容不迫的叙事、精巧的结构、富于哲理的语言，以及几个各具特色的人物，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吴正是小说家、诗人，他似乎两栖于香港与上海之间。我们相识于十五年前的香港。他是一个富于情思的人，不但写小说，而且不断冥思苦索小说本身的神秘、博大，试图解开小说艺术的真谛，给小说“定位”。于是他把他心目中的小说理念、小说理想，用随感式、格言式的话语方式记录了下来，写成了这部叫做《小说，小说》的小册子。虽然标明以“小说”为研究对象，但兴趣却广泛得很，社会、哲学、艺术、女人、性爱、科技、时政，似全在视界之内。当然，中心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小说”。 小说家关于小说本质的玄想和探究、描绘和判断，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鲁迅先生是小说家，他有过关于小说的各种言论、各种著作，也写创作谈，我们今天把它当作经典来读。不过，他超越了一般的小说家，他主要还不是从一个小说家的感悟，而是糅合了创作的体验，上升到一个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全局眼光来写的，便有高度的学理和普适性，所以也就不宜作为一般的创作谈来看。对于大量的小说家的感悟、思絮、格言、遐想来说，就像遍地的吉光片羽，由于出自“厨师”之手，深得个中三昧，会有许多闪亮点。这同样是一种理论财富。我看到不少懒惰的批评家，往往顺着作家创作谈的路子诠释作品，破译和解读，这是一种图省事的法子，未免让作家看不起。事实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小说家的孤芳自赏，自我沉迷，总不免有夸大和偏执的意味，评论家被它牵着鼻子走，是不幸要陷入误判的。有的作家也着实过于自信乃至自恋，非要批评家屈从于他的自我认知不可，否则就不算是好批评；而明智的作家，总是把作品谜底交给读者和批评家去读解。但是，不可否认，好的作家的夫子自道，从感性和灵性出发，自有一种智慧之光，既感性，又理性，既片面，又有穿透力，有时可直刺事物的本质。 吴正对自己的作品谈得也不多，他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小说的“理想国”。他关于小说的性质、功能、叙事伦理、对象、虚与实，关于作家劳动的秘密，处处有他个人的烙印和偏爱。这是一些活泼的话题，有助于激活我们的思维。例如开篇，吴正就说:“没有平庸的时代，只有平庸的作家，一个再轰轰烈烈的时代，在平庸作家的笔下，也会变得支离破碎，无精打彩。”又说“新闻制造轰动，文学创作永恒，只有滤尽了一切新闻嗅觉的作品才能超然。新闻反映一个瞬间，文学折射一个时代”。这些话就很得我心。对于那种“伟大的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作品”的简单化高调，不啻一帖清凉剂。 吴正的话题涉及到什么是好小说，作家的记忆力、孤独感、结构能力、氛围感的重要，“配方式的拼贴写作”的危害，小说的禅境等等，应有尽有。吴正首先排出了他认为好小说必具的四种元素，即:情节构筑、人物雕塑、氛围营造、遁入禅境。他说塑造人物的本意是为了让故事讲得更生动、更精彩，更有吸引力，从而更不会使读者忘却，这是小说结构强度中的“一根最能承重的梁柱”。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到底是人物为了情节，还是情节为了人物？一般来说，当然是人物重要，可是问题也并不那么简单。中国小说的叙事话语的源头要到史传中去找，例如史记，它的写人，就是既服务于史事的生动性，又不完全是为了史事讲得生动，也含有塑造人物的兴趣和把人物作为史事的中心的潜意识。一方面应该看到，小说的类型多种多样，有情节小说、推理小说、意象小说、情境小说，也有人物小说，不必扬此抑彼。一味地抬高人物，贬低故事，并不能服人。但另一方面，人物毕竟是小说的灵魂所在。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注重“行动”，对人物的存在是看不起的，他说故事可以没有性格，性格却不可没有故事。人物从属于“行动”。这当然站不住脚。多少年后，结构主义又捡起亚氏的理论，也认为人物并不重要，那只是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一切要围绕“结构”运行。在这一理论下，人物被符号化，抽象化了。所以，这里的每个问题都不能做单一的解释。 作家的主体情志和进入创作状态的沉酣，是非常复杂的，吴正对此常有精到的发现。比如，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梦，还是梦如人生？——能习惯将此当作一条平衡了的生活等式来进行创作的小说家往往能写出更具飘逸性的作品来。这话就有意思。他还特别重视作家的记忆力。的确，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回忆，而想象力是回忆的反弹和升华。吴正也说，记忆在作家的保存有点像葡萄酒的酿造工艺。记忆一旦与想象力融合为一体时，便具备了再造一个世界的能量。在作家和他的人物关系上，吴正也有见地。如说“每一个小说人物的性格都是现实人物与小说家本身个性中的某一点基因的糅合体”。对此我表示赞同。我一直认为《围城》里的方鸿渐，有钱钟书本人的基因影子。也许因为此人懦弱，夸夸其谈，备尝恋爱的尴尬，人们大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还认为，《秦腔》里自宫的引生，有贾平凹的影子，这也有许多人不同意。但我坚持这样的看法。 吴正的小说观念里，似乎特别重视“氛围”，而特别对“跃然纸上”的人物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写到“跃然纸上”的程度，并不见得怎样了不起。他认为，假如读者读一部小说，仅是被小说情节缠绕，被人物错综复杂的恩怨缠绕，而不是被无法摆脱的氛围围困的话，就绝不是一部伟大，甚至是优秀的小说；而人物跃然纸上不能算一种太了不起的成功，人物藏于纸下，最好是存在玩弄马铃薯之正面与背面的那一层最薄的、带水印的空间，隐隐约约，半透明，可看却不可触摸的，这才是一种高明和高超。这些话当然说得智慧，记得汪曾祺就特别强调小说的氛围，但是，人物与氛围似乎并不是对立的，氛围也不是凭空而立的，如果一个短篇可以搞得朦朦胧胧，淡化人物，对一个长篇来说，人物不鲜明，不立体，不跃然纸上，而搞得隐隐约约的，就很危险。事实上，这已经进入了各个人不同的审美趣味了。 说到此，突然觉得，能从作家的小说论引出我抑制不住的思考和趣味，似乎久违。吴正的这些出现在我面前的《小说，小说》的片段，真是我们记忆中的一种“小说梦”。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5月28日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5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