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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刘俊在《台湾文学：语言·精神·历史》中的分析，在黎湘萍的《文学台湾》里，台湾"语言美学"的背后，有着一种决定这一语言特质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台湾的文学语言与"语言美学"不仅是文学形式或文学性问题，而更是知识人的一种精神存在形式。 近十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宏观的文学史书写开始被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所替代，个人化的研究特色逐渐呈现，世代更替与批评范式的转变……在我看来，在这些变化中，多元化阐释视域和研究理论的初步形成尤其值得注意。 闽台文化视野与跨区域的审视 闽台区域文化视野中的台湾文学研究是近年来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从宏观的《台湾文学史》到《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刘登翰先生开始从文学研究迈入区域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试图"为文学研究另寻一条文化的路径"，一种区域文化研究的视域与路径。这种学术意图在他策划主编的"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中得到了多层面的体现。其中，朱双一的《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是闽台区域文化视野中的台湾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这部著作深入地考察了闽台文学关系史，"明郑前后闽台文学的初步遇合"、"清代中叶闽台文学的深层对接"、"割台前后闽台文学的交流互动"、"现当代闽台作家的双向环流"和"闽台新文学中的历史、宗教、民俗和语言"，系统地勾勒出台湾文学的区域特征。《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从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实证历史和现实文化语境出发，去探寻文学生成和发展的潜在因素和价值，研究方法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为台湾文学研究迈向学术化提供了一个范例。 与区域研究相反的走向是跨区域的整体审视。刘俊的《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和《"跨区域华文文学"论--界定"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思路》，提出用"跨区域华文文学"概念取代"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强调世华文学的内在整体性、跨文化性和互动性。黄万华的《潜性互动：五十年代后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指出："各地区华文文学间的多向辐射、双向互动关系开始形成，从而提供了民族新文学的一种新的整体性。梳理清这种关系，有可能获得构建五六十年代中华文学史的新视角。"从两岸文学的整合研究到全球华语文学的整体审视，宏观视域的台湾文学研究仍然具有魅力。 但无论是区域研究还是跨区域的整体审视，大陆学界对"东亚视域"显然重视不够。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学者等的东亚思想史研究成果还未受到台湾文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 "语言美学"与知识人精神史 近几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界不约而同地对语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汪毅夫的《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文学的一种解说》，从语言的转换层面重构现代台湾文学史的脉络，台湾现代作家经历了各不相同的语言转换：从用方言写作到兼用国语（白话）写作；从用文言起草到用国语（白话）和方言定稿；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写作；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和国语（白话）写作；从用方言俚语到用文言词语；从用日语写作到用国语（白话）写作；从用方言思考到用日语和国语（白话） 写作。这种语言转换的多层次复杂性及其对文学进程的影响，是以往的台湾文学史书写比较缺乏的。在黎湘萍的研究中，语言同样是进入台湾文学历史脉络的一个重要维度。出版于1994年的《台湾的忧郁》曾经深入地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三种语言形态："其一是台湾土语方言"，"其二是知识分子化的白话文"，"其三是借用日文来表现台湾平民知识分子之话语"。与汪毅夫不同的是，黎湘萍更重视这种多元的语言形态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涵义，阐释文学语言形态与文学现代性的关系。到近期的《文学台湾》，这一研究得到更充分、更深入的延伸与展开。汪毅夫的语言路径是历史学的，黎湘萍对台湾文学 "语言美学"的阐释走的则是"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路径，试图建立"语言美学"与知识人精神史的内在关联。 文学叙事、理论想象与精神测绘 正如刘俊在《台湾文学：语言·精神·历史》中的分析，在黎湘萍的《文学台湾》里，台湾"语言美学"的背后，有着一种决定这一语言特质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台湾的文学语言与"语言美学"不仅是文学形式或文学性问题，而更是知识人的一种精神存在形式。从《台湾的忧郁》到《文学台湾》，黎湘萍始终关注的是特殊际遇下"台湾心态和想象的复杂性"；无论是叙事文本还是理论想象都是抵达台湾知识人内心世界与精神生活的途径。在我看来，《文学台湾》是迄今为止，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最具深度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如"所谓的'台湾意识'，实际上并非附庸于日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相反，它是对这一外来的亚洲式'现代性'的消解和抵抗"。"面对保留在不同作家作品中的各种纷繁多义的记忆，每一种解释都可能有助于逼近某种历史的、现实的或情感的真实状态，但任何一种单一的诠释也都有可能是不完整的"……黎湘萍的研究与刘登翰在《台湾文学史》导论中所提出的"特殊境遇"论和"分流"说有相通之处，他们对台湾文学所呈现出来的特殊形态与精神"差异"都有着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无疑，这种理解是超越文学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李娜的《在记忆的寂灭与复燃之间》对"二·二八"事件与文学关系的讨论也是这一研究理路的阐释实践。"反思现代性"概念的引入为学界对台湾文学精神复杂性的阐释打开了崭新的空间。在现代性的阐释框架中，台湾文学叙事及理论想象与知识人精神史的复杂关系也获得了重新阐释。 文学制度、报刊与思潮史 文学制度与思潮是以往台湾文学研究比较欠缺的。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发展。如古远清的《90年代的台湾文学制度》讨论了1949年台湾与大陆分离后，逐步形成不同于大陆的文学体制以及这一体制对文学生产的规约；汪毅夫的《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谈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从台湾学者王崧兴教授之"周边文化关系"论出发，提出这样的看法："文学边缘的文体、文学外部的制度、文学圈外的事件等因素同文学发生关联而构成的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不是文学的身外之物，也不是文学史研究可以忽略的部分。"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尝试。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文学报刊研究历来是一个薄弱的领域。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一些成果，如朱双一的《日据末期〈风月报〉新旧文学论争述评》、肖伟的《文学精神与时代性格--论台湾〈联合报〉副刊的"文艺性"模式》、张羽的《试论〈自由中国〉的文艺栏目》、古远清的《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文学报刊》等。而思潮史的研究则出现了两岸学者吕正惠和赵遐秋合作主编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和朱双一的《台湾文学思潮与渊源》等重要著作，从某种意义上看，两部著作都是对当前台湾文学论战的回应。不同的是，前者的思潮论述建立在传统左翼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后者则试图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以"探明历史真相"，所以尤其重视问题阐释与史料开掘的结合。 从"文学史"和"概观"到"史论" 文学史书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生产的一个重要产品。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也同样产生了不少文学史著作。但近几年来情况似乎有了一些变化，集体性的"文学史"和"概观"逐渐被个人性的"史论"所替代，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对宏大构架的文学史叙述已经感到力不从心？而"史论"既能够保有历史的脉络，又不必面面俱到，这样有可能为个案研究的深入留下空间。樊洛平的《当代台湾女性文学史论》和方忠的《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就是这种转换的案例。前者依据台湾女性小说发生、成长、发展、高潮、分流的创作史实和演变脉络展开分析，从两岸视域、社会历史背景、文学环境演化、男性的价值体系的反观以及女性文本世界五个维度，历史地考察了当代台湾女性文学的风貌与形态；后者突出了台湾文学在汉语文学现代性建构方面的意义，并对台湾通俗文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可以预想这种"史论"形态的学术写作还将持续下去，这或许意味着台湾文学研究界先写文学史、后研究个案的"怪现象"即将终结。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1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