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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文学运动的走向，在当今的中国批评界不是一件时髦的事情，有当历史的代言人之嫌。虽然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在内的许多学说都指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但人类的历史却显现出明晰的发展趋势。其中一个趋势就是人类正在走向地球村时代。地球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昔日似乎大得没有边际的地球已经缩小为一个村庄。这对于所有人类个体来说都是全新的处境，人必须具有与此相适应的全新的位置意识和生存方式。世界的总体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文学的定义，作家必须以全新的方式呈现人与世界。文学将因此发生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文学将由征服世界的人学转变为守护家园的人学；二是文学将在世界化的同时个体化，而这意味着新史诗文学和个体文学的诞生。 从征服世界的人学到守护家国的人学：文学的根本转折 对于文学的总体性反思，曾使我们将文学定义为人学，但是对于人学中的人如何定义是一个关键问题。对于人的不同定义意味着可以有不同的人学。人学中的人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一一历史运动，中的人.因而会随着社会一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以人和世界的关系为尺度.人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服从天命时期；2、反抗天命即征服世界时期；3、守护家园时期。在人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界来说还很弱小的阶段，必然对自然界采取服从的态度，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自然及社会规律当作天命来接受。天命本质上是世界的天命，服从天命意味着人以一种谦卑的态度对待世界。为了服从天命，人们就必须试图倾听和理解它。这种倾听和理解造就了最初的文学。世界上各民族的神话和史诗就是这种文学的主要样式。 然而，当人的力量相对于世界(尤其是自然界)来说已经足够强大时，他们对天命的态度必然由倾听和服从转向反抗.甚至要如荀子所云“制天命而用之”。这种转变落实到哲学上，便是主体—客体二分法的诞生；落实到文学上，便是弘扬人的力量，并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的诞生和占据主流地位。我们目前所讲的文学就属于这个阶段。这又可以被称为主体性文学。 主体性文学在西方的历史比较漫长，因为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开始就已产生了将主体和客体(人与世界)区分开来的倾向，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的力量的弘扬产生了“人是万物之灵”的信念.而笛卡尔等人所开创的西方近代文化则直接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文化。 主体性文学在中国的情形则是比较暖昧的：虽然荀子早在战国时期就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但中国文化在“五四运动”之前始终是以倾听和服从天命为主流倾向的。主体性文学在中国的全面诞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它在中国的历史还不到80年的时间，况且其进程还被各种历史运动所打断。所以，对于几乎是刚刚建立起主体性文学的中国人来说.要立即超越主体性文学是困难的，甚至是残酷的。 然而，主体性文学又是不能不超越的，因为世界文化在20世纪后半叶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征服世界的文化转变为守护家园的文化。导致这个转折的根本原因是地球村时代的到来，人类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了足以决定地球村命运的地步。也就是说，现在如何征服世界的问题已经过时，代替它的是守护家园的使命。地球村意识就是家园意识和守护意识。由于这种转折.文学也必然升华为守护家园的事业。文学在当代的语境中应该被定义为守护家园的人学。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诞生。欧美经济发达国家以守护家园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正日益占据主流地位。在中国，张炜、史铁生、徐刚等作家的作品也表达了新的生存意向：在保持与世界的原初联系之时，守护作为家园的世界。老子所说的“天一地一人一道”(域中四大)四重结构或者海德格尔所说的“天一地一人一神”四重奏，这种意义上的文学必然是诗意的，因而将以螺旋上升的形式回复到文学的原初样式。 接着，文学家的根本使命也必然发生变化。他们不应再像主体性文学时代的文学家那样简单地讴歌人的力量，描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表现人对世界的征服。而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反映和推动人们守护家园的事业。文学家本人守护家园的方式与农夫等劳作者不同，他们的活动是在语言中展开的。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想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守护语言并不是简单地守住现成的语言，而是让它回到纯净的源头处.使它成为守护的诗。现成的语言本身仍属语言的人类中心主义，直接蕴涵着对世界的暴力逻辑，所以，文学家守护家园的首要行动就是改造语言.并通过改造语言来改造人性。自然，文学家同时还必须关注森林消失、人口过剩、空气污染、臭氧层减少、物种灭绝、全球性温度升高或核战争的威胁等人类困境，并让这一切都进入语言层面。文学家在这种独特的“守护”活动中，将创造出全新的文学样式，并获得与自己的名字相称的尊严，成为新型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文学的世界化和个体化：新史诗文学和个体文学的诞生 地球村时代是一个总体化的时代。人比以往更加现实地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类。类意识或地球村意识将日益代替现有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这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人类生活中正在诞生着的现实。 总体化的时代必然产生总体化的文学：当人类生活已经总体化以后，文学本身也必然建构出新的总体性，在语言层面，将逐渐出现统一的人类话语。虽然人们所使用的具体的语言代码可能仍不相同，但它们的意义将日益具有共同性。跨国家的文学共同体将诞生。有关“民族化”和“世界化”的讨论将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二者不再是一对矛盾。地球村时代的文学可能仍会注重“民族性”，但这种“民族性”绝不是为了证明某个民族文化的优越，而是表现为某个民族共同体向世界呈现自身的方式。进而言之，“民族化”将不一定是某个民族共同体追求的目标，大多数文学家已在追求比较纯粹的人类化—世界化了。再追求“民族化”，则只能到文学“世界化”的个性形态中去寻找。大部分作家将不仅仅在一个民族有限的历史和生存环境上做文章.还要以整个人类为背景进行自由的文学创造。事实上，真正原初形态的“民族化”只有在前地球村时代才有可能。那时，由于民族生活空间的相对隔离.文学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族为单位独立完成的，因而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都不可能不是民族化的。20世纪有关“民族化”的论争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民族化”受到了挑战。文学“世界化”(人类化)的标志之一是文学家为守护和改造人类的总体处境而行动，所以，新的总体性原则也将使后现代主义者所推崇的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性、无深度性、卑琐性等变得过时。 由于文学以人类的共同处境为致思对象和起飞基地.它就会具有空前广阔的视野，进入全新的可能性空间。一个可以预料到的走向便是：后现代主义者所反对的宏伟叙事文学将复活。即：新史诗文学时代的到来。人类最初的史诗都是对部族共同体的总体历史呈现。史诗的衰落源于部族共同体的衰亡和阶级社会的诞生—社会生活发生分裂，意味着人类已经告别了旧的总体性的时代。地球村时代的到来在建立了新的总体性之时也为新史诗文学的诞生创造了前提：人类共同体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因此，新史诗文学是进入语言的世界本身。它在将人类整体作为表现对象之时，使人类通过文学获得新的自我意识，是人类实现自己为一个类的重要方式。这将使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 也许有人会反对这一乐观预言，担心新的总体性会变成对于个体而言的囚禁性力量.实际上，新的总体性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总体性，而是以个体化为基础的总体性。因为地球村时代在使人类生活总体化之时也将使之个体化(个性化)，文学的人类化(世界化)与个体化是同样的逻辑：人人都发现自己是人类的成员，而不仅仅是为阶级/地球/种族所固定的社会角色，因而将在彻底的类意识的基础上建构起对自己的个体意识；因而彻底的人类本位与彻底的个体本位是一回事。事实上，人类文学只有充分地落实到个体层面上才能真正获得这个称号(它在这一点上与部族文学和阶级文学有本质的区别)。随着统一的人类话语的生成，个体话语也在普遍诞生：统一的人类话语是个体话语的“起飞基地”。个体文学并将进一步解构中心/边缘的二分法。 个体文学的诞生将使文学共同体充分小型化和个性化，引发彻底的多元化的语言游戏。但个体文学并不会造就出支离破碎的“后现代景观”，因为个体文学是对于人类文学的有意识建构.并蕴涵着一定的发展机制。 (作者工作单位：深圳大学) 原载：《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01期 原载：《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