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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在最近的二十年里，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丰富着自身。现代性的引入，叙事性的引入，智性的引入，写作行为的引入，都在展现现代诗歌的包容性和蕴藏的潜力。但是另一个事实又不容质疑地来到我们面前，诗歌确实正在不以诗人意志为转移地远离着人群。很多诗人抱怨这个时代没人读诗了，而我们的读者那边，更多的牢骚来自诗人究竟写了些什么。当阅读了大量的所谓智性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中年写作、下半身写作之后，诗歌使他们更加迷惑。诗人们所标榜的生命意识为什么不能引起读者微妙的共鸣？正如伍尔芙所言，千万不要忽视读者的智商和鉴赏水平，他们才是作品真正的镜子。 拿到赵野的诗集《逝者如斯》，我意识到某些对于现代诗歌的看法开始有了偏颇。赵野的意义，远远不止像一切优秀诗人那样，是较早地独立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进入到个人写作的空间，而更是以一种独特的个人天赋找到了适合于现代诗人的古典抒情方式。他的努力不仅接通了中国古典抒情传统，而且启示了更多未来的诗人寻找到有效的当下抒情模式。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叙事性从诗歌中剥离的事实告诉我们，抒情是汉语诗歌的核心。在今天，怎样避开时髦的写作风尚，从传统的抒情模式中提取现代抒情因素，同时又不落入“仿古崇高”的通病，并将抒情纳人到时代的审美法则之内，也许是中国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诗歌真正亟需解决的问题。 赵野的诗歌正是在这种一种背景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当如此多的诗人在谈论如何继承传统，继承古典诗歌的音尺、音步、音韵等等，赵野却已经悄无声息地用他的诗歌接通了这条电路，“多少诗章出自固执的记忆和/心底，恰似一轮明月照东风”（《时间•一九九○》）。就像钟鸣所说，“他诗中的古意，并不是被现实中那种非古意刺激出来的，而仿佛是来世者的携带物”。然而，在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上，赵野对于新诗的贡献还远非如此。他的意义，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从个人气质出发，找到了自身和中国古典抒情方式的契合点，并将之与现代都市生活现实和当代诗歌发展现实相碰撞，从而创造出一种朴素、自然、节制和优美的现代古典抒情体式。只有当内心体验和个人气质与古典抒情诗人发生激烈的共鸣，而诗人本人又天然具备了把握一种民族语言的天赋时，中国传统诗歌的魅力才可能成为一个诗人的“来世者的携带物”。赵野并没有为他多年的诗歌实践打出任何理念或旗号，但他的诸多作品确实又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范例和启示。比如他的《汉语》、《字的研究》等等，相比于诸多提倡继承诗歌传统的诗人，赵野的诗歌做得更为自然，更浑然天成。 毫无疑问，在继承古典诗歌传统这一点上，赵野很难排除所受柏桦的影响。首先，二者对当下商品经济时代物质生活的不断深入，最终都导致他们内心更迫切地远离。他们共同的宿命更像是返还到历史和时间的长河里。其次，二者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偏爱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魏晋风度上。对中国古典诗歌中最杰出的人文精神的自觉认同，使得他们的诗歌呈现了共同的思想特征，即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但是，无论从诗歌形式还是诗人的气质上讲，赵野和柏桦则呈现了更多的差异。 柏桦思想警敏、尖锐高傲，喜欢使用夏天、老虎、鲜血、手枪等等这一类词汇，言辞热烈而突兀，在冲动之中又暗含忧伤。他的诗歌呈现一种火红的颜色，更多倾向于直抒胸臆地表现个人情怀和情操，比如“一匹马来自冬天的俄罗斯”（《骑手》），“今天，我们层出不穷，睁大双眼/对自身，经常有勇气、忍耐和持久/对别人，经常有怜悯、宽恕和帮助”（《痛》），这些使他更接近于嵇康的性情。从诗歌的形式上说，我更愿意将柏桦归为一种表现主义诗人。他的诗歌自始至终都在袒露一招一式的诗艺，思想、志向也是经由一种出乎意料的“自我”形象得以表现。但是，大量形容词的介入在使他的诗歌获得了思想尖锐的同时，又使得他的抒情不够自然流畅，时而陷入紧绷的状态。 在一种对语言高度敏感的天赋的支配下，赵野准确地避开了柏桦诗歌中的坚硬部分。就像他在隐喻河流时曾谈到他与诗歌形式天然的契合： 它比天空深邃，比音乐温柔 又安详又沉着 我醉心它的形式 无与伦比的形式，可怕的诱惑 我想，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秘密的东西 穿过筋骨和血肉 如某种冲动，契合着它和我 ——《忠实的河流》 赵野很早就意识到了诗歌的形式意义，他懂得诗歌形式的奥义本来就应该是“比天空深邃，比音乐温柔/又安详又沉着”的，他的诗歌本身也的确呈现了他的艺术追求，深邃、温柔、安详和沉着。对这一切的驾御仿佛都出自诗人的天性和本能，诗歌就好像“某种冲动，契合着它和我”。黑大春曾经力赞赵野诗歌的形式之美，他说，“赵野之诗，平淡背后暗蕴雄奇，笔力老到”。柏桦曾经说过，他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意识到给诗歌添加一些柔软的成分有多么重要，只有当诗歌的力和它自身呈现的温柔达成微妙的平衡之后，诗歌才能称为成熟。 赵野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缺乏柏桦的思想穿透力，就像他在诗中所言，“我也无力看透一个国家/或一种制度的秘密”（《透明》），因此，他明智地开启了诗歌宽厚、仁慈的方面。一如他在诗中所写到的： 我最早的记忆连带着悬崖 缀满铁片和火红的布匹 我三岁，第一次射下黄鸟 品尝了阴谋和杀戮的味道 而雨水浸透了我的血液和棉袄 ——《成长书》 在准确的时间里奔走 为简单的日期眩晕 却忘掉了天崖上 滔滔号叫的孩子 ——《水银泻地的时候》 在他的诗歌里，成长的欲望和人性的精神并存、交融，生存的胁迫和良心的叩问纠缠、交织。他的诗歌超越于许多诗人之处就在于，他能用一种更为自然的、水到渠成的方式，尖锐地撕裂人真实的存在境域，又不显得做作或者矫情。在他的诗中，诗人不仅是自身存在的目击者，而且是复杂人性的清洗者和提升者。当他想起山崖上啕啕号叫的孩子的那一刻，无数在准确时间里奔走的生活就显得非常荒唐并且可疑。他的诗歌在躲闪了自我表白式的宣言和艰涩生硬的意象之后，呈现了更加令人感动的人性的光辉。毕竟，诗歌除了高贵，什么也不承担。对此，赵野深知，诗歌在现代社会里再不可能扮演任何有效的角色，但它终究会是人类最后的安慰。 纵观赵野的诗歌，倘若它们在一九八八年之前还存留为一种感性、散漫的风格，那么大约就在这一年的《十四行诗》和《字的研究》两首诗中，赵野就已经迅速地明确了它们的形式特征。正如他诗中表露的，那是一种亲近于荷马的宁静而清澈的形式，同时他也相当明白，在这一种不同寻常的宁静里，大海的喧响将奔腾在他的掌心。 诗歌观念的形成不能不说与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密切相关。当他的目光最终落在阮籍的身上时，他发现在他们共同松弛、质朴的天性里，同样充满着莫名的惊悸和不安，而远离着激烈、高昂的表现欲。可以想象，深沉、遥远和无端的悲伤曾像闪电般划过他一九九一年的某个夜晚。与阮籍的遇合让他诧异，是否是文字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来历？他的兴奋和激动是那样难于言表，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同样的气流包围着我们 它的惊悸像我的食指 和名字，在发热的季节 在三世纪，充满睡眠和金属 风宽阔，它的翅膀轻轻抖动 我的眼前，长江水往上涌 我驱车直奔江边，谁是英雄 谁能让植物停止迁徙 ——《旗杆上的黄雀》 几乎和阮籍有着同样孤独的命运，他的绝大多数诗歌都集中于表现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的冲突，这些诗歌也往往以无法解决、无法克服个体的软弱与渺小为结局。在他的意识深处，个体即使能够获得最大的自由，但终究无法逃脱死亡的归宿。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许多的诗歌当中，而且还带入了他诗集的名字《逝者如斯》。与当代绝大多数诗人相比，赵野诗歌的特点就在于他最善于表现生命意识的孤独感。他的诗歌之所以感人，盖因于此。在诗歌的手法上，他自觉地像阮籍一样并不描摹实有的场景，而只是借助某种意象和意境，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种绝对的孤独感，一种深邃但又不可名状的情绪。在更多的诗歌中，他对于自身肉体的沉沦和自恋的事实持有着强烈的否定和怀疑态度，这使他的诗格往往走向低沉。但在一种深沉的无奈和落寞之中，他却准确地避开了人生消极，因为那些对命运无止的哀叹，正是出自他内心对生活的礼赞和歌颂，出于他对人们因过度欲望而引起的争夺、虚伪、矫饰和残忍行径的悲愤和蔑视。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他虽置身城市，但却心存山野，他追求的人生淳朴真诚、淡泊高远，充满自然情趣。若非如此，赵野怎能留给我们这样洗练的文字： 我不是一个可以把语言 当成空气和食粮的人 我也不会翻云弄雨，让天空 充满炸药的气息 二十个世纪，很多事发生了 更多的已被忘记 因此，我学会了用沉默 来证明自己的狂野 像那些先辈，每个雨季 都倚窗写下一些诗句 不是为了被记忆，而仅仅 因为雨水使他们感动 这雨水也使我感动，此刻 河流流淌，光明停在山顶 ——《自我慰藉之诗》 除去阮籍式的个人气质，与《古诗十九首》抒情方式的合拍是赵野较早地明确诗风的又一因素。《古诗十九首》常以由社会压抑而产生的夫妻离别、友朋契阔为题材表达诗人的种种悲慨，后因其文温以丽、意悲而远、不迫不露、含蓄蕴藉而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以至钟嵘《诗品》把它放在“上品”第一。《古诗十九首》对于赵野的影响，体现在他诗歌的很多方面，比如鲜明地反对过度地对诗歌形式外观的追求，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词汇、生僻的典故，而是更多地采用短句、对仗句式，而他的对仗句式多数较为古朴而不那么精巧。朴素、含蓄，充满秩序的诗歌风格使他的诗歌虽然每首都充满感情，但却很少表现得强烈而激越。其中。《无题》是尤为独特的一首： 树木落尽了叶子，仍在 空旷的大地上发狂 铁骑越过黄河，颓败 蔓延到整个南方 我看见一种约定，像一次 必然到来的疾病 你的菊花前院枯萎 我的祖国痛哭诗章 ——《无题》 八十年代末以来，当诗人和诗歌都卷入到商品时代的浪潮之中，赵野看到他内心不祥的预感在兑现，“颓败/蔓延到整个南方”，他不可能从容地运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铺展场景，而是一反常态地在一瞬间聚集了他的紧张、焦虑和不安。这首诗歌简短、急促但又有章有法、自然流畅，无论从形式上的完美还是从思想上的深刻都堪称一首经典的当代“绝句”。 除此之外，他绝大多数的诗歌更喜欢用一种屏气敛息的方式将强烈的感受收拢到内心深处，而呈现出独特的明净淡远的诗歌境界，比如他的《汉语》、《冬天雾霭沉沉》、《自我慰藉之诗》、《有所赠》、《玛丽》、《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三代人》、《冬日》、《汉水》等等。相比柏桦诗中“放”的手势和烈火的红色，赵野的诗歌更像是一种“收”的姿态和大地苍莽的白色。这也许能有助于认识他特别喜欢“雪”这一意象： 前世的巨大的雪 铺满道路和庭院 树木冷峭、坚硬 有种宿命的意味 城市遁去了，终于 和我没有关系 ——《一九九七•元旦•温家堡》 我看到的世界纷乱、宽广、如同回忆 我的内心悲苦，徒劳搜寻着坚固的东西 我也想过，一次下雪或许就能改变我 但我宁愿保持沉默 我甚至不会询问我是谁 当雪花漫天飞舞，我将淹没 ——《下雪的早晨》 难得雪花飞舞，融化了 周遭的浮躁与喧嚣 ——《关于雪》 对生的一切苦楚不是以号啕大哭的悲歌而出，而是用白雪将之深深地掩埋而入。如果说柏桦是一个夏天的诗人，海子是一个春天的诗人，赵野则更像是一个冬天的诗人。他所诉说的不是激情、疯狂，而是理智对激情和疯狂的掩埋。这一点使得我和臧棣在遍阅赵野的诗歌之后，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红楼梦》的结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其中鲜为人知的是，一切自然、静穆的美学境界却是因他高度的焦灼和不安驱动而成。面对时代汹涌的潮水，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接受了为了物质时代的生存的尊严而隐忍的一切，连同时代的诱惑对生活本质的改变，但他的内心却并未因时间流逝而放弃或减弱青春式的对抗和中年式的激情。在他的诗里，雪的本质非但不是苍白的，而且“这雪灼热得像烧红的生铁”（《这城市背弃了多少记忆》）。因此，一种荷马式的回忆和宁静、阮籍式的孤愤与遥远、“古诗”式的朴素和悲情，最终融合成为赵野诗歌里那白雪掩埋的火焰。 如果说柏桦是靠“血”来写作的诗人，因为他燃烧着火焰，海子是靠“心”来写作的诗人，因为他奔赴了太阳，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赵野是靠“气”在写作的诗人，因为他含拢了凛冽的北风。正如他在诗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 同样的气流包围着我们 ——《旗杆上的黄雀》 云卷云舒的气度 废黜了时间 ——《忠实的河流》 我自问，一个古老的字 历尽劫难，怎样坚持理想 现在它质朴、优雅、气息如兰 决定了我的复活与死亡 ——《字的研究》 “气”不是我们身上任何一个可以感知、触摸和观察的部位，它无形、无味、无声，却在冥冥中和他对诗歌“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得意而忘言”的艺术追求有着某种神秘的暗合。越是激越地入世就越能够产生返还内心的渴望。因此，屏气敛息的表达不仅呈现为一种诗歌的抒情写法，而且更像是诗人一贯隐忍的内心写照。当我们读到他这样的诗句：“一个声音响起/一次和解降临”（《很多年来》），我们就懂得了隐忍对于一个诗人意味着什么。 面对当下的诗歌时尚，赵野的古典抒情探索显然有些不合适宜。为了保留这气质中的纯洁和高贵，他放弃了一切饶舌的机会，“因此，我学会了用沉默/来证明自己的狂野”（《自我慰藉之诗》）。而他尖锐的判断力也使他的诗歌充满了对时代嘲讽的力量：“在广大的天空下，谁会/知晓我的住处/谁会默念着我，像我/默念种族的光荣……风越吹越冷，我知道/这不是同类的过错/他们愚蠢的嘴唇/也哆嗦着，像跳蚤”（《在广大的天空下》）。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不从传统中获取养分的艺术能够取得辉煌，这使他坚信，只有从个人真实的气质和秉性出发，寻找并复活中国优秀的古典诗歌传统才是当代诗歌得以繁衍、生长的真正契机。面对时代的诗歌潮流，他虽然感到已经生生被扼住了血脉、咽喉和肺，但是却说：“我相信那些面具会同/这个世纪一起消逝……我惟愿在尘嚣中变得清晰/毁灭中变得坚定/当稻草漫天翻卷，向我们/呈现最后的风景”（《冬日》）。 在这一点上，他的诗歌警醒着更多的当代诗人，在汲取翻译诗歌中的现代人文素养的同时，必须学会对语言和民族气质保持高度的警觉。这也使他的语言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都更贴近着汉语的本质： 在这些矜持而没有重量的符号里 我发现了自己的来历 在这些秩序而威严的方块中 我看到了汉族的命运 节制、彬彬有礼，仿佛 雾中的楼台，霜上的人迹 使我们不致远行千里 或者死于异地的疾病 ——《汉语》 在他的诗歌里，“汉语”不仅照亮了我们的来历，而且提醒了民族的性格和命运：节制、彬彬有礼。他使我们认识到，汉语自身的诗歌传统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的诗歌传统，因为它仿佛是“雾中的楼台，霜上的人迹”。在他看来，种族气质和其文字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隐秘的联系，汉语与民族性格之间更像是互相映照、互相生成的关系。他对于汉语诗歌传统特质的发现和挖掘，最终使他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成功地提取了现代抒情因素，并使它呈现为一种民族独特的气质和命运特征。这也许才是麦城赞他为“中国最好的抒情诗人”的原因。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2 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