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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烈地关切，一位频频与巴金通信，向往着革命斗争生活的新女性，她那人生命运后来将会怎样？她还好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70年间她经历了哪些事？”当作家偶然邂逅了巴金写给女读者赵黛莉的7封信后，强烈的好奇促使他渴望找到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正是这些信引出了作家历时两年多的寻找、思考和创作，从而诞生了又一部报告文学力作《寻找巴金的黛莉》，“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已颁给此书，各路媒体开始竞相报道这部纪实作品，而此书的作者正是曾经以“中国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轰动全国的著名作家赵瑜，他还曾以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获得鲁迅文学奖。 找到黛莉，感叹世事无情 2006年冬，赵瑜在山西太原的古董市场发现了巴金从未发表过的7封亲笔书信，收信人均为“赵黛莉女士”，推测时间大约在1936年。又据推测，黛莉现在应有90高龄了。信中巴金谈论了他对人生、社会和文学的一些看法，还为黛莉推荐阅读的书目。透过那些潇洒的钢笔字，我们能感受到巴金对一位陌生读者的深切关心。正是这些激发了赵瑜的强烈兴趣，他不仅要去寻找黛莉和早年的巴金，还要回望那段留下了伤疤的历史。 寻找的过程是艰苦曲折的，而结果令人欣喜，黛莉健在，这也证明了书信的真实性，同时透过这个女性知识分子坎坷的一生，人们再一次感受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赵黛莉，一个富家小姐，爱好文艺，为了革命离家出走，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颠沛流离，经历了一场痛不欲生的婚姻，独自带着女儿凄惶度日，经受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应对着没完没了的政审。七十余载风雨摧袭，世事迭变，她没有软弱屈从。敬佩于她的坚韧，同时感叹世事的无情，于是赵瑜从一个人物牵出一段历史。 寻找黛莉的过程，出现了许多相关的人物，作家没有怠慢这些值得书写的人，书中展示的是一群人物的整体命运“传奇”。一个名叫赵瑾的老人对作家的内心触动特别大，老人上过大学，有文化，由于“出身太复杂无法应对审干”，一辈子做的都是修鞋、修车和捡破烂的工作。赵瑜叹道：“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的拼杀太残酷了。” 读者或许会生发出这样的思考：为什么生活如此残酷？为什么善良的人们得不到幸福？我们该如何反省历史？ 作家说：“今天的现实无疑是从历史推衍而来的，任何民族都只有把历史看成如自己的宗教般那么重要，才能更好地关注当下。所以，文学作品的创作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现实和政策层面，因为你关注的这个问题很可能不久就能得到解决，一旦得到解决，作品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要从历史上、从更深的地方去关怀土地与农民，才能告诉大家一些更丰厚的东西。” 这个作品也一样，虽然信是1936年写的，但从一个人的身上折射出了社会时代的缩影。战火纷飞、乱世佳人，“文革”的风云变化、时代更替，给人带来的启发很丰厚。 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见解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我(的)行为常常不能和思想一致，这是社会环境使我如此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这些都是巴金写给黛莉信中的原话。他极为坦诚，对待读者很耐心亦很亲切。 赵瑜在书中评价道：“巴金先生成名后，长年累月坚持回复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且非常真诚细致，绝非一时间心潮袭来，而是一种信仰的郑重传承，是一种关于‘利他’理念的自身坚守。”“而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对待读者时，脾气足够大，一个个就跟‘伟人’似的，其实也就是伪人罢了。” 在这部书中我们发现，赵瑜对知识分子的问题长期关注并思考着。 他说：“西方人评价你是否是一个知识分子，是看你是否有独立的见解，是否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有独立、自由、民主的精神，而不是看你的学历有多高。我们这一代人的独立性太差，没有平民意识，官本位的思想盛行，都纷纷去跑官了，弄到自己后来事业衰退，就这样自毁长城，造成了人格很难独立。造成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如巴金他们那一代的。在真学问上，他们学贯中西，而我们的知识学得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狭窄，人云亦云，个人的独立性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咱们到现在还不能超越‘五四’精神。”赵瑜无奈道，现在的社会怎么都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呢？于是知识分子要想独立，还得首先考虑生存。 赵瑜本人为了“生存”，还从事过纪录片的拍摄，并且做得还不错，央视都曾经要把大片包给他做，但他觉得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就够了，这玩意儿弄多了，是一种重复劳动，没有太大的意思，于是他又回来潜心创作报告文学了。 不可否认，与影视相比，报告文学的传播和影响力越来越弱了。但赵瑜说每个作家都要有自己的定位，不是谁都能从事影视这一行的。他同时也承认在创作《寻找巴金的黛莉》时考虑了节奏问题，吸收了侦探小说的手法，换个角度看它，就是个纪录片的脚本。“但是黛莉已经90岁了，人家家里提出，赵老师，千万不能让他们来我们家折腾。所以拍纪录片很难实现。” “我何尝不愿意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宣传这本书呢？但我不愿意再去惊扰这两位加起来150多岁的老人了。人家说了，不能告诉别人地址，我就不能说。我得尊重人家不是？你让人家反复回忆自己不愉快的过去，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与体育的不解之缘 赵瑜曾经是个运动员，上世纪70年代，还在上中学的他就已经是山西省青年自行车队的资深队员了，中学毕业后又干了5年篮球教练，游泳也是他的强项。“80”后、“90”后的年轻人肯定很稀罕运动员能成为作家，殊不知，冯骥才以前还是天津篮球队的呢。 对于从运动员到作家身份的转变问题，尽管每次接受采访都会被问到，赵瑜还是耐心地解释了一遍：“70年代，体育参与者不像现在这么单一。那个年代，只要能逃脱饥饿，就都会去参与。我们运动队是很职业化的，但是成分很丰富，有工程师的孩子，有当兵的……不像今天，要么你上体校，要么你一点体育都不干了，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体育现实，而且辛辛苦苦去练的，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孩子。当年我们把体育当成一个度过‘文革’十年的航船，后来大部分人都改行了。因为体育到了一个年龄就不能干了，于是就会考虑从事其他的工作，其实好多人后来都能写东西。”又是复杂的时代背景造就的选择，但正是由于这段运动员的经历，使他特别关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一部讨论中国体育运动中存在的体制弊端和畸形现象的《强国梦》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和讨论，外界对此书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肯定他发出的对体育必须改革的强有力呐喊，有人批评他歪曲了中国体育的实际。不能说他对中国体育的认识完全正确和全面，但他所追求的方向无疑是纯粹和健康的。2009年底，《强国梦》入选“新中国6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赵瑜觉得很欣慰，“说明作品还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些年，他对体育的关心一如既往，“体育要改革，但20多年来，它一直处在两难的境地，害怕一旦改革，金牌数量就会下降。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趁机改革，把体育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俱乐部化，反而更强调了国有化。我记得北京奥运会之前，国家体委的编制更加进一步了，为什么，就是怕影响了金牌数，对老百姓不好交代。于是体育就更加成为独门独户了。明眼人看着都着急。” 采访的当天下午他要飞往广东东莞，有朋友跟他说，那个小地方有3支职业篮球队，而且有上万人在打篮球。“易建联不就是那儿的嘛，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开玩笑说“你不会又是驾车去吧？”，他也笑说，太远了。他的生活实在是和运动密不可分，他喜欢驾车，总开着他的车“上山下乡”，他觉得离开铁道线、航线，纵深山河，进入生活更具体的地方去，很快乐。有朋友还专门为他写了《赵瑜驾车记》。 他敦实的身板，黝黑的肤色，朴素中透出达观的生活态度。缜密的思维，细腻的文笔，作品里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赵瑜寻找黛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作家反思历史的过程。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0年02月12日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02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