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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诗人、学者公木(张松如)先生离开我们已10多年了，人们不会忘记他对歌词创作和新诗发展的贡献；更不会忽略他的诗学思想和理论著述在诗界和整个哲学、人文科学界所产生的影响。为此，许多评论家、学者撰写了一系列研究他的诗歌创作和学术著作的文章。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由中年学者张宇宏和樊希安所著的《公木评传》，当是系统研究、评价公木先生一生创作道路和学术贡献的力作，出版后曾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此书出版时间较早，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是公木先生异常活跃的时期，此间，他又出版了著名的《第三自然界概说》并发表了《人类万岁》等许多重要的诗作，此外，还主持编写了《中国诗歌史论》等国家重点社科项目，这些内容不应该被省略。 根据师友的殷切期望、先师弟子的迫切要求和出版社的积极支持，原书作者决定对《公木评传》进行修订出版。这是诗界乃至学术界的一件大好事。 写评传是不容易的，不但要写出评传主人公的生平和创作历程，而且要对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做出科学的、中肯的评价，不溢美，亦不疏漏或评价不到位。在结构上尤要注重丰富的包容性和简洁性并举，语言上也要生动活泼有文采，防止八股气。评传的两位作者在这几方面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认为，他们是在用艺术之刀笔为公木先生做雕像。具体说，本书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对原始材料的详尽占有，捕捉到许多生动的生活画面，既叙述了公木先生多彩的一生，又突现了他独特的生活风貌和艺术个性。比如对公木先生青少年时代孜孜求学和向往革命的叙述，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和详尽的记叙。其中写青年公木1932年以“左联”学生代表的名义和几位同学去拜望回北平探亲的鲁迅先生，事后又写成了《鲁迅先生访问记》一文，给人印象颇深，材料的挖掘也不易。而到了延安“抗大”以后，公木先生与作曲家郑律成合作写成《八路军大合唱》的过程及在抗日军民中的影响，叙述尤显生动具体。至于解放战争中，公木先生在新建的东北大学带领师生北迁，上世纪50年代父母被邻人的煤气熏死的惨剧，被打成“右派”的不公正折磨和“摘帽”后的重返讲台，特别是“四人帮”统治时期，老诗人写出《棘之歌》以明志，都是精彩动人的片段，使读者对公木先生有一个多侧面的立体的了解。 其次是对诗作的精当评析，使人对公木先生的诗作既有宏观的把握，又能微观地欣赏和体味。特别是通过艺术比较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尤为难得。公木先生一生创作了大量歌词和诗作，其中有自由体诗、民歌体诗，也有半格律体诗和古体诗，这些作品不但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而且在艺术上又各有探索，如何把握其要旨，在叙述作者生活经历时又该如何在艺术上评析它们，是使读者了解公木先生创作成就的关键。本书作者对此把握得很有度数。比如对公木先生早期诗作《父与子》的评析，指出了这篇诗作不但塑造了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父与子两代农民形象，而且大胆地与臧克家先生的《三代》一诗进行了比较，二者各有所长，但《三代》只是客观地写出了农民悲苦的命运，并未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农村的面貌。而《父与子》则通过儿子塑造了新型农民的形象，并较深刻地反映了经过大革命洗礼后农村面貌的变迁及一代农民的觉醒。这一评析是恰当的。 再次是对公木先生诗学理论的科学剖析，使人清晰地了解到公木先生在这一领域的突出贡献，这对推动新诗的发展有不小的作用。尤其是对“第三自然界”的论述，从哲学和美学角度又深化了公木先生的诗学理论。公木先生在诗学建树上有许多独到之处，比如“新歌诗”与“新诵诗”，他在一篇文章中曾专门加以阐述，指出前者即“一切供伴乐歌唱的诗篇，包括民歌、歌词及所有按谱填词或先有词然后有谱的作品”，后者即“一切供阅读朗诵的诗篇，包括自由体、格律体及所有摆脱了音乐性而纯属语言艺术的作品”。这是两种相辅相成的诗作，歌诗和诵诗的发展是有利于推进新诗大众化与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此，本书作者不仅肯定了它的理论价值，而且总结了公木先生本人的创作实践，又验证了其现实应用的成绩，对诗学理论的建构有很大的启示性。 更为可喜的是修订版《公木评传》增加了“卓有建树的学术研究”专章，对公木先生在老子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先秦寓言研究、第三自然界理论、毛泽东诗词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的卓越的学术成就加以评说介绍，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公木先生，不仅是享誉中外的著名诗人、诗歌理论家，而且是国学根基深厚、在民族文化研究方面颇多建树的学者。评传对公木先生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在创建我党领导的东北大学以及数十年来教书育人、扶植青年诗人和青年学者方面的贡献，也有许多具体生动的评述。从而，把战士、诗人、学者三位一体的公木先生的形象，用艺术的笔法，立体地呈现于广大读者面前。因此，这部评传的价值便不言而喻了。 作者：张宇宏 樊希安 出版社：长春出版社 原载：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0年07月13日 原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07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