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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洋才让的长篇小说《康巴方式》，以其充满魔幻色彩的大胆想象力，洗练干净、隽永悠长的语言，对康巴人生活的民族志式的细节考古挖掘，以及洋溢于文字之间的人性悲悯情怀，书写了一部有关“多民族中国”宏大想象的边地奇书。它的出现，不仅是近年来红极一时的阿来、范稳等作家的“边地写作”的一种延续与创新，更是一部有关生态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与野蛮、发达与落后等多重重大主题的“文化人类学”式的小说著作。理性的哲思和想象的飞翔，神山的美丽传说，通灵般的视角观察，让其成为一部有关现代性反思神话寓言式的隐喻书写。 以往的边地小说，往往从主体性文明出发，对国家民族内部从属性文明，怀有进步和人道忏悔的双重情结，或将从属文明浪漫化，从而反思主体性现代文明。 这部小说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上，却有着新的变化。比如，在阿来的《空山》等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利用边地来反思汉民族/少数民族、现代/野蛮的关系，进而反思现代性的进程。边地的历史和汉民族主体的历史，成了相互反证的历史，而最终将历史现代性的宏大进步性消弭于一种宁静的虚无之中。其后范稳的《水乳大地》也延续了这一相关的价值取向。而杨志军的《藏獒》，姜戎的《狼图腾》则将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将边地的牧歌形象，对于现代文明的疑虑和对过去文明的怀念的双重情绪，变成一种适者生存的强者哲学，一种对于健康人性的启蒙式的讴歌。而在《康巴方式》中，江洋才让淡化了汉民族作为现代性的示范作用，而是突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 他拒绝一种简单的内部东方主义的态度，康巴人的生活方式不再既是落后的又是自由的，而是展现出一种文化人类学式的历史细节的主体性作用。当老村长拜访戚桑家，笑着说，“看来，你真是想把日子彻底地过慢了。”现代性对于速度的追求，无疑就受到了强有力的质疑。在祈雨仪式中，喇嘛和尼玛之间的较量，虽然隐约透露出科学叙事与神启叙事之间的矛盾，但那两场雨，却巧妙地缝合了二者之间的裂缝。而尼玛和女县长卓玛之间的爱情，则更像一次不可思议的想象。驮脚汉和高贵的女官员之间的爱情，被作家剔除了权力控制的因素，以及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内在紧张，尼玛直率忠贞的性格与热情英俊的容貌，卓玛对真挚爱情的渴望，都在一种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得以介入并融合，共同打造了那条通往康巴的“爱情小路”。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在紧张不见了，反而出现了一种对不同生活价值观念和生存状态的美好的祝福。对于历史色彩的淡化，对于社会阶层的淡化，凸显了作家对于现代性下的民族叙事的深入思考。这对边地小说而言，无疑是有所进步的，并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式的、独特的民族宏大叙事上，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的运用，也是这部小说在边地写作中又一个独特的表现。一是成人化的“叙述自我”追忆童年往事的眼光，另一种却是儿童化的“经验自我”讲述当时正在经历的事件的眼光。在这些奇特的叙事中，成人化生命欲望的绽放，理性的对命运的慨叹和沉思，与儿童化的世界神奇想象，都在康巴高原的梦幻之国展开。这类反思和追忆的双重目光，不仅造成了叙事的记忆深度，而且为小说建构了一个回环往复、复调呼应的独特的叙事时空，从而可以有效地消解线性历史的宏大野心，也有利于建立一个属于康巴的诗学化时空。 可以说，江洋才让的这种对于小说艺术的探索，是比较成功的。 (赵林云 山东济南《都市女报》总编辑) 原载：长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4期 原载：长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