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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多颂生命力、魅力、能力等，极少单单涉论一“力”字[1]。时至今日，即便是最惜字如金的诗人，也很难用单字尽表心意，更不必说须用大量语言谋篇布局、铺栈设道的小说写作人了。 后人用组词造句的方式理解前人所造单字及其指代，既是语言变化的要求，亦是时光对人所设下的宿命。许多古字走到今天，本身就成了谜面，后人理解前人文字，极不容易。以《庄子》为例，向秀、郭象等[2]，虽隔庄子年代不算特别久远，但也不得不经由注字解义进入逍遥语境。宋理宗年间的林希逸，曾撰注《南华真经口义》（《庄子口义》），希逸于《庄子口义发题》中称《庄子》“不可不读最亦难读”，并列举读《庄子》五难，其中，字义之难及异，列为首难，是以《南华真经口义》，亦从注字解义入手。 比之《论语》，《庄子》向来就不是面向最多人、有教无类的普泛言说。即便注解者众，但“莫能究其旨要”，可见《庄子》之难。又如夫子言论，虽不似南华真人故布玄阵、频用僻字，但理解起来也极费思量。王肃、郑玄、何晏、皇侃、邢昺、朱子等，无不为夫子言论大费周章。钱穆、杨伯峻、李泽厚，每读每裁夫子，莫不由注疏入手。解读者众，解读者中亦不乏人中龙凤，但恐怕没有哪一家会自称最准确无误地贴近夫子原意，夫子用语虽浅白平常，但费解处实不下南华真人。再如钱鍾书，其“锥指管窥”，格外看重字意之互训，由其窥古亦可知，古人即使“家常白直”[3]，亦玄机处处，不可草率略过。注释与互训，可看成是后人揣摩前人心思的举动。后人之反复揣测前人，更多的是，“现在”急于给“古时”一个合适的解释，虽然，“现在”总是无法在“解释”层面达成一致，也总是难以“解释”清楚，但，越是费解越发要解，有时候，解谜比设谜更耗神费心、更诱人。 古字来到现代，面对茫茫字海，须多番周折（或者要再加点机缘巧合），才可能在日常的词语、语法、句子里找到自在的安身之所，否则，就只好安心地躺在文献资料、古迹残帖里，过其与家常生活相隔甚远的孤清日子，更多失传的古字，则考无可考。每一个来到现代的古字，后面都有沧海桑田般的历史。注疏，或者说解释的过程，改变了古文古字的现代命运。古人的肉身来不了现代，他们的密码却传到了现代。密码虽互有分歧、互为冲突，但血脉不断。从传承的角度看，字既在三界之内，亦能跳出三界之外，它们是肉身后面的不死元神。文字的古今互训，是生命的神秘延续方式。人类对永恒的追求，很难不从“字”里仰望。 回到开篇提到的“力”字，今天看起来，它极为平常，但它由远古来到现代，何尝不是几经挣扎、几经裂变。促使我思考“力”之文学变道、“力”之地位变迁等问题，缘于某一次研学：一位学者提出，当下，西部作家写的小说显得更有冲击力，读起来更能让人感受到生命力——藏污纳垢处有巨大的生命力（大意）。这显然不是偏见，相反，这是对创作实际的准确把握，尽管这一提法并不适合所有时代，但对当下，判断相当到位。 就这位学者的提法延伸开去，“西部作家”其实可以扩充为关注乡村或者说把乡村摆放在重要位置的写作人。当下的贾平凹、阿来、莫言、韩少功、阎连科、陈忠实等，以及更早一些的写作人，包括丁玲、周立波、赵树理、欧阳山、柳青、高晓声等，都可以看做是对乡村持有自己看法的写作人。这些写作人，并非只写乡村，但显然他们在类似题材上的表现得更得心应手，写作人的想象及夸张亦与类似题材契合程度也相对更高。乡村书写，抑或乡土小说，虽非古旧事物，但当代的人已成功为其刻上“传统”的烙印，当代的评说者，动辄将乡土与传统乃至民族相提并论，以至于让今人产生错觉，以为乡土小说等，就是携远古圣旨及尚方宝剑而来，于是乎，即使与乡村相关的小说衣衫褴褛、面有饥色，今人也要赞其“松形鹤骨，器宇不凡”，殊不知，“乡土”二字虽然古已有之，但“乡土小说”、“乡村小说”实在算是现代新鲜事物，它一开始出现的面目，反倒是以背逆传统的“孽子”面貌出现的。 放到“力”的对比中，乡村，尤其是中国内地乡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接近地气，写作人只要用心搭建，作品不难有“厚重感”。农民、没落乡绅、有见识的返乡人、新兴得利阶层，与乡镇干部、城里人、资本人等，有着最为丰富的伦理冲突，金钱在这些冲突中，尤其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它深刻改变了民俗习惯、宗族观念、人际关系、感情方式，它让“现在”与“古老”的表面隔膜越来越深。20世纪30年代以来，部分乡村人与土地之间，逐渐建立起虽产权畸形怪异但人身依附相对强大的契约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没落乡绅、有见识的回乡人、新兴得利阶层与土地的关系逐渐转向，他们原来与土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金钱却将解除他们与土地的人身契约，“一旦他不拥有土地，而只拥有体现土地价值的金钱，他就失去这个生活内容。上个世纪经常让农民采用缴钱的方式，这虽然给农民一种暂时的自由，却剥夺了他拥有的那些无法估价、但却给自由以价值的东西：个人行为的固定对象”[4]。掠夺心发自权力与欲望，但还债感，最终还是需要沉默与喧嚣兼备的语言文字来分担。 写作人对“力”的姿态，知识人对写作人姿态转变的评价，与古典时代相比，变化甚大。“力”经过“现代”的改造后，变得显赫，甚至是排它。但在近代以前，“力”并没有处于一个特别显赫的位置。 据《论语》之“述而篇”，圣人对“力”的态度不可谓不清楚，“子不语怪、力、乱、神”，“力”是子“不语”的内容。很可惜，后人并没有把这个“不语什么”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倒是对“语什么”抱有更浓厚的兴趣。如《朱注》谢氏曰：“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后来人钱穆更认为，“此四者人所爱言。孔子语常不语怪，如木石之怪水怪山精之类。语德不语力，如荡舟扛鼎之类。语治不语乱，如易内蒸母之类。语人不语神，如神降于莘，神欲玉弁朱缨之类。力与乱，有其实，怪与神，生于惑”（《论语新解》）。夫子对“怪、力、乱、神”之不语的态度，其实说明此四者之外，有更高的存在，如“常、德、治、人”。像孟子这样的大儒，也并不认为“力”应该高于“心”，据《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天下通义”。曾受“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5]，但又与儒学分裂、弃周从夏的墨子，虽主张“非命尚力”[6]，但同时也“尚贤”，更指繁为攻伐，为“天下之巨害”。庄子对“技”已不屑，对“力”更不可能大大推崇，“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庄子·齐物论》），“力”再大不能大过天地万物、不能大过“一”及“道”。还说与“力”最有可能亲近的兵家，像《孙子兵法》，不谈“力”，但谈道、天、地、将、法——华夏兵家最高的胜境，是不战而胜，而非力克而胜。 几个影响最深远的思想流派，都没有将“力”放在最高的位置。最有趣的是，子之“不语”，所谓怪、力、乱、神，小说却无不用其极，此四者确实是“人所爱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正正应了“怪、力、乱、神”四字，《水浒传》更是应了其中的“力”与“乱”字。古典时代，小说难登庙堂、不为称许，时不时背上“诲淫诲盗”的恶名，虽自得于民间，但声名狼藉。小说之不堪遭遇，很难说跟“不语”之传统毫无关系。 “力”的“翻身”，是现代的事。如果说仁、义、礼、智、信是古代读书人的救世理念，那么，“力”就是现代圣人的核心救世理念，比如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提出及实践，已清楚明白地说明，古今救世理念迥异。回到小说层面来看，《水浒传》的评价便是一个“力”翻身的典型例子，20世纪40年代以后，《水浒传》由“民主政治小说”一跃成为反映“农民起义”的典型[7]。今天细究起来，《水浒传》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农民起义”的小说，那一百零八好汉，没有几个是跟土地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纯正农民。那老大晁盖与宋江，一个是富户，一个做过小吏，哪里就谈得上苦大仇深。其他的，遭人排挤、被人迫害、受不了鸟气、有点发财心、郁郁不得志、寻找兄弟情、四处游荡无所事事——等等，被“逼”上梁山的理由不一。所谓“好汉”，恰恰是与土地最为疏隔、土地怎么拴也拴不住的人，泼皮、破落户、野心家、游民、盗者、逃罪者、不务正业者、黑店老板、劣行累累者，等等，他们聚合在一起，扯一面大旗，安营扎寨，共图苟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力”，“力”能壮胆，这打家劫舍的营生一旦做大，皇帝梦就跟着来了——造反与招安的逻辑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水浒传》所表达的，基本上是一种野路子的皇帝梦，远非“农民起义”。《水浒传》之所以能在现代“翻身”，实在是因为切合了“力”的救世梦想，古代山寨大王与现代圣人虽成分不同、志向有异，但被“逼上梁山”的受苦情怀是一致的。《水浒传》被赋予“农民起义”先锋之称号，是“力”之地位升迁的重要象征。《水浒传》于“文革”期间被“打倒”，反而从另一角度说明“力”的神圣性——它不能被招安，它几乎就是打不倒的正义化身。 《水浒传》本身所写之“力”，不是劳力之力，而是暴力之力，但它的“翻身”，借了“农民起义”的壳。人们赋予其“农民起义”先锋之称号，无异于为劳力者之力加冕。这一案例说明，劳力者之力与暴力者之力之间，可以融会贯通。劳力者之力变得显赫、神圣不可侵犯，是小说创作现代转向的结果，《水浒传》评价的峰回路转，亦是小说创作转向的结果之一。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是现代圣人救世理念转变的重要时期，那么，40年代则是小说人文诉求转变的重要时期，对“力”的崇拜由政治、军事领域最终延伸到语言文字世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暴风骤雨》（周立波）、《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等与“土改”背景有关的小说陆续出现，是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特别值得注意的事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小说尾声，“他们”奔向工作岗位，杨亮对送行的村干部说，『依靠群众，才有力量，群众没觉悟时，想法启发他，群众起来时，不要害怕，要牢牢站在里面领导』[8]写作人推崇劳力者之“力”的意图，不可谓不明显。前述小说，无论写作人对“力”有多少的困惑，故事基本上绕不开丁玲所说的“斗争”、“分地”、“参军”等场面[9]，一到这些场面，所有的犹豫，都将被有力量的口号淹没，这些场面，缺乏“力”的参与，无法收场。写作人虽多少对劳力者之力抱有怀疑，但又崇尚劳力者之力的颠覆作用，同时，劳力者之力与劳心者之心的较量、劳力之力与暴力之力的交融，亦让写作人格外着迷。不仅丁玲等人的作品，包括后人所称的红色经典乃至红色歌艺，都对“力”有一种近似虔诚的追求及热爱。写作人及知识人对“力”的颂唱，小说伦理诉求的现代转向，并非单纯的文学事件。救世理念的新陈代谢，增强了人们对“力”的信仰，古代圣人之“不语”，走到现代，地位变得显赫，与此有莫大的关联。 丁玲等人，在40年代重下笔墨，开拓了劳力者的精神领域，“力”的辉煌持续了不算短的一段时间。80年代以后，“力”的辉煌不再，但是，写作人与知识人一直都没有冷落“力”，只不过，赞歌逐渐演变成哀歌或挽歌，“力”不再以革命的亲密战友身份出现在小说里。“力”的胜利面貌换成受难面貌，写作人与知识人将其纳入罪与责的思考体系。 写作人与知识人对劳力者之聚居地即乡村的伦理际遇及命运转折，既感兴趣，又心怀内疚。现代写作人及知识人每一轮的寻罪与求责，几乎都离不开对中国乡村及劳力者的“发现”。同情心很难施加给城里，处理不当，会被人理解为矫情及滥用同情心，相对来讲，同情心呆在乡村，比呆在城里，更为安全，在工厂辛苦挣计时工钱的，比享受政府休闲俸禄的，更惹人同情。如果说城里人的存在苦难偏重（虽说生存苦难也不轻），那么，乡村人的生存苦难则更甚，至少在中国内地，乡村人、暂住在城里的乡村人比常住在城里的单位人所面临的人生选择度更狭窄。上述区分当然不具备绝对性，但至少自上而下的政策对区域各有倾斜，政策有异，不同区域所承担的负担就轻重有别。 对“力”之地位变化，较早有敏锐反应的写作人，当算高晓声。但由于高晓声很难被纳入所谓“寻根文学”、“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等写作范畴内，所以，文学史对他总是一带而过，不会漏掉，但也不至于为他浓彩重墨、大书特书，他的预见，往往为人忽视。当人们忙于控诉某“帮”某“派”的罪恶时，高晓声已开始思考乡里人与城里人即将面临的新关系。人们很容易将“陈奂生系列”当成迎接并歌颂新时代的新红色作品，从而忽视其小说后面隐藏的严肃问题，高晓声所思考的——乡里人与城里人、乡里人与土地的关系，将是困扰中国很长很长、起码目前仍看不到尽头的严肃问题。乡里用什么跟城里发生关系？“漏斗户”陈奂生用土里长出来的作物，制成食品，跟城里交换生活——油绳换成钱、再用钱换帽子，钱成为乡里与城里的关系纽带。上城后，陈奂生的小生意做得很顺利，但又重感冒了一场，感觉像是平地无故摔了一跤，最后是城里的权力光环给了他甜头，局促、贫穷、疾患，所有的不舒适，最后被“五元钱”的享受掩盖住。“五元钱”带给劳力者的不安、眩晕、兴奋，持续至今。“重感冒”、“五元钱”的暗示，意味深长。高晓声听到了“钱”的声音，他的见地，不见得弱于赵树理。 如果说高晓声听到的钱之声，让人又惊又喜，那么，所谓“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听到的钱之声，则让人又怒又怨。在饥饿与贫穷面前，“力”难以持久。“力”将竭未竭之时，“钱”来了，“力”的身份与地位随之改变。如前文所说的，写作人与知识人一直没有冷落“力”，但吟唱的调门注定要发生变化。往日，“力”立下汗马功劳，人们为之大唱颂歌，而今，“力”看上去备受欺负、受尽委屈，人们为之反复申辩。功臣末世，悲歌不断。 而今的“力”，就像长篇小说《四十一炮》（莫言）里那个腹涨如鼓、嗜肉如命的孩子，终日“饱”痛，面对荒淫堕落，又一脸茫然，不知所以。没有人能赋予“力”开朗清亮的眉眼，它始终活在混沌中。但写作人与知识人为“力”寻找出路的动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什么样的出路才能让“力”摆脱悲剧意味？ 写作人与知识人想了许多办法，为“力”申辩。申辩理由中，以生殖力与民俗心最为人称道。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蛙》等，就凭借对生殖力与民俗心的想象，较成功地把握了“力”的悲壮及衰微。为什么他们的作品显得更有“力”？实则是因为“城里”的体面地方、整齐场所，缺乏让生殖力与民俗心旺盛的能量，所以，这些“力”只能在藏污纳垢处、杂草丛生处，在这些地方，生命可以奔跑、可以放肆、可以不规矩、可以重返蛮荒。而在城里体面而干净的场所里，身体失去直接的奔跑感，身体很难有直接的奔放感。最重要的，莫言等人的写作选择合乎中国人对血脉的信仰——生殖力与民俗心，最核心的精神，其实就在血脉（余华、阎连科等人对“血”的偏爱，从另一角度证明血气、血脉等在中国何等重要）。很多时候，禁忌就是神圣，所谓现代神话，往往由禁忌想象而生。 但是，“力”之委身于生殖力与民俗心，取向仍然狭窄，它很容易导致城里与乡里之二元对立的判断。其实，“力”的处境，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是乡村与城里二元对立的命题。尤凤伟的短篇小说《隆冬》[10]，颇有意味。没有出去打工的树田，年前赶集买“吉利鱼”时，碰到从城里小富而归的庆生，心里堵得慌，当看到庆生老婆春枝没跟着回家过年时，他猜庆生的媳妇跟人跑了，心里又痛快了，回家向老婆邀功，“幸亏当初没听你的，要是进了城没准你也和春枝一样跑了人”，老婆成巧一通臭骂，“跟着你，倒八辈子的霉，大过年要账的挤破门”，树田顿时蔫了。“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树田跑去找庆生借钱，庆生哭诉一番之后，塞给树田一沓子百元钞票，要树田去干掉拐走春枝的薛胖子。树田揣着钱，不敢拿出来数，但又想知道一指厚的百元票究竟有多少钱，他找西美小姐、庆全老头，就为了看他们数数一指厚的钱。“半万”是钱，“一万”是更多一些的钱。准备去杀薛胖子的树田，在雪地里狠摔了一跤之后，把所有的恶气都转到庆生身上，回过头，树田杀了庆生。小说有不着痕迹的幽默，想看数钱的环节尤有苦涩之反讽味。小说讲了无能为力的事：作者写树田，不写一脸苦相、恶相，而是真正由样貌举止进入树田的内心，人间的恶在心里藏起来，警察灭不了它；小说不缩手不团圆，树田终于还是杀掉了庆生，怨恨与愤怒冲到你死我活的田地，也就一念之间的事，冲过了，大家平安，冲不过，就是杀戮毁灭、以恶证恶。再如阎连科的《受活》及《丁庄梦》、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等，反复验证了（有些甚至是违反作者本意的验证），劳力与暴力之间，不可能完全撇清干系，苦难可能是一穷二白，但其秉性，又绝非一清二白，城里或乡里，都不是绝对的罪恶之源。写作人暗示，“力”在这个世道仍然无比冲动，但再多的刀枪也破不开这个世界的混沌，“力”找不到安身之所。 “力”的现代命题，其实也是一个“水浒传”式的命题。“好汉”、劳力者与土地的感情越来越疏，好汉们的权利及义务被金钱抹去具体的个性，“力”如何流动？为数不少的当代小说为“力”的不稳定焦虑不安、同情有加，但却没有办法为好汉们再安置一个可以快意恩仇、打家劫舍、杀妇剖女的梁山泊。现代之“力”，欲在以女性身体为喻的土地中寻找安身之所，救世冲动正慢慢退潮，中国写作人与知识人，将长久面临罪与责的两难格局。古代圣人之“语什么”与“不语什么”，仍值得今人反复思考。 注释： [1]本文所谈“力”，倾向于体力、劳力、暴力、生殖等力（这种解释更切合于华夏古人对“力”的理解），与乡 村密切相关，非指科学层面所谓力学之力。本文主要于人文伦理、小说表达层面探讨“力”在小说乃至文学表达中的地位变迁，而非去研究加速变形之力，尽管二者在实质上有相通之处。 [2]向秀注是否由郭象注“述而广之”，郭象是否有薄行，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3]“家常白直”四字出自《管锥篇》之《全晋文卷一○二》，钱鍾书称陆云《与兄平原书》，“按无意为文，家常白直，费解处不下二王诸《帖》”。见钱鍾书《管锥篇》（四），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4]金钱对人身依附的影响，德国思想家西美尔在《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他的上述说法，无疑也适用于剧变中的当代中国经验，该文见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刘小枫编，顾仁明译，李猛、吴增定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 [5]《淮南子·要略》。 [6]且此力非吾文所指劳力等，子墨子之“尚力”说亦为后人忽略。 [7]20世纪50年代以后，冯雪峰等人的《水浒传》“农民起义说”，成为解释《水浒传》的主流说法——早期的文学史，基本上支持这一说法，如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水浒传》文革期间又因“投降”成为“反面教材”，此为后话。 [8]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中国书局，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香港初版，页355。 [9]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写在前边》，版本同上。 [10]载《小说月报》，2009年第3期。 (胡传吉：复旦大学中文系) 原载：《小说评论》2010年第1期 原载：《小说评论》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