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创作中的“两难原则”实际上就是把人物置身于道德或法律的困境，让其左支右绌、进退维谷，在此过程中显示人物灵魂挣扎的艰难和情感抉择的痛苦。 最早谈及“两难原则”的应该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论述悲剧的情节设置时指出，悲剧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好人”，但却不是完美无缺的“圣人”，因为自身性格的缺陷而导致了灾祸的发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咎由自取”。亚氏的理论是非常深刻的，他剥除了悲剧主人公“圣人”的偶像光环，还其凡人的烟火色，并且拆卸了悲剧情节中善恶分明的道德篱笆，还原了生活自身的复杂性。后来黑格尔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提出了悲剧冲突的“片面合理性”，认为悲剧冲突的双方都有片面的合理性，冲突的结果是片面性的消失而永恒理念终获胜利。黑格尔的“片面合理性”实际上就是上面提到的“两难原则”。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遵循这种辩证法的作品才能震撼人心。善恶分明、忠奸判然的作品是大众艺术的套路，它一万次地证明了一个“正确”结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好人一生平安——这是廉价的可卡因，它让人愉快而轻松地沉醉于自慰的幻觉。可按“两难原则”创作出来的作品就不一样了，它颠覆了人们的思维惯性，迫使读者自审灵魂，它给人的是痛苦和熬煎，读这样的作品是不舒服的，是精神的拷问然而也必然是精神的提升。 在海南作家符浩勇的小小说集《哑山》中这样的作品很多。《晦雨》中的菊英嫂不爱自己的丈夫，那是买卖婚姻的苦果，更不幸的是即使这样的丈夫也因为工伤事故变成了残废，她忙完家外忙家里，一个人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庭。在一个暴雨的午后她在田头碰见了那个男人，他早年救过她的命，她喜欢他，他也爱她，可他穷，拿不出五千元的彩礼，她娘为了给她弟弟娶媳妇逼她另嫁了。他们含泪分手，他说他一定要挣够五千元，把她从别人手里夺回来。现在他真的从外地打工回来了，手上攥着五千元，他们真的可以从头开始，那时他们多年的夙愿啊！菊英嫂现在陷入了两难境地：眼前这个男人是她的真爱，为了她这个男人吃尽了苦头，她本来多年前就应该嫁给他的，现在更没有理由不回到他身边，只要回到他身边她就脱离了苦海，没有人会责备她，连马克思都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是那个躺在床上的男人最困难的时刻！她离开了谁来照顾他，没有她那个可怜的人甚至会病死饿死，她和他之间虽说没有爱情，但同情总该有吧，何况他们毕竟一起生活过许多年！怎么做都会在成全一个人的同时伤害另一个人，怎么做都会是有道理的但同时也总是留有缺憾的。菊英嫂此时此刻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爱情与道德的矛盾旋涡中，正是这种灵魂的熬煎显示了人之为人的艰辛和伟大。相比这种痛苦的内心挣扎过程，最后的选择倒是无关紧要。在《苦猎》中，猎人有一只和他形影不离的狗，这只狗不光是他的帮手，更是他的救命恩人——它从致命的五步蛇口中救出了主人。每当他上山打猎时，他都会想起那个著名的黎族传说《鹿回头》，总是梦想着那只美丽的金鹿出现，因为他把金鹿看作是她的化身——那个曾经委身于他的女知青。终于有一天一只金色的小鹿出现了，他欣喜若狂，他的猎犬也欣喜若狂，拼尽全身力气追逐那只金鹿，他在后面大生吆喝狗，让它住手，可狗把主人的意思完全理解反了，眼看着那只小鹿被逼到了悬崖边上，随时都可能摔下万丈深渊，这时猎人的枪响了：倒下的不是金鹿，而是猎犬！他“热泪盈眶”，“伫立了许久，用手刨了个大坑，掩埋了猎狗的尸体，找到猎铳，抛进了深深的山峪……”抉择虽然是在瞬间完成的，可那一刻长于万年！一边是恩同再造的猎狗，一边是日夜思念的金鹿；猎狗是恩人可它却要把金鹿逼入死地，金鹿虽然是猎物可它却是他心目中那个“她”的化身。谁死谁活取决于他，可让谁死让谁活都是在他心头插刀子！故事虽然简单，但给读者的震撼却是强烈的，这种震撼源自于猎人心头剧烈的两难冲突。 类似于这样的作品在《哑山》还有很多，我们不能一一举例。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两难原则”的熟练运用，标志着符浩勇对小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有着更加自觉更加理性的把握。小小说受篇幅所限，在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跌宕起伏上明显处于劣势，因此想依靠故事吸引人不是小小说的长处，想借重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也是强小小说之难，那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小小说到底怎样立足于世？在这个问题上前人有过不少的艺术探索，比如孙犁的诗意化，比如汪曾祺的空白法等，符浩勇着重在小小说中塑造人物，这是抓住了小说文体的命脉。可小小说的塑造人物应该有自己称手的方式，符浩勇找到了“两难原则”，他用简捷的文字给人物设置道德或法律困境，把他们架在良心和情感的火炉上脍烤，在内心剧烈的冲突和痛苦中确立他们的性格和人格。这确实是打开小小说创作的一扇妙门，以小搏大，以简寓繁，既照顾到了此种文体篇幅短小、情节简约的特点，又在灵魂的拷问中揭示了寄寓的深刻。 ( 张浩文：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