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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坛上，虹影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享誉世界”的女作家，墙外开花墙外香，每一部作品问世，兴冲冲的作家遇到的往往是国内批评家的集体失声。陈晓明也曾苦于不好给她排“座次”，“在文学界，虹影的位置在哪里呢？谁会给她排排座位呢？她在什么档位？一位作家只要稍有影响，就会在文学圈给定一个恰当的位置，但是虹影没有。这事有点蹊跷。”[1]至于“蹊跷”的根由，他没有进一步追问。实际上，稍微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虹影本来就是一个最擅“溜边儿”的作家：游离于时代的“宏大叙事”、善于在人性的正与反、常与变的边缘地带选材发力。“我同情社会边缘人，尤其同情他们在不容许边缘人年代的命运。任何历史容不下他们：他们在社会演变之外。”[2]以深厚的人道关怀，同情边缘人，挖掘那被扭曲的人性，寻找变态人性的历史文化根源，是虹影小说的最大特色，也是其小说艺术的自觉追求，“我自己就是一个无法归纳的人。我想把我这样的人写进一部特殊的历史”。 [3]虹影小说为华语文学奉献了一系列边缘人物，其数量之多、类型之广、刻画之深，实为文学史所少见。因此，如果硬要排排座次，对“无法归纳”的人，进行“无法归纳”的写作，是她应该得到的位置，而这个“位子”在华语文学圈也称得上是一个唯一的存在吧。 一 为那些被男性历史所边缘化的女性正名立传，是虹影小说的第一大看点。“女流氓”筱月桂（《上海王》）、“倡优”于堇（《上海之死》），“造反女匪”债主、猫、妖精（《女子有行》），“白虎星”林（《英国情人》），等等，那些往昔被强势文化压抑、被历史妖魔化的人物，在虹影手里来了一次彻底的翻转。在她的小说中，她们被描述成了推动历史进步、声张正义、追求合理权利的“英雌”。上海系列小说《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可谓是一套大写的“女人传”，颇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自信与底气。虹影不满于过去上海题材的小说“小姐小打算，小资小情调”的“小女人气”[4]，她要别立心宗，给我们看看上海的另一种“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缔造者，不是别人，正是昔日埋在深闺或躲藏于男人身影后的上海女人，她们才是真正的“上海王”。小说中的筱月桂，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形象，既是她赤脚闯天下的母辈，又是往返“地狱”和“人间”的作家自己，虹影说这是她的“虚拟自传”[5]，其实我看是虹影写给整个女人的自叙传。在《上海王》中，虹影呈现给我们的是，上海现代性的形成不能遗忘女人的大气：上海的繁华不光是男人的荣耀，也不仅仅是资本渗透的产物，它还是女人的一部分，它的骨肉里照样流淌着女人的芳香与血泪；女人的美是给女人看的，筱月桂在上海大红大紫很大一部分是靠她的女戏迷捧起来的，因此，上海的繁华是“女流之辈”捧起来的；男性在这本“女人传”中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且不说那对她宠爱有加改变她命运的常力雄，如何色厉内荏，有勇无谋，也不说那阴险狡诈的黄佩玉，如何机关算尽自食其果，单说那与筱月桂有着相同命运，相爱经年的余其扬，也是懦弱无力，首鼠两端，不值一哂。这些横行上海滩，似乎叱咤过风云的所谓“英雄”，于情于智于才于力，他们何尝比得上一个柔弱的小女子？“敢说敢做，做事为人，都讲究个风骨，有真性情在”[6] 如果说筱月桂参与了上海现代性崛起的历史进程，那么于堇则用柔弱的肩膀承担起了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生死存亡的重担。“整个战争的胜负，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生命，全系在她于堇一个人身上。”[7]，一个从小寄养外国人膝下的弱女子，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打入敌伪内部，为了摸准日本海军的情报不惜委身于日寇；为了守住秘密，她毅然决然地坠楼赴死，以一个人的生命换得更多人的生命，“是一个敢于把一切独自承担下来的勇敢的奇女子。”也难怪，小说家把她的精神命名为那灯红酒绿的上海一息尚存的民族精神，她的死亡就是“上海之死”。 虹影小说中的其他女角也大都面临自我辨认的难题，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身份丧失情结。《环形岛屿》中的“她”，与《饥饿的女儿》中六六一样，有着一样黑暗的少年记忆，有着一样无法自我确认的“身份焦虑”。饥饿是她的胎教，贫贱是少女时期的财产，父母无休止的争吵是她的精神食粮，“黑屋子”是她永远无法逃脱的梦魇。童年无法使她找到一个正常儿童的位置，青年便漂流在外，再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靠着吃有妇之夫的“硬饭”来到英伦留学。男友的精于算计，心胸狭窄，刻薄自私以及鼠目寸光使她再也无法忍受，然而由于没有基本的生存之道，她还得一次次屈辱地乖乖回到他身边，“像一堆贱骨头”。在男友那里她的人格与尊严无法得到保证；伦敦如此宽广的建筑中没有她的寄身之所；人们忙碌穿梭于生计，唯独她没有自己的工作。她是谁？她是这个世界的多余人，是被彻底边缘化的无法命名自己的人。 二 除了上述妇女亚文化群这类边缘人之外，介乎两种文化或民族之间的流散者是虹影小说关注的又一群落。《绿袖子》就描述了战争年代这类边缘人的极端故事，一个边缘人爱上另一个边缘人，因为“民族身份不明，没有任何一方愿意信任他们，他们实际上在夹缝中恋爱，设法躲开任何一方，生存下去。”[8]《英国情人》描述的也是“同为各自文化中的边缘人物”[9]的爱情故事。号称英国自由主义诗人的裘利安，表面上践行着布鲁姆斯勃里式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但是永远超越不了母爱的阴影，摆脱不了浓重的的恋母情结；为了革命的理想来到中国，却被享乐世界深深迷惑，以至于完全忘记献身中国人民自由解放的使命；一方面标榜自由主义的爱情选择原则，一方面却又摆脱不了“种族主义”的可怕阴影。而“闵”呢，也是行走在传统与现代边缘的人物。作为深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新派作家，她具有五四时期“时代新女性”的鲜明特征，“我是我自己的”，自己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爱人选择自己的爱情，甚至在性方面也采取与传统女性迥然不同的主动姿态。然而某种程度上她又是一个“旧”的女性，比如，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对男子根深蒂固的精神依附，肉体上也对裘利安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最终还是拜倒在菲勒斯足下；此外，对于“旧文化”——道家房中术，她并没有像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前驱一样，采取决绝的批判态度；她对于愚昧野蛮的文化强加物“白虎星”，开始反抗，继之默许接受，并内化为一种自卑心理机制，等等，这一切都昭示着她的双重人格，“在社会上是一个西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新式诗人；藏在心里的却是父母、外祖父母传下的道家传统，包括房中术的修炼”[10]，是一个集现代知识与“封建文化”于一身却同时被两种文化所拒绝的边缘人。 三 虹影不仅善写边缘人物，而且也善写“边缘人性”，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虹影算得上张爱玲之外描写变态人性的圣手。在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常与变的两分结构中，她习惯于从负面人性入手，关注那些被扭曲的因素，并寻求导致这种变态的社会文化乃至心理生理根源。这类作品寄寓了作家深刻的人性关怀与人类怜悯，是作家最具人道情怀、最具思想意义的所在。 与生俱来的“残缺”意识是虹影小说主题的基本面貌，而缺父与寻父、失爱与寻爱则是虹影小说的基本结构。《饥饿的女儿》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小说固然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六六”身体的饥饿、性的饥饿、乃至灵魂的饥饿，但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由于父亲缺位导致的感情追寻与补偿。她身后跟随的一个梦魇般的身影，那是她心中的死结，也是全书的文眼。小说从十八岁开始回溯，最让人难堪也最惹人好奇的，就是背后那个闪烁的眼神。小说劈头就来一个，“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一定又被人盯着了……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11]继之，谜团逐渐扩大，大姐的闪烁其辞、母亲与养父的怪异表现，不断撩拨她的好奇心。一旦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她便产生一种罪责与追寻缠绕不清的消极情愫，一方面痛感自己是这个家这个世界的多余人，“我的思想总是顽固地纠缠在一个苦恼中：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12]一方面又要多方寻找缺失的父爱。她与“历史老师”的那段反常感情与交往，可视为寻求父爱补偿的证明，正如六六所说，“我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情人或一个丈夫，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一个情人般的父亲，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与我平等交流情感，珍爱我，怜惜我，还敢于为我受辱挺身而出。”然而，“三个父亲，都负了我：生父为我付出沉重代价，却只给我带来屈辱；养父忍下耻辱，细心照料我长大，却从未亲近过我的心；历史老师，我情人般的父亲，只顾自己离去，把我当作一桩应该忘掉的艳遇”[13]寻求情人之爱、朋友之爱、父亲之爱，然而环环落空，这个小说讲的是一个寻爱与失爱的悲剧故事。 四 孤独意识、特别是女性孤独意识的强化，是虹影小说拷问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正是这种特质使她的小说打上了女性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双重烙印。由于存在主体的互为客体，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沟通的鸿沟，因此“他人就是地狱”成为了存在主义的经典概括。人生来就是孤独的，这是存在主义者对人性悲观的断言。虹影并没有在存在主义的一般原则上做文学演绎，她的小说揭示的是作为被男性文化边缘化的女性的具有历史实感的生存困境。上述“吸鸦片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实体，“我本来就是从地狱归来的女人”[14]，这种天问式的自责往往产生在主体与世界断绝了对话与交流基本渠道的特定语境。 《英国情人》主题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揭示出女人的孤独。尽管女主人闵能够主动出击，一次次用心、用出神入化的性，去征服裘利安，使他与自己身心结合，但是这个“客体”却总是有一个离心的力量——既享受这种温情，又时刻要摆脱这个爱的包围；其次，在她所处的文化环境之中，她感到的是左右为难，是一个既不被传统社会接纳，也不被现代社会容忍的文化“白虎星”；她一无保留的邀请裘利安遨游她的世界，但这个傲慢的西方人一句不接受“强加”爱情的托辞就把她推下罪恶的深渊，留下的只是她“被射倒的野兽般的嚎叫”，因此闵遭遇的是她与世界、与家人、与亲爱的人、甚至与自我，都无法沟通的可悲处境，是一种无处诉说的女性孤独。 不伦之恋是虹影小说经久不衰的主题，中篇小说集《我们时代的爱情》中，有四分之三篇幅专门以世俗看来畸形的人伦感情为题，几乎涉及到了“乱伦”主题的所有方面，俄狄浦斯情结、反俄狄浦斯情结，男性“同志”情谊以及女性嫘丝傧，等等。 《鹤止步》写的是“同志”之间的情谊与情欲。汪伪时期的一桩政治斗争的血案，被作家演绎成男人之间的爱与背叛、期待与献身的凄婉故事。汪伪特工头目杨世荣在看守重庆方面的特工贺家麟时，不料他昔日的同性姘友——谭因——突然闯入，于是一场混乱的同性争夺便在这三个男人中间展开。发现这些秘密后，贺家麟对这对苟且同类充满鄙视，这让故事主角杨世荣既羞愧又恼怒。 同时也为小流氓谭因没有操守水性扬花极度嫉恨。搏斗中，谭因开枪杀死了贺家麟，于是闯下大祸。为平息事端也为掩护谭因，杨世荣编造了贺家麟逃跑时被击毙的谎言，宁愿把全部罪名背上。他受尽刑罚也死守这个秘密，为的是他那个混世、残忍、水性的“相好”谭因，能记住他并忠于他们的感情。杨世荣在狱中满怀期待地等着飞黄腾达的昔日姘友的探望，然而期望总是一次次落空。不料，风水轮转，那不可一世的“血手哪咤”谭因很快沦为阶下囚，得势的汪伪另一派新贵开始重新审理贺家麟枪击案。虽然对谭因的不专、冷漠、背叛充满怨恨，但是他仍然坚守着那个秘密。直到他得知谭因已经完全招认之后，他突然决定代为执行死刑令，亲手杀掉这个无情无义的街头流氓。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行刑的最后关头，他突然掉转枪头朝自己开枪，并把枪飞快交给谭因让他逃跑。他之所以有这个怪异举动，也许是为了最后的刹那谭因那镇静自若的神态，也许是对自己这些年来误解对方的报偿，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忠诚与许诺的纪念，总之，这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忠贞与背叛、期待与报答、宽恕与献身的故事，是一个扭曲的爱的悲歌。 五 物质的贪欲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与人格的分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人的救赎能否实现？人能否找得到自己？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也是虹影小说的一大主题。《阿难》在公案小说形式下包藏的是现代商业文明腐蚀下的人性的堕落与救赎。首先，对金钱的无限占有欲望，导致人最本真的东西沦丧，黄亚连就是人性的堕落的典型；其次，由于人格都处于分裂状态，每个人都有两副面孔，艺术家“阿难”与罪犯黄亚连同体，“我”则由纯情的“少女”与婚姻危机中的妇女两部分构成。小说布置了若干个追寻线索，每个人的寻找既是现实的寻找，又是灵魂的寻找与救赎。主人公“我”具有双重身份，一是组织委派，一是好友苏菲委托，再有就是破败的婚姻的短暂逃避与写小说的托辞，但实际上叙述者来印度的真正目的是，寻找少女时期的爱情偶像，实现少女时期的爱的梦想；阿难的神秘寻找，也许是为了寻亲，也许是为了逃避追捕，也许是为了寻找那个本真状态的自我即摇滚艺术家阿难，也许是为了在印度这个圣地、在圣洁的恒河洗刷自己的罪孽，寻求超度……全世界的迷茫的人众到恒河边上参加昆巴美拉节。这里，恒河是一个精神净化器，它的功能就是洗涤与升华。“恒河之水清兮，可以送我圆满，恒河之水浊兮，可以令我完成”，[15]但是这些迷途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吗？这是一个未知数。阿难—黄亚连来印度是来寻找舅父呢，还是寻找别的什么？黄与苏交往之后，现实的利益已经很难把阿难再变回阿难了，不惟阿难回到自身困难，“我”想回到“家”也没有任何希望，小说探讨了人性的堕落与救赎的可能性问题。 虹影小说还讨论了爱情生活中的灵肉分离问题。《英国情人》中的裘利安是一个男女情爱交往中肉体主义的践行者，每次猎艳，都是他主动出击，而猎物一旦到手都是到性为止，绝不沾染感情的边儿，在中国，仍然打算坚持这一原则。不料情况出现了逆反。他首先成了中国女同事的进攻对象。“中国魔女”吸引他的不仅是乳房肌肤之类美仑美奂的肉体感觉，而且还有“另外一种东西”：爱情。在闵的精心安排之下，他们有一次难忘的北京之行，她的出神入化的东方房中术，把他撩得火烧火燎，不仅肉体被彻底点燃，就是精神也一步步被“请君入瓮”，他的防线彻底崩溃了。她的性把他的心揪得不能再忍，这个一直“害怕爱情”的登徒子，开始由单纯的性进入爱与性紧密结合的境界。闵在一步一步进入、吞食他的整个肉体与灵魂，直到他完全缴械，对自己的人生做重新打量：K哪里是第十一位情人，K分明就是第一，他终身第一心爱之人。这里，小说家似乎在做一个颠覆性的试验，男人信奉的性趣至上的哲学是完全错误的：正如爱只有与性结合才是完美的爱一样，性只有与爱结合才是完美的性。 六 虹影不仅以擅写边缘人物、边缘人性独步文坛，而且在艺术上也善走偏锋，使她成为新文学史上少有的边缘文体作家。首先，有意打破小说与传记界限壁垒，使她的小说具有“泛传记体”特征。一般地，大凡小说多少含有作家的“自传”因素，但虹影小说的传记属性不仅是这个意义上的。她的小说不仅有狭义的“自叙传”，如《饥饿的女儿》；还有的广义的自传，即为整体女人立传，如上海系列小说以及《英国情人》《阿难》《吸鸦片的女人》等等。这类小说要么取材于自身的经历，要么以历史上“真人真事”为素材，因此她的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摇摆，“我就是我故事中的我”[16]，令人“真假”莫辨。她刻意淡化历史与小说的界限，认为小说与历史均是虚构，但在某种程度上，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历史也是虚构，只不过集中伟人大事，而且用意识形态加以拔高。因此历史是一种伪叙述；相比之下，小说关系细节，关心人的感情命运，可能小说更接近历史真相。我自觉地用小说改写历史。”[17] 由于执着于一种人性的病态与残缺的描写，她的小说自然被赋予了一种“残缺的美”；又由于总游离于主流话语的边缘，与所谓时代宏大叙事保持着某种隔膜，她的小说自然也处于边缘位置，但她那对历史边缘人物的深刻悲悯与对边缘人性的人道主义古道热肠，却是任何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这是虹影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正确道路，也是其小说的独特价值所在。 注释： [1]陈晓明：《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英国情人》（附录），18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2][8][17]虹影：《绿袖子·鹤止步》，149页，151页，15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3]虹影：《你在逝去的岁月里寻找什么》，《绿袖子·鹤止步》，14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4][5][6]虹影：《上海王》，364页，369页，365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7]虹影：《上海之死》，7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9]顿珠·桑：《走进裘利安·贝尔的情感世界》，《英国情人》（附录），18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10]虹影：《英国情人》，6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11][12][13]虹影：《饥饿的女儿》，2-3页，38页，2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14]虹影：《康乃馨俱乐部》，31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 [17]虹影：《我们时代的爱情》，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5]虹影：《阿难》，21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16]虹影：《康乃馨俱乐部》，33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 （赵黎明：重庆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