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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安徽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10月28日至10月30日在合肥举行。来自全国二十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年”这个中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里着重介绍与会者对新中国五十年文艺理论风雨历程的回顾与评价。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建国五十年，文艺学走过了一段政治化———审美化(学术化)———学科化的道路。五十年代的文艺思想是带着“五·四”以来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惯性而来的。毛泽东的《讲话》成为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且《讲话》中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如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继承与革新、艺术源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问题，仍是当代文艺学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到了建设年代，却仍然用政治化视点来看文艺，文革时更将这一思想推至极端，使文论话语单一化、霸权化、非专业化。这就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了。可是也应看到，在建国后，毛泽东也曾力图摆脱外来思想束缚，对中国的新文学理论独立思考。如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1958年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1965年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与此同时也有少数学者冲破阻碍，独立思考，提出了很有新意的理论问题。中央也并非完全不清楚这种情况。1961年至1962年周恩来关于文艺的三次讲话，重视艺术规律，批评“左”的文艺政策。一个时期内文艺思想活跃起来了，出现了如胡风、巴人、钱谷融等人的文艺理论。这些都为我们未来的文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重新确定“双百”方针，提出“二为”，文艺理论由政治化进入学术化时期。文论不再是社会中心和全民话语，而是成为少数人的专业话语，霸权不复存在，地位边缘化，视角多样化。但我们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80年代中期“美学热”的意义是将文艺从属政治改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艺获得了独立性。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是文艺理论学科化时期，文艺学形成了专门研究领域，有自己的一套术语和概念。文艺学过去是寄生于政治和创作，现在文艺学成为自身也生产意义的学科。学科化也就是边缘化。这个社会的中心是官员、企业家、商人，但作为一个人文工作者对待自己的学科应象农民耕地一样，文艺理论家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 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我是从20世纪百年文艺学学术史来看新中国五十年文艺学。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端应该是梁启超、王国维在19世纪末的文论，它们的产生是古典文论向现代文论蜕变的过程，是由蛹化蝶的过程。上个世纪之交可以说是文论的“春秋战国”时代，接下来的50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是文艺学的定型时期。蜕变阶段多彩纷呈，而定型阶段则是多家归于一家，多元归于一元，标志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统治地位的确定。这一阶段的成绩在于对典型、形象思维、新诗形式、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但也花了很大精力进行批评斗争，50年代以后的极左思潮更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漫画化。这是百年来国内外历史环境与文艺界内部作用的结果，有它出现的历史根据和理由，应客观地分析其历史根源，发展趋向以及在中国现代文艺学学术史上的意义。1976年后文艺学进入突破阶段。随着历史的伟大转折和思想的空前解放，多年封闭的天空被新一轮的“西学东渐”所打破，几近僵死的文艺学旧格局遭到反叛。文艺学迫切要求新方法，新观念。于是有了“主体性”问题大讨论和文艺学由认识论向价值论、本体论偏移以及“方法论热”。90年代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萌芽、生成、发展和渗透，就有所谓知识分子与文学、文艺学的“边缘化”问题，有文艺学学术本位回归与独立品格寻求，有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中国文论话语重建。 我对百年文艺学学术史总的印象是：最初和最近两个二三十年变化最大，发展最快，中间几十年略显平缓单调。头尾两段都处在社会大变动大转型、由封闭走向开放，中西古今交汇碰撞、新旧交替杂糅的时期。百年历史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有两点：一是不能封闭。一头一尾的繁荣都缘于开放，文革间文艺学的凋零正因为封闭。二是要多元化。多元化、多样化是学术发展的最好氛围。我们要“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不和”，不能采取“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方式。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50年文论历程有多种思想资源影响，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但这个马克思主义已是中国化的，其核心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阐释我国的文艺学问题。由于历史语境不同，文艺实践不同，所以选择的原理不同，阐释不同。这一影响可分化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反映论的基本原理阐释文艺问题，形成了“反映论”文论形态，提出了“源泉说”和“意识形态论”。但过于强调了客观生活的决定作用，强调文艺的认识功能和文艺从属政治，忽视文艺的审美特性，导致文艺主体弱化、失落。第二阶段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思想来阐释文艺问题，逐渐形成“实践论”或“活动论”的文论形态。反映论主要是在主客体两极上阐释，实践论是在两者作用、活动、交流中阐释，尤其重视文艺主体的审美价值选择和审美创作的特性。第三阶段是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出发观照和阐释文艺问题，寻求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新思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如萨特所说的人学的空场，它在最深的意义上就是人学。这三个阶段是在不同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不同层面上的开掘，彼此并不矛盾，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超越和整合。 王元骧(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三大派别。一是意识形态论，也就是审美反映论。它突破了传统的反映论过分追求科学化、机械化的缺陷，注意到科学反映论与艺术反映论的不同，认识到艺术反映具有价值意识和实践意识。但过去的审美反映论强调从生活指向作品，而从作品回到生活的研究不够，没有将作家、作品、读者连成一个系统，只是从内部环节进行研究，没有联系到外部关系，还属于审美心理学论。二是艺术生产论。这是马、恩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艺术生产进行研究。但文艺与经济毕竟是不同性质的领域，同时对艺术生产理论的现实意义、特殊意义研究也很不够，生产论与意识形态论的关系问题没有解决。三是艺术活动论。从人的活动来认识艺术，研究艺术活动的主体、客体及主体的对象化，把艺术活动作为一个以目的为中介形成的“认识———目的———实践”这样一个流程来研究。艺术活动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作家的活动当作外部的活动过程，没有进一步揭示它的内在联系，等同于动态论。这三种艺术理论观点虽然不同，但可以互补，这样就在方法论上把本体论、认识论和存在论结合起来。 顾祖剑(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五十年中的某些理论失误，既有如前面几位先生指出的社会政治的原因，还有理论上认识上的原因，这后一个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由于人们疏忽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历史”范畴丰富内涵的研究，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历史”范畴的误解和误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历史”范畴具有二重品格：其一是狭义的历史本质观，写实型文学和现实主义者往往这样理解文学的历史属性，如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理解；其二是广义的文艺历史本质观，这是站在文学整体的立场对各种文学现象最终的历史属性的揭示，是对文学本质的最终、最高的一元式概括，如恩格斯对歌德作品评价时使用的历史尺度。其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历史”范畴的二重品格在中西方文论史上都可以找到理论的和创作的根源。但是长期以来，我们误把马克思主义狭义的文艺历史观当成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的全部内容。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只准现实主义一花独放。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事业都经历了坎坷与磨难，而且直到现在，人们对文艺的历史属性的理解依然如故。因此，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历史范畴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我们用惨痛的教训才领悟到的有着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这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重新理解、重新研究多么重要。 曾庆元(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认识有两点偏差：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如认为马、恩关于悲剧的论断、现实主义原则、艺术典型、批评标准等的论述具有普遍的意义。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对象定位为“革命文学”。革命文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确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只是文艺的一种特殊形态；说明了革命文艺的性质和规律并不能说明各种文艺的整体性质和规律。由于这些偏差，一部分人否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但另一部分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马列文论在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应界定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元方法，用以观察人类的一切文艺活动，了解并发现文艺活动的规律，科学解释文艺现象，并能正确指导文艺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会上，有学者认为《讲话》的历史价值值得商榷。于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以“回顾与反思”为主题的发言结束了，但是与会者对新中国文艺学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并没有结束。在接下来两天的会议中，大家又分别从“文艺学学科建设”和“文艺学前景展望”的角度，不断回到历史，检讨过去，特别是对近20年来文艺学学科化中存在的无序化、盲目性和做无用功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评，并在后两天的会议上酿成高潮。童庆炳先生在会议闭幕词中对本次会议有一段很精当的总结。他说：“本次会议对新中国文艺理论所走过的五十年乃至百年的历程进行了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回顾。这里有经验，经验是宝贵的；这里有教训，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有困惑，但没有理由悲观。”我们相信，有中华民族深厚绵长的文论传统，有几十年对西方文论的广取博收，有一个多世纪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积累，有今天的一支阵容强大的文论队伍，新世纪中国的文艺学必将在世界文论界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 (本文根据记录整理而成)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