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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思潮，承担着过于沉滞的文化建构重负，能与其宏大理论体系相匹配的实际创作难以为继。在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创作主体的主观意愿与文体自身自然演变之间的二维向度上，寻根小说也因为宏大的创作理念与创作本身的原理致使二维疏离。这就决定了它的寻根是虚幻、夸张甚至脱离现实的，寻根初衷成为了一厢情愿，其预想的价值难以实现。而在其影响下发生的文化散文因为主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则有效地避免了这些弊病。文化散文对八十年代后期商品膨胀、文化失范、精神流浪的文化现状而悬拟高远、超迈的精神家园皈依、人格理想重建等超越性文化主题，从而成为新时期文学“文化寻根”意向最扎实沉稳的硕果。同时，二者的共通处与继承性又是不可抹煞的。 一、理论与创作：面对文化的重负 从郑义的“跨越民族文化之断裂带”到阿城的“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起话的”[1]的焦虑，可以看到寻根思潮对文化的诉求是十分强烈的。重新建构民族文化之根，这就决定小说寻根的任务是非常负重的，也是双重的，它既担负文化寻根的任务，又不能忘记文学寻根的目的。我们知道，文学中可以表现文化认同的倾向，但利用文学进行文化讨论和文化重建，就很可能导致寻根小说走向概念至上、主题先行的道路，文化在小说中反而变为形式主义的、可操作的东西，与二十七年的“思想”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相似。“寻根”宣言发表之前，已经出现一批后来被称为“寻根小说”的作品，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郑义的《远村》、《老井》、阿城的《棋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等。这些作品与其说是探讨文化命题，不如说更多的是继承民族审美因素。寻根理论提出以后，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葛川江”系列小说、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一大批小说涌现出来。这些都被誉为寻根的力作，是“寻根”作家以理论推动创作后的成果，开创了此后文学操作率先命名、率先树旗的基本模式，如“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等。这种做法，无疑表明了概念、理性、观念因素在文学现象中比重的提高，从而使创作行为一开始就限定在某种明确的目的之上，其主题先行之迹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寻根派”的前身大多是知青群体，他们的写作经验主要得自知青的个人记忆。即使“寻根”的旗号亮出，写作还是在个人记忆的经验范围内去开掘。为了响应“寻根”的理论口号，“为了适应时代的思想文化氛围，个人记忆被再度放大，上升为寻求民族、国家生存之根的历史问题”[2]、文化问题。关于寻根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文化”的讨论，而非文学自身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其理论先行造成的后果。不论是“寻根文学”的提倡者、实践者，还是它的讨论者，都把这种文学现象放在“文化”意义上来解释、阐发和争论。结果，一场文学运动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少文学上的话题，而主要地导向了有关一般性质的人文价值取向的辩白。当然，这种话题本身并非毫无意义，它可能是有趣的，也可能十分切合当时文坛的焦点，但由于过分偏重于这个侧面，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却被错过或疏忽了。 “文化散文”诞生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没有赶上‘文化寻根’热，但却奇迹般的在小说诗歌中的文化消歇之后，于八十年代后期焕发出夺人的光彩”[3]，形成世纪末文坛蔚为壮观的散文创作和散文阅读潮流。考察文化散文，特别是余秋雨散文的美学形态，我们没有或很少发现作品中存在的理念大于形象的弊病。首先，从余秋雨写作初衷所作的阐述中可知，其写作根植于一种“生命的冲动”，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为了确证生命的存在与价值，化有限为无限的“生命冲动”，“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他不是先有了一种理论，然后产生了将这种理论普及化的愿望，而是在枯燥的理论研究之余，产生了一种窒息的感觉，于是急切希望到外边放松身心，犹如董其昌所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而使得主体自我与“人文山水”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4]。亦即，写作完全是根源于对自身生命枯萎的恐慌与壮丽而富有人文魅力的山川风物的激发所交织而成的一种“生命冲动”，而其丰富的主体准备或理性思考也就由于这一“生命冲动”的中介真正进入了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艺术操作，“我的基本路子是让自然山水直挺挺地站着，然后把自己贴附上去，于是，我身上的文化感受逗引出它们身上的文化蕴含。我觉得中国漫长的历史使它的山水都成了修炼久远的精灵，在它们的怀抱里，文化反思变成了一种感性体验”。[5]同时，其饱含个性、独创性的艺术表达程式的成功运用，更不会让我们有理念先行的感觉。如《白发苏州》里，作家运用多元开放的发散式思维首先从两个城市的历史对比出发，历数古来对苏州不公平的评价，后结合个人的游历感受，展示给我们这座城市的优雅而坚强的文化底蕴，这是以亲身体认为基础的发现，循序渐进式的娓娓道来，没有牵强，没有任何概念式的权威厘定。 再看张承志、王充闾、李元洛等人的文化散文。张承志不仅是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家，也是文化散文的创作者，加上特殊的身份与经历，对草原投入生命的迷恋、对哲合忍耶教的狂热信仰、对回民感同身受的同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些与他的散文创作完好的弥合在一起，在感受他的鳌厉语言时，他的深情呼之欲出：《荒芜英雄路》里虽然最后寻到的是一条湮灭的、荒芜的道路，但是蒙古人的后代对英雄成吉思汗的爱与敬仰是绝对的，凝视而默默悼念；《杭爱怀李陵》对留在草原被世人误解千年的李将军，作家叹息“李陵将军，且不说他永远成为军人文人试金石般的限界，即使只是他一缕血脉染入大漠，使黑发黑瞳的一支骑手世代怀想———难道还不够一桩美丽的壮举吗？”[6]王与李的散文，同样具有游记的性质，游一地感一地文化之底蕴，深有所悟后形诸于文，自然贴切。李元洛登庐山观瀑布，追蹑李白的诗踪，赴巩县拜谒墓陵，访求杜甫的旧迹，往南海儋州拜庐，体验苏东坡的放流生涯，“现场感能消除层层隔膜，在作者的强力牵引下，读者亦能身临其境，仿佛穿越了横亘千古的时空隧道，与古人作一对一的心灵交流”。[7]散文的文体性质决定它具有很强的主体性，作者可以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展开知性思维，它有情足以打动读者，有理又寓于趣味而不单调枯燥。董桥说：“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8]学问、见识、情感三位一体，体现了知性思维的重要特点。文化散文由具体形象的描写上升到观念形象的描写，表明作者是从整体把握人生，不是感性地认识人生。“由具象到抽象，又能化抽象为具象，因而能够突出哲理色彩”[9]，寻求超迈的精神家园。可以说，文化散文在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生，用散文的形式表现人生的哲学蕴含。作者思维的中心已经不是个人的生存，不是个体生命的喜怒哀乐，而是对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命运进行整体思考，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因而情感让位于理性，具体让位于抽象，但是又不是抽象的表现，这种知性是文化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 二、趋近与疏离：在两个维度之间 由于创作主体的理性投射不足，致使寻根思潮下的小说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个维度上的分裂。作家的主观愿望是创作中的重要一维，而文体本身的自由演进则是相异的另一维，两者有所关联又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两者可以很好的统一起来，文体可以承载作家之思；否则二维分裂，创作自然就不会达到作家预期的理想高度。反映在寻根小说中则表现为小说文体按照自身的逻辑组织行文，虽然在初始时它还必需按照创作主体的支配，然而随后它脱离了主体强加的不符合行文的初衷，而向着更为客观、合理的方向进行下去，这让主体想赋予它的种种要承担的重负只好搁置一边，去除了功利性的强加重负，使主体纯化，从而创作出更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作品。否则，无法达成二维的完美结合，这在寻根小说中屡见不鲜。 他们的创作初衷是从两个目标出发的，然而初衷成了他们的一厢情愿。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主张“寻找我们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0]其对启蒙现代性的诉求可见一斑。“寻根派”作家大都是从“五四”以来持续的传统文化批判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经历过“文革”，他们大多容易将一切理想化、先验化，挑剔和批判是他们进入社会文化领域的常备的眼镜。他们的族类文化根底不足，他们的多元文化比较的意识不强。于是，他们的寻根的尴尬表现为一种矛盾：当他们崇拜时他们批判，当他们欣赏时他们揭露。文化，在他们的创作中几乎是一个混沌模糊的意念。“他们在表达文化的意念时，其实已经陷入了一种精神的困境，他们走不出传统、走不出乡村、走不出乡间，他们越是表现出对传统的、对乡村、对民间的膜拜，越发现他们膜拜的对象十分空虚和空洞”。[11]表现在以强调个人感悟与情感的具有审美现代性的寻根小说中，导致其所寻之根不可能承担起中华民族复兴、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是缺少现代意识烛照的、不健全的人格精神。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产生了分裂。王一生、孙旺泉这些英雄很难转变为富有现代性的自我或个体。 文化散文则比较成功地克服了这个弊病，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两个维度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在文化寻根思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时，文化散文以其宏阔的“人、历史与自然”的思想经纬，以其个体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心灵交汇，历史性地表现出异军突起的意味。这既是对弥漫于整个时代的文化审美精神表层走向的一种反拨，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认知和坚守。文化散文对启蒙现代性的呼应主要表现为对历史意识与时代理性精神的深刻挖掘与追问。明古而知今，“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沮丧的一点”，余秋雨《文化苦旅·序》很能概括以其为代表的文化散文家的历史意识，重新审视的目光才能穿透“历史的冷漠”，触碰“理性的严峻”。王充闾认为“应该坚守精神的向度，闪现理性的光辉，在对历史的描述中，进行灵魂烛照、文化反思”“在叩问沧桑中撷取独到的精神发现”[12]。刘长春也强调“历史文化散文应该站在文明发展史的高度，以现代人的新的视角，重新阐释历史”，揭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历史意识在周涛、梁衡等人身上同样表现突出，在他们的创作理念中，散文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这“思想”是天马行空或沉重凝练的对于历史的现实的感悟与追思，山水有人文精神的投射，浸润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与精神，牵连着个体灵魂的悠长情思。印刻自我灵魂轨迹、历史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的境界是文化散文的共同追求。 不同于寻根思潮发生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一个个性化的年代，在文化上实现了从集体化向个体化的转型。文化散文的出现是对其转型的回应，同时也是深化。一种文体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时代文化的转轨与作者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的转化。寻根小说可以说是面向共同的文化记忆、面向时代公共命题的集体写作，而九十年代的文化散文则在自然与历史的沉潜中表达一种个体的自由思考与独特的文化感悟，这是文化散文在坚守启蒙现代性的同时又富含审美现代性维度的基本前提。如果说文学的现代化首先就要求创作从“载道”的“文体工具”挣脱出来，并获取主体生命意识的苏醒和张扬，那么文化散文所突出表现的，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现代性伦理精神。[13]“如何塑造整合一个人的灵魂，时代的灵魂”无疑是余秋雨、梁衡、王充闾等人关注的焦点。余秋雨仰慕苏轼所代表的“高贵可爱有魅力”的理想人格，王充闾在剖析了曾氏复杂人格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对人的压抑进行了批判（《用破一生心》）。这种理想人格是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既具有强烈的思辨精神和独立思考意识，又由此衍生出富有个性色彩的生命文化感悟，这种个性精神与意识是寻根小说作家们所缺乏的，是那个时代语境下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的。而文化散文得时代之新风，在以余秋雨这样横空出世的散文大家为代表的创作下，唤醒了人们对独立人格和理性精神的向往之心，在散文中成功地体现出作家们富有个性的创作初衷，初衷与结果达到了一致，成熟的文体娴熟地运用，成功地承载了创作主体的思索。审美与启蒙之间这种现代性张力的获取，使得文化散文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寻根小说，奠定了不可取代的文学史价值。 三、目标与价值之间：理想人格的塑造及其现实意义 “寻根文学”在表现手法与技巧上并不缺乏现代意识，他们能把传统审美方法和现代的审美方法相结合，至少在“寻根”的优秀作品中体现了这种结合。他们的缺少现代意识正体现在他们取材范围的自我局限上，他们把“寻根”局限在蛮古荒野、边远山乡、市井深巷，认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例如韩少功，他的寻根意图原本是想为“热热闹闹的东方文明大建设拉载点什么东西”，但当他置身于文化同化事实中又感到自己正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迷失，乃至消失；尽管郑义迷恋赵巧英的“现代性”，但他却更敬重孙旺泉的“传统性”，赵巧英 的“现代性”最终不敌孙旺泉的“传统性”，其建构的理想人格是令人质疑的。“文学寻根”是八十年代的文化情境和文学的趋势，是以“现代意识”为原动力的，其结果却把“寻根”推到一个无所适从的境地。这也就决定了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思潮没有完成其宣言上的宏伟文化建构，其寻根的目的最后遗憾地消弭于时间的雾障里。 在文化散文创作中，创作主体接受寻根思潮的影响，寻根主题契合了处于失衡状态的文化精英们的心理需求，只要失衡存在，这种影响就存在。我们的哲学是一种向内的哲学，这决定我们的文化可以把宇宙外物与人自身融合在一起，从天地万物获得自身不足的力量。这天地万物包括自然山水，到自然山水中去寻找来作为精神寄托，以构建理想的文化人格成为文化散文的重要内容。《文化苦旅》及《山居笔记》等一系列散文的杰出成就，就在于凭借山水风物以探求和透视民族文化底蕴、传统文化精神及人生秘谛，反省民族文化和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并进而表现出强大沉厚的文化反思、理性批判和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人格重构理想的启蒙精神。在《文化苦旅·自序》中：“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14]作者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感受到一种困惑，带着这样的疑问，余秋雨把昔日所积累的丰富学识与人文山水有了碰撞，有了一种“生命的遇合”。余秋雨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人格的寻绎，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不仅在人类文化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在现实文化人格的选择和塑造上，他呼唤一种“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有助于我们走出现时迷乱的窘境。 对于文人的人格精神问题，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说：“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15]，他清楚的知道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集中体现者，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人格考察，完全可以逼近民族文化内在的精神本质，这与寻根作家们的追寻方向截然有别。明乎此，余秋雨以自己独有的精神姿态进入历史的时空，在他看来，古物风景、过往人物并不是一种渐行渐远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当代人思想中的活物，有其自身的主体性和美感，“中国的文化人格史，主要散落在大量的典籍间，但更深刻地沉淀在古人的活动环境中，沉淀在今人身上。因此，一旦今人与古人的活动环境遇合，反思意识就自然地撞击出来了。”[16]他以一种主体的深深投入将历史写活了。《遥远的绝响》仿佛是一曲深沉而真挚的颂歌，礼赞魏晋时代嵇康、阮籍等名士的气派和风度，《苏东坡突围》中，余秋雨用了大量的笔墨讲述了“文化群小”围攻苏东坡的伎俩，苏东坡终于被“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内心的悲怆，他写到：“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而苏东坡一旦被放逐，沉入生活的底层，“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17]，正是在这样的寻找中，他找回了一个成熟的自我。苏东坡突围的是中国文化的一处暗角，“突围”的是他自身曾经有过的“精神藩篱”。余秋雨极力描写苏东坡所受到的千般痛苦、磨难和孤独，目的则是突出苏东坡的文化人格精神。这一切使诗人彻底地远离了人生的喧闹，在寂寞中找回了一个真正的自己，“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个蒸馏与升华”，[18]于是千古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得以出现。一个民族可以丧失几个优秀的文人，但是决不能没有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这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希望，是一种无形的精神传承。在《柳侯祠》里，作者以文化人格的探求角度来看待柳宗元的被贬，在南蛮野地，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盘里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他“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他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19]他的文化人格使他“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或多或少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此外，许多后代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的复苏造就了深远长久的影响，并绵延至今，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余秋雨曾经感慨：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他把立足点和重心放在人的精神的重建上，在山水的游历中融入对人的历史与人的灵魂的关注，在漫长的文化苦旅与山居冥思中，终于找到了“健全而响亮”的人格，如苏东坡、柳宗元、李冰父子、朱熹、朱耷等等一大群优秀传统知识分子，他们都有这独立不羁、不屈不挠、刚健有为、豁达开放的精神，这也是中国文人、文化延续发展之所在。余秋雨致力于从人文关怀和文化反省的双重意义上考察和解剖古代文人的人格命运，既逼近了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内质，又为重构现代文化人格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 与“寻根”的小说文体不同，小说是虚构的，即便它给我们展示的传统文化景观是多么的绚丽，人格精神是多么的形象，总是给人一种不真实感。同时，寻根小说偏向于向荒山野岭制造文化奇观，它的虚幻性更加强烈，因此，即使它建构起文化人格，也仅止于满足于读者的猎奇窥视心理，难以带来足够强烈的震撼意义，导致其现实意义自然就更不明显。加上产生于八十年代这个特殊语境下，一个文化精英们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寻根作家创作的作品居精英文学之列，难以深入到广大读者中，接受面的狭窄导致其产生的影响必然不大，重铸民族文化的目的也变得虚幻起来，初衷变成了虚妄。而散文则不同，散文是创作主体介入性最强的文体之一，主体的强烈思索借助于高超的行文技巧可以完全传达出来，其不可虚构、真实的特性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效果。散文的主体性决定着由于主体的一脉贯穿，可以把镌刻着无数历史人物的足迹与印记的“人文山水”，如历经血与火之洗礼的“寂寞天柱山”（《寂寞天柱山》），文人流放地柳州（《柳侯祠》），狼山（《狼山》），海南岛（《海角天涯》），默默地以豁达大度、平实洒脱迎送历史的苏州城（《白发苏州》），“积贮了太多的朝代”，“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的西湖（《西湖梦》），屡遭浩劫而艰难传承的天一阁（《风雨天一阁》），莫高窟等等，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如李冰、柳宗元、苏轼、朱耷、朱熹等能够完美的交融起来，展现一幅中国文化演进的巨幅画卷。这些都被纳入了作者主体思索寄托、感慨浩叹的深广视域，参与了主体的精神建构。作者在运用这些意象时，“常常或以感性意象衬托象征性意象，或以感性意象推导出象征性意象”。[20]文化散文中的游记体决定作者可以逡巡徘徊于人文山水间，试图“深入地浚通它的历史河道，清晰地了解它的祖祖辈辈所曾经历的豪壮和悲凉，并摸清这部历史在今天的积淀和选择的成果，踏遍它聚散生息的高山巨川，品味自然环境和它的民族性格的微妙关系……”[21] 文学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使是有广大读者接受群的文化散文，其在受众中产生的影响力也只是相比于寻根小说更突出一些而已。文化散文是对文化寻根的继承与延续，继续追寻、反思传统文化，富有厚重的文化含量。同时，它使文学之二维比较完美的弥合，因其文体本身的特性使其构建的文化人格更具有现实意义，在这些方面又是对文化寻根的超越，而在地域性色彩、小说文体创作的想象空间上又不如寻根小说。用文学来承担文化的命题，只能当作创作的重要内容，以及与其相关的对既往的文体本身的超越，要文学产生实实在在的很强的现实功利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也是不必要的，文学的本质含义与使命不在于此。不管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思潮还是九十年代的文化散文，都是继承“五四”启蒙精神的结果，是对不同时代文学现状的忧虑与超越，是主动承担文化使命的结果，执著于民族文化的探索，追寻文化本源，反复的反省呼唤，其价值在于引人深思的不屈的追寻反思姿态，两者产生了后人无法否认的巨大影响。 注释： [1]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2]陈晓明：《文学的超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3]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 [4][14][15][18]余秋雨：《文化苦旅·自序》，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页、第2页、第9页、第30页。 [5][16][17][19]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第274页、第122页、第123页。 [6]张承志：《风土与山河》，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7]李元洛：《绝唱千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8]董桥：《这一代的事·自序》，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页。 [9]段建军、李伟：《新散文思维》，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4页。 [10]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1]丁帆、许志英：《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页。 [12]王崇闾：《文明的征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13]张光芒：《文化散文：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0]沈义贞：《中国散文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21]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