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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民间”这个概念在文坛甚为流行。有的用它来给自己身份定位，如摩罗先生就在《耻辱者手记》中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民间思想者；有的则用它来给文学作品定性，如《天涯》杂志就出了一本书，把它叫做“民间语文精品”集；而陈思和先生则设想出一套关于“民间”的理论，用它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现象，特别是90年代的文学现象。用什么来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或给自己的东西定性，那是人家的自由，谁也管不着，但是一旦要把它“理论”化，脱去其主观的外衣，使之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的方法或学问，就有必要对它的涵义作出知识性的分析。 况且，“民间立场”这个概念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很容易使人想起40年代毛泽东要求文艺界的知识分子转移到“工农兵立场”上来的提法。如果说毛泽东是出于当时现实政治的要求，明确自己站在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立场而提出这一口号；那么“民间立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要求”呢？因此如果不明究里地在文学界使用，势必给文学带来伤害。也许是即将过去的一百年文学受意识形态的伤害太大，使得我神经过敏。但愿是我神经过敏，因为文学实在是太脆弱，太经不起折腾了。 我并不是反对别人立足于某种意识形态来看待文学，我也无权剥夺别人的审美趣味，但我反对以自己的意志与趣味去挤兑别人的意志与趣味，扩张所谓的话语权力。我并非要诋毁某种意识形态或狂妄地要否定人类意识形态的存在，而是有感于一以贯之“意识形态中心主义”(王小波语)对文学研究中学理的伤害，因为他们总是按照其自身的意志或快感程度来构造研究方向和结果。“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在文学研究中所造成的后果，总使我想起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对荷叶的作用的描写：“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一 陈思和先生在1999年第3期的《东方文化》中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新的视角与描述》(以下简称《描述》)，系统地阐述了他用以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视角”———“民间的立场”。 陈先生认为，20世纪文学一直存在着一条立足于“民间立场”的写作路线。20世纪前期的民间状态是指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接受启蒙教育和精神批判的“长期蒙受了封建意识侵蚀的民间大众”。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原本属于民间的“人民大众(主要是广大农民)承担了最主要的解放任务”，“他们不再是知识分子启蒙对象反而成了服务的对象”，“表现了他们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要求的民间文化形态不能不进入知识分子所关注视野”，因此，“原来单一的知识分子的启蒙文化取向分成了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以及大众的民间文化形态三分天下的格局”。这三种文化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包括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与抗战以来的大众文化形态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胡风与周扬之间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战，以及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作的严厉批评，都是这种文化冲突的反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若隐若显地存在着，支配着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还有值得一提的创作现象是，这一时期有许多作家，特别是从解放区的文学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农民的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民间文化形态的表现相当娴热，他们在创作时，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民间隐形结构’的作用”。当然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讴歌时代精神”、表现政治目的的国家权力意识形态。文革期间，在政治运动中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知识分子仍然在进行着“潜在写作”，延续着民间文化形态这支血脉。 1978———1989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蛰伏已久的“五四”现实战斗精神又开始爆发出来，如巴金；一部分则赓续了新文学中的“文人意识”，对中国社会现状也充满了批判精神，“但对启蒙的意义和结果持怀疑甚至悲观的态度，进而放弃了启蒙的追求，转向在民间确定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专业价值标准，在文学创作的‘专业’上则表现出对文学艺术本体规律特征的重视和探求。”“还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在青少年时代过早地经历了被虚伪的理想主义所欺骗和愚弄的惨痛经验，其中大多数人曾在农村下乡中感受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熏陶，所以当他们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从农村经验中吸取创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反映出新的民间化的趋向。”90年代，一部分人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一部分则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原因，“在客观上难以维系以启蒙主义和精英意识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力，同时在主观上也开始反省自身的精英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心态浮躁和价值虚妄的缺陷”，“放弃了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在民间的主场重新发扬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或者还有人转向极端化的个人世界，勾画出形色各异的私人生活……”。 由上述摘要中可以看出，在陈先生的观念中，20世纪中国文化一直由三部分构成：国家权力意识、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精英意识”、民间文化形态。显然陈先生刻意要在文化领域划分出三种意志：要在文学领域辨别出三种声音。为了在传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中超脱出来，把原由两人打的牌和乱改由三个人玩，在文化和文学领域设立了三元对峙的格局。研究对象倒是分得精微了些，但我们怀疑这种做法能给文学带来什么？由原来的两军对垒时的思想阵地的争夺发展到面对新的“话语霸权”的“三国鼎立”？如果当今的文化或文学中真有“三国”现象的话，它们为了各自的意志而存在着的矛盾与冲突，倒是很能给人们以一种无所谓希望的希望———当今的文坛正涌动着一种活力，正显示出文学由边缘向中心回归的新趋热。遗憾的是，现在的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缺乏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感觉不到这股文学的春潮。如果没有，我们就要怀疑陈先生在文学研究中的新的“三分法”的用意了。难道在文学边缘化了的今天，陈先生觉得文坛太寂寞，为掀起一场新的“革命”而划分新的革命对象？文学在20世纪被拉到政治的“拳击台”上当靶子的游戏还没玩够？ 二 现在我们要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代文坛上，除了代表国家主权意志的声音之外，是否真有另外两种对立的声音？这里我们有必要联系当今文坛比较时髦的一个话题：文学叙事个人化或文学中的个人话语，因为陈先生把90年代的“民间立场”写作明确指涉着个人叙事。正如王晓明先生所指出的：如果文学中的“个人话语”是指作家对人生和世界的独特感受而采用的富于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中外文学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作品哪一部不是富于个性化的话语？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与“精英意识”不化为“个人话语”又怎么能成为文学文本呢？那不是我们经常所学习的“文件”吗？在采用“个人话语”方式这一点上，代表上述“三种意志”的“三种文学”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个人话语”是指“远离公共性的事物或话题而回到个人的精神世界”的话，难道民间人士就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议论公众话题？这是我们对三种立场的划分有所怀疑的第一重理由。 我们要弄清的第二个问题是，陈先生所意指的“民间”中到底有哪些人。我们只有搞清楚其中的人员构成，才知道“民间立场”到底是指谁的立场。从陈先生的《描述》来看，“民间”主要由两种人构成：一种是乡下农民；一种是落难的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从“五四”到1949年，在抗战前被启蒙的人民大众和抗战中被服务的人民大众构成“民间”，“主要是广大农民”。从1949———1978年，“民间立场”的写作者首先是从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及农民文化心理相当娴熟。从而在文学中极力表现中国民间文化形态。此外，“民间”又添了新的成员：“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落难知识分子，如“七月”派。1978--1989年立足于“民间”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边缘化中专注于文学艺术本体规律探求的老作家，如孙犁、汪曾祺；一部分是下过乡的知青作家。90年代则主要是指立足于“个人立场”的知识分子。 与毛泽东的“工农兵的立场”相比，陈先生的“民间立场”倒是有了一些发展与变化。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当成了小资产阶级，放在尚可为“工农兵”争取的位置，而陈先生则把知识分子分成了两拨：一部分是搞“宏大叙事”的“精英”知识分子；一部分是立足于个人自身的“民间”知识分子。当兵的作为国家专政的工具，天然地站在国家权力意志的立场上；工人主要生活在城市，自然也不在陈先生的“民间”范围之内。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先生提出“民间立场”的贡献在于，把一部分知识分子重新清理出来了。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不是明文规定，已经把知识分子划入到了工农兵队伍中来了吗？陈先生又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呢？难道在新的形势下又有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当然，陈先生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专家，希望能够以一个“新的视角”来描述新的文学现象，来给90年代处于“无名”状态的文学以新的命名。但是，天下词语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阶级色彩十分浓厚的“民间”一词呢？这一百年中，由于以意识形态进入文学而引发文学内部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还少吗？文学从中到底又收获了多少呢？当然陈先生也可以反诘我：天下词语那么多，我为什么就不能用“民间”这个词呢？我们当然无能为力剥夺别人采用“新的视角”，但我们认为，90年代文学的所谓“无名”状态并非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混乱的碎片世界，而是我们对认识对象没有把握透而无法给它以明确的定性和命名。既然陈先生一定要先明确一下立场才进入认识，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把“立场”摆清楚才好，免得使人糊里糊涂地站错了队。 三 “民间的立场”是陈先生的发明，但“民间”却是早已有之。自古以来，“民”，指国家之人为民。《尚书》中有言：“民为邦本”，“民”指有别于在位者。《诗》中也有一句“宜民宜人”的话，此处的“人”指臣；而“民”也指众庶。因此“民间”历来就是指对应于官方的平民生活空间，在今天看来，带有极强的民主色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陈先生的“民间的立场”是不是指平民的立场或民主的立场呢？显然，两个“民间”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五四”以来具有“启蒙意识”和“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被陈先生排斥在“民间”之外，今天的工人和士兵也不在“民间”之列，他的“民间”里只有农民和在历次运动中遭到打击的知识分子和今天站在社会生活边缘的知识分子，而且，抗战时期解放区明显贯彻了政党意志的为工农兵的文学也赫然划分在“民间立场”的文学之内。由此可见，“民间理论”主要是为了当今进行个人化写作的知识分子而立论的，目的是要给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框定一个立场，而1949年以前的“民间立场”文学的“重新发现”，只不过是为了“民间理论”的确立而寻找思想资源罢了。 如果“民间立场”带有平民性和民主性，那么至少还肯定了当今的知识分子跟“五四”启蒙先驱一样具有一种历史责任感。遗憾的是，陈先生却明确指涉着“个人立场”。我们还有一个辨别陈先生的“民间立场”是不是真正的“平民的立场”或“民主的立场”的笨办法，那便是考察被“民间立场”所排斥的“五四”启蒙意识和精英意识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平民意识或民主意识。只要大家还能正面认可“五四”精神是一种平民精神或民主精神，我们就要承认“民间立场”并不是平民的立场，更不是“五四”精神中所弘扬的民主立场。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所谓“民间立场”的提出，实际上体现了当今学术界这样一种深层意识：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人们总是试图寻找一种群体观念形态的支持，也许这种观念形态过去称之为“人民大众”或“革命”，如今变成了“民间立场”。当然，有了这种群体意识的保护，文学自然安全多了，但它的个性却被一种无形的意识形态吞没了。我想，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恰恰就是文学独立的，敢于以自我的身份、个人的身份去承担起文化精英的责任，而不是去依附于某种人多气盛的“民间立场”。 虽然陈先生在《描述》中对立足于“民间立场”的写作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与爱护，甚至不无赞赏，但相信他自己是不可能站立在“民间立场”的。他曾经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曾担忧于人们欲望的盛行而呼吁过新的道德理性，在“精英”知识分子中早已挂了号，又怎么屑于参与到民间的狂欢中来呢？因此“民间立场”是陈先生送给90年代进行个人化写作的知识分子的礼物。但这份礼物并不十分美妙，往往很容易被人理解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上去，这就真使人感到一种坐了政治的席而没有吃到政治的蛋糕的滋味了。 四 既然在文学研究中一定要给90年代从事个人化写作的知识分子排一个席位，那就让他们回到自家的席位上，回到知识的立场上来好了。知识分子探求人类真知、世界本相，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本分，也应该是他们最大的责任。只要人们了解了世界的真相，自己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便一清二楚了；而并非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有先明确了立场，一切才会不言自明。至于有人要为国家权力意志说话，要成为“精英”知识分子，那也是他的选择自由。知识的立场，本就不是要通过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来达到对话语权力的争夺；而是要通过它自身的革命，通过寻求真正的事实与真理的力量来达到远离意识形态的控制的目的。有人说，当一个人写作和计算时，就超越了性别，甚至超越了人类。这句话还是不太准确，应该说，只有当一个人立足于知识的立场而写作时，才真正超越了代表各种意志的意识形态的界限。莎士比亚的戏今天还演，《红楼梦》人们今天还读就是明证。 而且我认为，从事个人化写作的知识分子与搞“宏大叙事”的精英知识分子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从事个人化写作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自觉地有别于过去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并非心怀敌意，只是自知深浅罢了。真正的精英知识分子永远是我们民族发展的脊梁。他们不通过科举考试而产生的官宦候补；他们总是站在社会发展的立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以“杀身成仁”的批判力，清理着民族精神的毒瘤；以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精神，为民族的兴旺输灌着知识的血液。这样的人，在当今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不过，对于我们过去认识中的精英知识分子也还是应该有所辨析，他们有的是知识精英，有的是道德精英。对于我们当今社会来说，知识精英比道德精英远为重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探求人类真知这一点上，搞“宏大叙事”的知识精英不仅不是当今从事“个人叙事”的知识分子不屑为伍的另类，相反，恰恰是他们在心中所追步的偶像。 总之，“民间立场”理论才是一种真正空洞的“宏大叙事”，它的身后仿佛有着几亿人在为它撑腰，实际上它跟其它响亮的政治口号一样，根本无法支撑起文学的脊梁。文学只有依靠其知识的力量来树立自身的尊严。 (作者通讯地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信箱。 邮编：20006)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2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