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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李瑛诗歌创作中读出了三种形态、三种境界和诗人的三种情怀。众所周知，美有三种形态：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第一种是自然美。李瑛是一个崇尚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行吟诗人。几十年中他坚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走遍了祖国的天涯海角、军营哨所。而作为一名军人，他更走遍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云南边境自卫还击战的战场。他的诗将硝烟战火、朝晖晨曦、山草青青、红花满山尽收笔端。自然界是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资料来源，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的非有机的身体”。但是李瑛的诗不是一般地空洞地描摹山水。同样还用马克思的话说：他的诗是一种“人化的自然”。不论是草原红花，还是林海铃声；不论是西沙贝壳还是长江号子，他都在自然美中注入人的精神美。第二种是社会美。在社会美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的劳动美。李瑛大量诗作是歌颂战士戍边、歌颂劳动的。对劳动美的赞美还使他的诗能够穿越政治时空为读者留下审美。举例来说，他的重要诗集《枣林村集》《红花满山》都是在“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期出版的，但至今仍能够毫无障碍地阅读并收入《诗文总集》，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从绿色的生活出发而不是从灰色的概念出发，坚持诗歌是审美的而非即时宣传。第三种是艺术美。中国古典文论把诗歌的移情分为三种境界，一是“致用”，就是要有实用价值。二是“比德”，孔子认为仁者所以喜欢看山、观水，就是因为山水都体现着仁者智者美好的德行，所以仁者都喜欢“比德”于山。三是所谓“畅神”，自然对象丰富多彩，景象万千，它们的魅力并不仅仅在“比德”上，而是在于能使人陶冶性情，心情舒畅，即所谓“畅神”。这三种形态在李瑛诗歌中既是并存的，更是比阶而上的。这些都体现了李瑛诗歌的审美形态的丰富性和纯粹性。 在李瑛诗歌中，我认为诗人的情怀可以概括为丰富细腻的战士情怀、寓情于景的山川情怀和沉潜睿智的生命情怀。尤其是丰富细腻的战士情怀是李瑛的诗区别于大量军旅诗歌的显著特点。他诗中的战士是那种有心智活动的、有知识的，实际上也是带有作者个人气质的战士。在部队诗歌发展史上，诞生于战争年代的“枪杆诗”应该说有它的历史作用。但李瑛的诗却走了细致婉约一途。在《一个战士对他的枪说》中，一个持枪的战士和一支冷冰冰的枪的悄悄的心灵对话，表现了这个战士不是只会拿枪冲锋陷阵的，他和枪都带上了体温，这极大地丰富了李瑛诗歌中战士形象的心灵纬度。寓情于景的山川情怀早已是他诗歌创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沉潜睿智的生命情怀更鲜明地体现在李瑛后期的诗中，贯穿了他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对爱情的思考等等，如《河流穿过历史》中的一些诗。读后感受到诗人在世界与内心世界转换时的从容不迫，这些共同建构着李瑛诗歌的厚重。 李瑛对诗美的不懈追求，使他成为一位能够“始终在状态中”写作的诗人。在不在状态中不仅对诗歌，对所有文艺创造都是第一位重要的。状态，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态度，是对客观世界的艺术把握，就是能不能以审美的目光发现生活中的美并通过想象的力量使其彰显。这是艺术品相高下的一个分野。李瑛诗歌中，既有《我的中国》《我骄傲，我是一棵树》《一月的哀思》等黄钟大吕式的长诗，但更多的还是一些写小不写大的生活即景的短章。在这些短章当中，种种宏大叙事被悬置起来，诗人所努力的，是使生活事象的文理细致化和智慧化，是经由独特的意象释放内敛的激情。如他在走进红色历史缅怀先烈时用一首叫《遗产》的诗写一个老红军。诗一开始就说“将军已经火化/朗朗地阔笑已经枯萎/只身上的弹片/埋在骨灰里/那两块狰狞的，卷曲的，锋利的钢铁仍然活着”。从将军火化以后身上留下的两片弹片，高度浓缩了将军一生奋战的可歌可泣历史，一下子使意境还原、情怀凸显。同样，他缅怀红军长征时用一首题为《箫》的诗，写一名战士、一杆枪、一支箫“三个凝重的影子”跋涉在长征路上。诗人设问：“后来，到达陕北/不知那根南方竹子/那根只会说赣南方言的竹子/能不能唱出黄土地上生长的信天游/能否吃惯北方的小米”。最后在如泣如诉的诗的氛围中引出：“一个穿着草鞋的坚强的灵魂/成为一部高亢的历史”。再如他写战场，少见炮声隆隆，血肉横飞，而在《在燃烧的战场》中有一首诗叫《画眉鸟》，诗中一开始就写到：“炮阵地的伪装网上/飞来一只小小的画眉鸟/泥土般颜色的画眉鸟/唱着朝霞般明亮的歌的画眉鸟”。由静到动，由和平到战争，炮手们因为画眉鸟的婉转的音乐而变得更加珍惜和平，他们是为和平而战。《南海》这部诗集是作者到南沙群岛所收获的，诗人歌颂守岛水兵用《飘带》这样一首诗：“飘带上不是两朵花/是两只光灿灿的金锚/纵有两只沉甸甸的金锚/它也不肯宁静一分一秒”。永不疲倦的飘带，多么传神的可敬可爱的水兵战士。在一首《致一棵被台风吹折的羊角树》中写到：“即使树干断裂/表皮撕裂/仍匍匐在沙滩上倔强地生长”。这也是李瑛诗中战士的性格。用心从生活中去选取独特的意象，通过透视自己的内心情感，让诗的意象冲破生活原型，赋予其审美的价值，带给读者审美的享受。这是李瑛诗歌创作中一贯坚持的道路，其根源是因为他有充分的写作准备，也包括对诗的理解。他是一位既思考“诗是什么”又思考“诗是如何存在的”？并能取得巧妙平衡的诗人。他从读北大时就注意吸收“五四”新文化的营养，中西兼容，眼界开阔。无论是从普希金到惠特曼的积极浪漫主义，还是华兹华斯、波德莱尔的消极浪漫主义，他都能扬弃借鉴。他曾经讲过，他要努力做一个像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梅林说的，“以战斗者姿态出现的诗人和艺术家姿态出现的诗人的统一”。事实说明他做到了，而且这一创作道路在今天仍然富有启迪意义。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