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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诗史叙述和研究中，时至今日李瑛作为“战士诗人”或“军旅诗人”被广为谈论，这甚至成为诗人和研究者们对李瑛诗歌写作的刻板印象。而考量李瑛60多年的诗歌写作道路尤其是新时期以降的诗歌写作，我们会发现李瑛的诗歌是极其繁复和多向度的。这正如一棵结满了各种“可能”的诗歌的树，在其不断的成长和变化中，我们不仅发现了一个生命个体通过诗歌话语方式所展现出的精神成长和灵魂膂力，而且也同时发现了历史和现实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所呈现的不无波澜壮阔的沉思的河流。 李瑛新时期以降的诗歌写作不仅在诗歌写作的题材和写作视阈上更为开阔，而且其对诗歌本体以及历史、现实、社会的认识也更为理性和富有哲思。李瑛的诗歌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真正体现了诗人的角色——创造者。当与李瑛同时代的诗人纷纷搁笔或者诗歌写作早已定型化的时候，李瑛却不断在诗歌的道路上跋涉和探寻。他像地质勘探者一样不断地发现与创设，不断揭示为人们所忽视的生动的细节和富有象征性的场景。李瑛的诗歌就如在荒漠的大风中撒播的野豆荚，它们在粗砺的风沙和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成为最具膂力的风景和精神生命的象征。一定程度上对于李瑛这样的诗人身份和所经受的波诡云谲的时代的大变动，他的诗歌真正做到了“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家，是对他那个时代的远景献出了他们的一部分”。李瑛在细腻的观察、真切的感受、频繁的发现、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艺术自律的诗性抒写中既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也凸现了个体的主体观照和命运。在此意义上，诗歌成为诗人的“第二个祖国”。 在新时期以降的诗歌写作中，李瑛诗歌沉思的质素愈益明显，他在将视野投注到繁复的城市现代性景观和生存现场的同时，也不断回溯到历史和时间的深处。李瑛对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时代是怀有疑虑的，尤其是“到处都是牙齿”的钢铁城市不断提高诗人“望乡”的高度和难度。李瑛的这些诗歌流淌成生命与历史共现和交响的河流，流淌成沧桑的时时回望“故乡”的还乡的河流。这些诗歌真正成为伟大诗人布罗茨基所称的人类“记忆之诗”。尽管现实中的冀东大地上的还乡河已经日益干枯并且早已受到工业的污染，但是这条故乡的河流却成为诗人生命和诗歌写作的深深胎记。“几十年匆匆远去/越是年老，越是梦长/我要把最后一把泪/洒在故乡野草的根上”(《思念埋我童年的故乡》)。北方的乡村和梦乡中的记忆成为诗人不断咀嚼的苦涩的“草根”，“至今，从时间那头/顺着燃烧的草根/仍能摸到我的骨头/从我的泪里/仍能闻到北方农村的苦味儿”(《风箱响起》)。 李瑛能够在微小的事物身上反观个体的感悟、生命的印记和时光与历史的寓言，“傍晚，第三场秋雨停止/一只蜗牛从墙根爬出来/轻摇着两对触角/并用顶端的眼睛望着我/我问它到哪儿去//它不告诉我，只停了一下/仍孤独地搬着梯子/驮着它超现实主义的小屋和/一轮惨淡俄夕阳/向上爬行//不理睬身边跳跃的麻雀/也不理会墙上掀动的红叶/越过石壁、苔藓、水迹/缓缓攀登，身后/留一条闪光的脚印/孤独的，你要到哪儿去呢/可不要迷路”(《今秋的最后一个细节》)。而李瑛诗歌在叶子、杂草、瓢虫和蜗牛、野豆荚等这些细小平凡事物身上所生发的沉思质素和超拔想象力的形成，显然得益于他长时期繁忙的工作所形成的特殊的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以及同时来自于性格因素的观察方式。“我学习写诗大都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夜深人静，才能伏在案前，展卷执笔。坐累了，便站起来推开窗子，迎着吹进的清风，仰望如海的夜空，但见星斗满天，有时是云月轻移，也有时是漆黑一片；望着这深不可测的苍穹，常引起许多奇想。时间久了，望星空便成了一个习惯”。 1980年代以来，李瑛的不断出游、采风、寻访使得他的诗思在神秘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客观对应物中得到不断的激发、碰撞和拓殖。这与浮泛意义上的“旅游诗”、“纪游诗”和“见闻诗”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诗人在“自然的艺术形象”之中表现了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以及人生哲理和美学趣味，“并不是如空中轻飘的雪花那样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它们是有生命、有分量的，甚至是凝重的，是可以进入历史的”(李瑛：《〈睡着的山和醒着的河〉后记》，《睡着的山和醒着的河》，华艺出版社，1992年)。李瑛在不断变换的地理版图上更为真切地观察和体悟到广大中国土地上的差异性和生存状态的分化。在李瑛的这些诗歌中有时会闪现出程度不同的“裂缝”，这些“裂缝”中凸现的是被我们高速度前进的工业时代所忽略的“沉默的大多数”和遮蔽的底层场景。“披满黄尘的长途汽车/颠簸几下又出发了/载着村民、打工者、淘金汉和杀人犯/驶过干河滩，碾轧着/没人注意的沙石，草根和鱼骨/再不会有冰河炸裂的轰响//留下卖馕的络腮胡子的老汉/卖鸡蛋香烟的乱发下/转动着黑眼珠的小女孩/七八间平顶土屋和三棵葵花 / 羊的叫声以及/一柱突起的旋风和落下的/腥膻尘土的沉寂/成为各个窗口共同的风景/中亚大陆的荒蛮和苦涩/历史的悲凉/追寻未来的艰辛/转瞬间小小的喧闹都熄灭了/突然变得遥远”(《汽车小站》)。 海德格尔强调的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询河流的源头，而李瑛则在山谷、河流和地理学中不断探询精神、生命、历史“河流”的若隐若现的源头。李瑛对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和诗歌地理的同时探询在当下的时代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和启示性。在新移民与城市化时代，去地方化、去差异化的经济一体化体制使得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遮蔽和挑战。李瑛的热情、知性、自由和执著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启示录意义上的诗歌点燃与照亮，他的身后是无尽的历史烟尘和深不见底的地理文化沟壑深处个人履历、历史记忆和生命想象的闪烁斑点。在繁复和不断变化的地理的河流、戈壁、草原、冰川和峡谷中，李瑛不断发现和创设着自己的诗歌地理学，不断寻溯一条属于历史、文化、生命和理想的诗歌的莽莽河流。李瑛新时期以降的诗歌呈现出当下时代诗人少有的宁静、自足和不断试图倾听、回溯、发现和创设的可能。李瑛诗歌的安静质素又是特殊的，这生发于隐秘的内心深处的“教堂”与“圣地”，当然这种内心的呼应也同时指向了当下性和“永恒性”，关涉了个体、生存、时间、“现场”、“社会”和历史共同形成的复杂场域。李瑛的诗歌不仅具有个性化的“现实”感，又同时有着强烈的“超现实“的冥想、独语和“虚构”的成分。李瑛的诗歌相当沉静，沉静的个体呈现的却是诗歌和生存以及历史和传统深处无处不在的各种声音的回旋和深入。李瑛和他的诗歌就像是不断压低了自我声响的河流，他在前进或回旋的途中，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感受、倾听、回应了河流两岸、河底和上空的各种事物所焕发出的最为本源、最为自然也最为撼人心魄的声响，“你可听见我的声音/我的透明的清澈的音符、语言、色彩和光线/在寂静的空间深处/向前奔涌/没有一分钟停止/把世界抛在后面”(《我像河流》)。 在这条不断压低声响的河流中，在不断的躬身向下探询和精神头颅的仰望中，我们不断听到真正的导源自万物以及生命骨骼自身的各种各样的响声。在这些压低声响的河流上你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景象？听到了什么久违的令人动心或厌弃的声响？诗人的河流仍在流淌，这一切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内心和语言深处的良知的“祖国”和“母语”的回声。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