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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潮浪涌，来往为利，文坛笔苑，亦不例外。吟诗作赋之辈，怀铅握椠之士，如同司马相如当年“题桥”时那般，引颈以望“驷马高车”，寻求过一把富贵之瘾。这种“有为”之心愈盛，文章之风则愈浮。 与司马相如“千金卖赋”的“有为写作”相反，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另有一种追求“无为写作”的精神境界。 “无为写作”表现在： 一曰“不染利欲”。 鉴于利欲之心会对文章产生干扰，韩愈教导他的弟子说，为文立言之道，需要坚守“无诱于利势”的情操。明代王文禄在《文则》中同样指出：“识见高远，不染利欲，若庄周、屈平及李太白超然尘外。”所谓“不染利欲”，所谓“超然尘外”，是指有一种“无为”的高远襟怀，即不把文章当成追求功名利禄的筌蹄。 当然，对于文章的作者来说，毫无功利之心，事实上难以做到。以文才、文事来混碗饭吃，从来不失为一种谋生的途径。然而，作者一旦利欲熏心，文章也会失去淡泊明净。文章的用途，本质上指向世道人心，而私欲中并不包含“为世所用”的心理品格。功利之心，无异于为文章翅羽系上黄金，促使委靡沉沦，无助于远举高飞。这正是“无诱于利势”、“不染利欲”作为千古文则的道理所在。大凡有作为的文章家，总是超越个人利益的局限。比方说，《红楼梦》就是典型的“无为”之作，作者诉诸真情，率性而为，不求稿酬，不赶时间，“披阅十载”，数易其稿，才得以完成。倘若作者静不下心，整日与出版商讨价还价，进而为捞钱而东拉西凑，熬日熬夜赶写，那么也许就成“黑楼”、“黄楼”之类的东西了。 二曰“不拘成法”。 “无为”者，自然而为也；自然而为者，不拘成法也。“有为”的写作总是摆不开外在的束缚，在“成法”、“陈规”、“教条”的阴影中徘徊，也就是看着钱、权的脸色行事，自然找不到生命的本真。 陈规、死法之所以常常失效，就在于它外在于人，不能给文章以活力，只能给文章以枷锁。诸如场屋文章，八股体式，作文“克星”，选题指南之类，给文字限定“规则”栅栏，作者只好按部就班，按图索骥，结果磨灭了思想光华，消解了才思理趣，得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大杂烩，空有鸿篇巨制，而没有恒常生命力。 传统文论中的活法论，就是要求作者不受陈规成法的限制，摆脱“有为”的重负，寻找生命的源头活水。文论家们说的诸如“文无定规，巧运规外”，“法当立诸己”，“不必求人之法以为法”，“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等等，都要求走出陈规套式，寻求鲜活内容，开发自然灵机。文章写作是主体行为，内容和构思都不能由外力强加。自出机杼是无为的，形式是自由的；而“依样画葫芦”是有为的，模式是外加的。作者只有按照自身特长选材选题，才能写出个性，写出新意，从而避免那种观点雷同、资料套搬、语句模仿的重复劳动。 三曰“不尚繁多”。 废话从来是文中的垃圾，故历来为文论家们所厌恶。比方说，韩愈就大力提倡“陈言务去”。所谓“陈言”，其实就是废话。方回在《读子游近作》一诗中说：“孰肯剖肠湔垢滓，始能落笔近风骚”。“湔垢滓”，就是洗去污秽、渣滓，清除废话、赘言。 现代社会，由于书写工具与传播工具的高科技化，导致了文、书的泛滥。电脑的剪贴、复制、组辑功能，使得文本出世轻而易举。而书多文杂现象，总是与“有为”的心理状态相联系。作者越是追求“有为”，泛滥现象就越严重。洋洋洒洒，斗奇夸采，已成为一种时风。文虽长，却驳而不纯，芜而不精；水分太多，实义太少；只讲堆砌，不求文气；儿女情长，风云气短……神圣的文章大有泡沫化的倾向。这几乎成了许多文章或作品的通病。即使有用的文字，也因无用的文字太多，被淹没了。 面对这种现象，我们有必要重温老子的教导。老子主张“希(稀)言”，主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一部《道德经》，才5千字。所谓“希言，自然”意为“少说大话，自然而然”。在“希(稀)言”的基础上，老子还主张“善言”，“言有宗”，认为只有“善言”，才能做到“无瑕谪”。“希(稀)言”，“善言”，有当代的意义更为重要。它告诉我们，对抗和消除日渐纷杂的废话，我们才能不被陈言所淹没。 可见，“无为”中潜藏了文章的玄机妙道。“无为”，不是不动，而是通过特定意义上的“不为”，而达到“无不为”。这种“无不为”，就是文化意义上的“有为”，而且是有“大为”。司马迁当年写《史记》，就是无为而为，摆脱了利禄的缠绕，对准了社会文明的目标。“藏之名山，传诸其人”，表明作者超越了个人的利欲，旨归于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大“为”。至若顾炎武写《日知录》，陶宗仪写《南村辍耕录》，都在“无为”境界中寻找其“为”。网络时代，继承先贤“无为而作”的遗风，对于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2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