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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代的时代精神，决定了一定时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文学批评价值观基本上是时代精神即哲学的运用、体现与具体化。这就是说，文学批评不仅对文学创作有意义，也对时代精神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思想资源的作用、思想库的作用。所以，文学批评不仅对文学创作有意义，本身也有独立的思想价值与意义。 当下精神向度的指向与以往相比是低下的。这里的低下是指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性向度的低下。“五四”有启蒙与救国的精神。30年代有左翼革命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40年代有爱国主义精神与革命精神，50年代到70年代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这种精神的力量是强大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人文主义精神、存在主义精神的激情。以上的时代精神，都具有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性，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市场经济时代、威权干预时代，有鲁迅，有左联五烈士，有京派与海派。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这一切都没有了。 以国家语委对2009年流行语的概括为例证，可见这种时代精神在民间语言中的体现：教育部、国家语委第五次向社会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查语料超过131万个文本文件，共提取出新词语396条”。生活领域有“蚁族、裸婚、孩奴、经适男”，时政领域有“侠贪、养鱼执法、民生博客”等，经济领域有“保八、秒杀、稳岗”等，文化领域有“X二代、秀霸、脖主”等，教育领域有“考奴、牛孩、占坑班、学租族”等。更如流行的口头语，作为社会变化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凸显了时代精神的负面：“躲猫猫、被就业、被网瘾、楼脆脆”等。这些流行语，已经作为思想初级资料进入时代精神的外侧。这个时代的精神向度是有问题的，是病态的。2009年的语言，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精神的一个截面。这种时代精神，是实用主义经济发展决定的。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证的资本的所有罪恶，在当下中国有集中的表现。强权豪夺、贫富悬殊、无耻诈骗、造假虚伪、人类所有能够想象出来的罪恶，几乎都能找到例证。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中，这些罪恶被详细地加以描写，并且得到批判。这种道德的批判构成了巴尔扎克作品的生命力与悲剧感。但我们面对比巴尔扎克时代更为严重更复杂的时代，一是这种批判作品的缺乏，二是这种批评欠缺。这种堕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知识分子可以接受并且积极建构的方式进行的。许多出于我们自己的理论设计与艺术想象。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德，也降到了最低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时代精神出了问题，哲学出了问题(现在有好的批评，但这种好的批评都是局部意义上的艺术体验，这不是主流)。当然，对这个问题，很多人不会正视或则不愿意承认，为这个时代精神作构建的机构、组织，可能也不愿意正视或者承认。但不愿意正视或不承认，不能证明问题不存在。作为参与时代精神建构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有义务正视，提出这个问题，并力图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办到的，但知识分子如果不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时代的良知就无法体现出来，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这种时代精神对当下文学批评有四大影响与体现。 一是利益教与拜物教。在义利之间，倾向利否定义，口头上标榜义实际上指向利，没有悲剧精神，没有超越意识。进行文学批评时，其定下的价值取向，把自由、博爱、平等、人权、尊严、道德、人伦等普适价值犬儒化，把精神犬儒化，虽然认为普适价值是对的，虽然认为精神是重要的，但为了社会评价的利益尺度(无论精神的利益、权利的利益、还是物质的利益)取利忘义，并不心跳。这种取利忘义，导致各类评价、评奖、批评、褒扬的价值向度失真，这种向度，不会有悲剧精神，大到对主旋律作品的批评、获奖作品的批评，包括各种政府名义的评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批评就是如此。这是知识分子精神阳痿。当然，更糟糕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30岁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长在这个时代精神的语境与价值观中，基本没有懂得人类普适价值及其重要性，这就更是问题，他们把当下这种时代精神认为是天然的、合理的，并以适者生存的态度进行类似的批评，这是非常危险的，是背离了知识分子身份的。这导致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极度价值失真。我们做文学史研究的都知道，在撰写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时，总觉得所论作家，无论时评如何辉煌，如何拿得各类国家大奖，但写进当代文学史时，分量极轻，无法用笔评价其所谓琐屑的思想意义。 二是技术理性。由于当下政治、经济操作层面的工具化、程序化、官僚化，并成为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这渗透到教育、文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文科知识分子，思想消磨成为习惯。他们淡化思想、规范文体，把思想知识化为脱离生活与思想的所谓学术。什么是学术？学术只有两个标准，第一是独创性，第二是科学性。没有独创性就不是学术，只有工具性更不是学术。一大堆学术垃圾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你欺骗我，我欺骗你。这些东西，引证繁复，言不及义，概念生僻，做出吓人的姿势，没有独创的思想。这种学术太多太多。这是当下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当下技术管理的需要。这导致高校一系列的弊病，从教学评奖、精品课程到论文数据统计，数据崇拜、填表至上以至出现打着教育部旗号的各类精品课程、教学评奖、社科申报等填表培训班，都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体现。讲到批评与学术的关系，这要清理两条界限，第一，批评不一定是学术论文，因为批评可以是“片面的深刻”，可以充满爱憎，但学术却需要科学、中性的表述。第二，批评与学术共同的前提是独创性。没有独立的艺术体验与独立的价值判断，就不是我所提倡的文学批评。当下我们应该更看重思想，我要重提一个口号，这也是王元化所强调的，叫做“有思想的学术”。不要做不要思想的学术，更不要做虚伪思想的学术，那样的学术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要提倡说真话的文学批评，要敢于批评，准确批评。 三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对批评公信力的出卖与寻租。批评是具有公信力的，正如传媒具有公信力一样，它体现了社会对批评职务的尊重，也体现了批评家自己的责任。在商业社会里，这种公信力只能寄望于批评家的良知。我们可以看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30年代的中国，有专制政治与资本压榨的双重压力，但留下来的优秀批评，都是超越当时的政治与资本的，如茅盾的《徐志摩论》《落花生论》《王鲁彦论》《女作家丁玲》等作家论，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刘西渭的不少“咀华”篇章、李长之的批评文章、梁宗岱的诗歌批评等。在当今，由于权利与资本的双重压力，批评的公信力被收买，如同媒体在房地产宣传中被资本收买一样，更令人忧虑的是，批评家主动寻租，为自己的圈子，为财团或某些利益集团而出卖公信，误导读者与时代，误导社会与舆论。起初，这些批评家在写作类似批评时，内心是不安的，但现在，已经脸不变色心不跳了。因此，批评的双刃剑在公信力被贱卖后，已经伤害了批评的公信力，这种伤害已经司空见惯，成为一种建构当代文化低下的重要动力之一。包括媒体对批评的收买与收视率迷信，如《三国》讲座、《论语》讲座等等。媒体还在为收视率窥视批评家，批评家呢，应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四是批评缺乏面向未来面向人民面向历史的思想高度，而是解构深刻面向身体崇拜消费重在自己缺乏超越。这有许多体现，一是解构，批评解构深刻、解构宏大、解构历史、解构人性，把人动物化。你一说意义，就说你落伍了。二是向下，面向琐屑、面向细节、面向枝节、面向消费、面向流行、面向市场，你如果超越，就说你还是理想主义，可笑。三是嘲笑，嘲笑责任、嘲笑崇高、嘲笑道德，你敞开悲剧情怀，就是演戏了。四是唯己，批评见到的只有该作品该作家该省该市该县该地区该领导该媒体该协会该群体，你批评本地作家，就是给地方形象抹黑了。五是偏见，批评短视近视斜视漠视忽视，根底就在远视正视重视后会损害批评对象。六是缺乏，缺乏对历史的良知对未来的良知对人民的良知，不缺乏自己的利益，公信力出于良知，不出于己利。我不讲超越，超越是更高层次的要求，我这里讲起码应提倡良知，批评应有历史感，应有人民感，应有未来感。我们应该超越政治上换届政府各负其届的工具理性实用主义的时代精神，应有面向未来面向历史面向人民的胸怀与良知。 基于上述的精神向度向下的时代精神，因此我提倡重建文学的精神向度，重构文学与精神的关系。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07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