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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在马季，如同追寻前世的记忆。说他追寻前世的记忆并不准确，他有一首诗《带着秘密上路》，其实是秘密带着他上路，不会姗姗来迟。 马季没有想要对这世界说出一个回族诗人的秘密。但他已经说出一个诗人的秘密。 所以他的使命，在我看来就是：写作，“它就是行走本身(《带着秘密上路》)”。 这“行走本身”犹如一束光，自上而下，笼罩肉体，最终使自身得以逐渐地焕发。我认为马季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由于爱的缺席而招致了文本力量的丧失，作者和读者几乎同时变成了生活的旁观者。”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看上去“触目惊心”，实在却有些似是而非，恰恰正是物质化和技术主义不断对心灵施压和围剿的结果，结果带来的问题。我对马季说，真正的写作，就是坚持走到自己的末日，并为他们指认的“形式主义”带来的“诗意”而欢呼雀跃。 大约十几年前，马季对我说，中国古老文明的秩序是因为感恩而形成的。这点，汉人并不这么认为，而马季作为一个回族文字工作者——汉人生活的旁观者，他这么说，有种辨认文化仪容和辨认文化身份的诗的状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否写诗马季都是一个侍奉者，泯灭自我未必，而欢乐正由此而生。诗人是那种在深夜的高空上哀鸣的鸟，这太常见了。也正因为常见，“我的兄弟在墙角提瓶而立/身后粘满时光的碎片(《北京纪事》)”。常见是我们需要的常识，而这个时代的常识又往往是偏见…… 前两天，我读到一个诗人的诗论，抄录于下(我不同意的部分就删除了)，因为我期待马季的变化： “语言的游戏性，是一种非常迷人的天赐之物……对我来说，语言是一种感官。也就是说，我希望能在自己发挥得比较好的时候，语言会成为我感知世界的一种内在的能力。 “新诗的措辞风格，在总体上面临着一次更新。对此，我的感受甚至相当迫切。旧的措辞太偏重于情绪，而且大多数情形中，还是一种被动的情绪。……诗歌的想象力就会作茧自缚。 在诗歌写作中，特别是从传统形成的角度看，独创性也许是一个神话，但是，它也是我知道的关于诗歌写作的最好的神话之一，它仍是诗歌这一审美实践活动中最有教养的神话……” 我的想法是——这已经是多年之前的想法了，最近，读《马季诗选》，我又想起(不能说想起，是一个台湾评论家把我的诗论和其他人的诗论一起摘抄后寄给了我)： 一首诗：留下笔划的呼吸，把确定流放。诗：是对字实施爆破。或者，诗：是字对诗实施的爆破。诗是字爆破。 诗在当下只能是一支拒绝执行融入知识系统的叛军。偏离常规，偏离功能，偏离交际，偏离运用，权力不应该是诗学。一首诗的写作过程是逃脱术：社会权力话语和个体权力话语都不能给予制约。 诗人的世界不同于同时代人生活的世界，那是更理想的世界或者更不理想的世界。我或者我们正在背面，……诗像已婚的姊姊第一次来看我们，反正我不会夸张地去彰显人性。诗是格格不入与难以置信的。 审视人类生存状况的最后是诗人，因为他们被剥夺一空，剥夺一空是诗人的法器。理论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诗在于改造世界。诗与诗人之间出现危机：深不见底的裂痕，语言的独木桥独立，脱离丘陵地貌。侥幸的诗告诉穿着制服的诗人：一首诗让人不喜欢，是诗人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革命从语言开始，不从语言开始的革命都是反革命。如果能产生咒语般的效果，一个诗人应该让人钦佩他的技巧，尤其是即兴的技巧。 “一个诗人激进的原因之一”，为了留白。必须激进的实践，用来中断中国文学传统那一场无休无止的闲聊。 原载：中国作家网2011年02月14日 原载：中国作家网2011年02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