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理论 > 当代文学 >

《花腔》:李洱的历史诗学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汪政 参加讨论
在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渐近沉寂之际,李洱却以其长篇新作《花腔》宣告了自己历史诗学的诞生。为了更“接近”历史,为了让阅读建立起历史的期待视野,《花腔》将既成的具有常识性的历史史实大把大把地引进自己的叙述。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乃至细节都与接受者已知的历史知识积累对缝合榫地重合在一起。为了证明自己的叙述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的,作品甚至动用了考据学的方式。这样的努力应该说取得了作者预期的艺术效果,一种历史叙事的知识背景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一种历史阅读法的期待视野也由之先入为主地交到了读者那儿,而其后的一切变化与戏剧性的接受效应,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这正是李洱《花腔》的狡黠之处。
    《花腔》是对主人公葛任生平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段特殊经历的追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记叙的又是一桩历史疑案:“葛任事件”。因此,作品采取转述而非呈现的方式就变得非常自然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即“有甚说甚”、“喜鹊唱枝头”和“OK,彼此彼此”,分别由三个人物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而中间又夹以大篇幅的插叙,对讲叙中的内容进行补充、阐释并寻找旁证,这部分内容也是第一人称,其叙事人是作为整个“材料”的整理者和葛任的后人出现的。因此,严格地说,《花腔》其实是由四个声部构成的。除了插叙部分外,其他三个讲叙者实际上既是讲叙者,又是被叙者,他们互为镜象,又相对独立。由于讲叙者的角色身份不同,时间跨度设计又很大,从而造成了整部小说斑驳陆离的文体特点。至于插叙部分真假莫辨的引文和仿作更近于一种后现代的拼贴,几乎是各种文体的大杂烩。小说曾经“征引”葛任的朋友徐玉升的《湖心亭之雪》,并评价说徐文“半文半白,亦中亦洋”,其实倒是可以用来概括《花腔》的特点的。
    “葛任事件”,连同葛任本人,在小说的追忆中有没有水落石出,一直到最后都不能肯定。当然,这并不是叙述的模糊乏力,而恰恰是李洱的刻意所为。从叙述方式上讲,李洱显然倾向于认为历史是被讲述出来的,实在的历史可能只是一种虚幻。雅斯贝斯曾说:“我们称作历史的东西,从外部来看,就是在空间和在其确定的地方的时间上所发生的事件。”我想李洱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作为现实的事件与作为历史的事件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现实事件是不可能走进历史的,一旦成为历史,它便改变了现实的存在方式。相比较而言,李洱可能更接近于巴特的立场,巴特将历史视为一种话语,我们所“看”到的或“听”到的历史都不过是人们语言行为的产物,《花腔》之所以采取转述而非呈现,其深义之一可能就在这里。葛任是谁?葛任是人们口中笔下的葛任,他不可能走出来展现自己。作品中反复提到一个细节,那就是葛任致力于留下一部自传,取名《行走的影子》,但这部对了解葛任最具体最真实也最权威的文稿,除了一些人偶尔接触过一点断简残篇外,却未能保留下来,正如柏拉图的经典比喻所言,从讲叙者口中得到的葛任真成了“影子的影子”了,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作品对葛任事件的追叙因众说纷纭自始至终都是在怀疑、诘难、辩驳、猜测和假设中进行的,即使有一些貌似事实的东西也在几个人物的叙述冲突中被消解了,这是连一些当事人都不能确定的。作品中不断有这样的疑问:“谁讲的更接近他本人呢?”白圣韬就说“对葛任的任何理解都可能是曲解”,而对赵耀庆的“一面之辞”,整理者认为也只能是“姑妄听之”。当历史存在于讲述之中时,讲叙者就成了举足轻重的因素。沃尔什认为历史的客观性几乎不可能达到,因为主观性思维左右着历史叙事,“历史之光并不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花腔》的讲述者同时都是故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对历史的讲述实际上都在寻找对自己有用的、有利的历史,所以,严格地说,《花腔》中的历史既是讲述,又是在对话中产生的,它受制于对话的语境。李洱《花腔》的历史诗学是以文学叙述的方式去仿拟历史书写的(或者反过来?)。在这种仿拟中,作者用叙述结构中的许多要素来呈现对历史本质的看法和理解,这就是我反复强调《花腔》中四个声部形式的原因所在。
    在李洱的历史诗学中,既然事实与意义如巴特所说永远躲在能指的后面,那么历史就只剩下了美丽的文体了。李洱的历史诗学认为,对历史的叙述实际上不是为了接近对象(用作品中的话说,对象“既在历史之外,又在诗学之外”),而是为了叙述本身,目的与手段发生了置换,过程变成了一切。不管是谁,作品中的人物都声称自己“不耍花腔”,而实际上,《花腔》整个就是一大段“花腔”。“花腔”的语文释义是以声音高下变化、重叠转折为特征的唱法,引申为言不及义或谎言、诡辩式语言行为,李洱显然从正面理解了“花腔”,并以自己的叙述实践相当漂亮地耍了一回,不同的腔调,不同的语体赋予作品智慧、欢乐的品格。这是一次语言的盛宴,显示了李洱想象与驾驭语言的才华和对小说文体游刃有余的创造性认识。套用流行的说法,读《花腔》,享受小说。
    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6月11日
    
    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6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