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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球傳》是戰後香港小說史上的一塊重要碑石，是我們追索香港小說人物形象蹤迹時不可繞過去的一座山峰。但是，這些年來，偏偏是這樣一部重要的小說被人們有意無意的忽視了、遺忘了。我知道，有些人對一些傳統的寫實小說視而不見、避而不談，是出於一種不正常的心理（或者說學術態度），他們嫌這類小說不夠「現代」，過多關注這些作品，恐怕會被人以爲自己做的學問太老土，會影響自己的學術聲譽。在這個只重虛飾包裝、不求真功失的年代，這種擔心不是沒有原因的，但是，如果一個做學問的人，只在乎一些虛有其表的東西，只熱衷於追逐一些浪潮，我相信，他的學問也不會好到哪里去。我在讀這部小說時，仍深深地被它的傳奇色彩和濃郁的地方特色所吸引，而且，相信這是一部不會因時光的流失而褪色的好作品，我們沒有理由湮沒它，相反是要用新的眼光考掘它，發掘它被遮蔽的價值，闡釋它未被人們所認識到的潛在意義。事實上，每一部小說都蘊含了多種闡釋的可能，用任何一種方法來分析認識，都不能排斥其他方法所獲得的見解。過往，人們分析這部小說，大都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解讀，只看到小說中所揭示出的社會問題，譬如，它如實紀錄了戰後香港底層社會在苦難年代的生活困境，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等，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將目光盯在這些層面，這部小說也就不值得再說下去了。在我看來，這部港式的苦兒流浪記所創下的求索模式，展示出戰後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亂世風情，蝦球的流浪之路，他的驚險離奇遭遇，他對生命的求索，都能讓我們看到一種港人的生存困境和求索精神，所以，我把這部小說中的〈春風秋雨〉當作一部承載著「香江夢」的亂世傳奇。 1. 血淚人生 傳奇之作 在此，有必要先對黃谷柳的生平和《蝦球傳》的創作背景作一番回顧。黃谷柳（1908—1977），本身的人生經歷就是一部「血淚傳奇」。他的父親曾在越南廣寧開鞋店，後來淪爲不務正業的賭徒；其母爲雲南河口的貧民，嫁給其父作偏房，在懷孕期間被大婆所逐，離越返滇途中於海防的客棧中誕下一嬰，這就是黃谷柳。他從小寄居在外祖母家中，隨著當小學教師的舅父識字讀書，舅父婚後棄教從商，結果賭了本，亦淪為賭徒抑鬱而死。青年時代，谷柳偕妻到港謀生，擺過小攤，開過理髮店，又在《循環日報》做過校對，生活十分清苦。在此期間，他開始文學創作，並結識了當時的文學青年謝晨光、侶倫、張吻冰、岑卓雲等，一九三零年，他的小說處女作《換票》在《循環日報》發表。不幸的是，作品發表不久，他因用功過度，加之營養不良，咯血病倒，丟掉報社的工作。後經親友介紹，投效廣東軍閥陳濟棠，由中尉科員而官居中校，曾被派遣參加「廬山訓練團」，聽取蔣介石、汪精衞、陳立夫等國民黨首腦人物的報告。盧溝桥事變後，他隨軍赴上海前線，後撤退至南京被日軍圍困，「南京大屠殺」期間，他化裝成老百姓，潛藏在一個老太太的地窖中，最後脫險逃出，後來，他以這段經歷寫了一篇小說《乾媽》，發表於《文藝陣地》。戰後，黃谷柳又來到香港，生活異常困頓，而就在貧窮的生活環境下，他創作了《蝦球傳》的第一部〈春風秋雨〉，一九四七年底，他拿著手稿去找時任《華商報》副刊編輯的夏衍，夏衍當晚看過第一章，感到很驚奇，決定逐日連載這部「很有特色的作品」。這部題材新穎、富地方特色的作品見報後，深得讀者歡迎，茅盾曾在《關於〈蝦球傳〉》中便提到︰「一九四八年，在華南最受讀者歡迎的小說，恐怕要數《蝦球傳》的第一二部了」。五十年代，這部作品引起日本文壇的注意，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和島田正雄更將它合譯為日文的《蝦球物語》，可見這部作品當時的影響之大之廣。 《蝦球傳》共分三部︰〈春風秋雨〉、〈白雲珠海〉、〈山長水遠〉，作品以主角蝦球的曲折遭遇作主線展開敘述，生動再現了當時香港和珠三角一帶的社會風情，蝦球和牛仔等流浪兒的形象刻畫得活龍活現，充滿傳奇色彩，這與作者個人豐富的人生經歷和生活觀察是分不開的。夏衍曾經問過他「為甚麼能那樣熟悉廣東下層社會的生活」，他說「那主要是因為生活窮困，做過苦力，當過兵，和窮人、爛仔、撈家經常打交道的緣故」。據說，蝦球和牛仔的原型就來源於他家附近一對棲身於樓梯底的小兄弟，他們以擦鞋為生，谷柳很同情他們並常常接濟這小哥倆，跟他們交朋友，聽他們講述身世和所見所聞，了解他們的思想和性格，學習他們的語言。作家海辛曾在一篇文章中記錄了黃谷柳親口講述的一段生活經歷，「他（指黃谷柳）講他與文藝界友好南下香港，生活艱難，便走去荷李活道邊的九如坊，開檔替人寫信謀生。來檔口幫襯的是女傭，也有水上姑娘，她們通過他的筆，向家鄉的親人或好友傾吐心聲。作家既賺到潤筆費，更重要的是他在腦子裏記下她們不幸遭遇和點滴片段，於是《蝦球傳》的女主角亞娣便形成；作家替人寫信之餘，常和好幾個街童、流浪兒童玩在一起，記下他們不幸遭遇和頑皮搗蛋、記下他們的故事和言語……」《蝦球傳》的第一、二部寫得相當成功，顯然也得益於他個人顛沛流離的血淚人生，而他在舊軍隊中的一段經歷，想必也為他後來創作〈白雲珠海〉提供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 我個人最欣賞的是〈春風秋雨〉和〈白雲珠海〉，在這兩部中，蝦球這個人物的經歷、遭遇，都充滿傳奇性，人物形象也歷歷如繪。其中，〈春風秋雨〉完全以香港為背景，直接描繪戰後底層社會困苦的生活，並以一個少年流浪兒的足跡帶出一部港都傳奇。蝦球還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便已肩負起生活的擔子，在船塢附近賣面包，生意難做，母親因被「貧窮壓榨」，「感情變得粗糙」，對兒子不是打便是駡，飽受委屈的他終於離家出走。一離開了家，蝦球便被殖民地社會中的有形無形的羅網給套住了，在碼頭上，蝦球淪為王狗仔的「馬仔」，隨他出海「釣魚」（從事非法的水上勾當），後來又成為黑道大佬鰐魚頭的隨從，幫他「爆倉」，結果被關進赤柱監獄三個月，離開監獄後又成為扒手。在街頭、匪窩、監獄……社會的罪惡泥淖中打滾，令他過早地承受生活的磨難，也使他認識到香港是「一個騙人的世界」、「一個餓狗搶食的世界」，認識到「樂園和天堂是沒有的」。但是，在底層社會流離、掙扎的過程中，他也領受到有情人間的愛，亞娣對他的温情，牛仔與他患難與共的手足情，這些都是他生命中積極的因素。甚至妓女六姑的遭遇也對他的人生觀產生了正面的啓示，她的一句話「人是不容易餓死的」，成了他克服貧困、飢餓的精神力量。而對蝦球的生命產生更深遠影響的人，則是游擊隊員丁大哥，他在少年蝦球心中埋下了嚮往理想人生的種子。在蝦球的浪子生涯中，有許多次改變其生命軌跡的事件，一次，他和牛仔在王狗仔的指揮下，向剛從輪船上下來的「金山伯」們下手，他和牛仔扒走了一個老伯的錢袋，王狗仔賞給他一百元，便吞沒了所有的「戰利品」。當他拿著錢回家孝敬母親時，發現躺在牀上，「一副死人一樣的絕望的神色」的爸爸，就是那個金山伯時，他才知道自己犯下的罪孽——他偷走了父親十五年的血汗錢，將他推進了絕望的深淵。這件事給了他重大的打擊，也促使他決心投奔游擊隊。就這樣，他的生命翻開新的一頁，流落珠三角一帶，經歷了更離奇曲折的人生遭遇。〈春風秋雨〉是一篇飽蘊真實人生體驗的生命傳奇，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戰後香港的人生百態、亂世風情，今天讀來，仍富吸引力且震撼人心，實在是戰後香港小說中不可多得的、具有時代意義的佳作。 2.香江浪子 港人悲歌 《蝦球傳》雖然廣受讀者歡迎，卻也引起過一番爭議。蝦球形象的真實性便曾受到部分讀者的質疑，且引來一番論爭。在〈白雲珠海〉單行本問世不久，論者適夷便在《青年知識》上發表了《蝦球是怎樣一個人》的文章，對這個形象提出幾點意見，茲錄如下︰ . 一.在黑社會中的浮沉，經過一個時期的牢獄生涯，我們的可憐的小主人公似乎並未增加了多少對生活與鬥爭的認識，他跟人當馬仔，只因偷竊到了自己老父的錢，才下了「洗手不幹」的決心。因為「沒有飯喫了」（他的靠山鰐魚頭不在香港），跑到內地去找丁大哥，想當游擊隊。在長途跋涉中，他的生活依舊靠欺騙和偷竊來維持，不過通過了忠實的牛仔的手，而自己只假作不知……則作者已把蝦球寫成一個可惡的偽君子了。 二.書中蝦球許多次窮途絕食，卻從未想起通過自己的勞力來換飯喫……蝦球全部生活的理想，其中是沒有絲毫勞動觀念的。 三. 抱著這種生活理想的蝦球，在性格上是表現出懦怯、卑劣、動搖、矛盾。 四. （蝦球被寫成）一個賈寶玉，亞喜為他吃暗醋，亞娣為他想分手。又與蟹王七互相讓愛，卻又是一位割愛全交的黃衫客。由於蝦球的性格存在著上述的缺點，所以他缺乏一個可能獲得思想覺醒和走向不屈鬥爭的人所必須具備的性格基礎……（轉引自楊玉峯《關於谷柳的〈蝦球傳〉》，刊於《香港掌故》（第八集）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8年5月版） 適夷的評論立即引起了反響，論者史竹當即在《大公報》發表題為《蝦球是不是已經沒有前途了？——寫在讀適夷先生「蝦球是怎樣一個人」後》的文章，對適夷的觀點作出反駁，認為蝦球並非賈寶玉型的循序漸進的覺醒者，而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天真無邪的、有勞動觀念的人，他說︰「我覺得蝦球到目前為止，他還是有著正義感的心腸，有著倔強的性格，漸漸地在懂得『愛甚麼』，『憎甚麼』，慢慢地在瞭解鬥爭。有這些『可能獲得思想覺醒走向不屈鬥爭』優良條件的蝦球，只要作者把他置身在一個較好的環境裏，讓他多接觸一些像丁大哥樣的好人，他的『接近到鬥爭去』不會是『不合理』的，他應該是有光明前途的。」（同上）史竹對蝦球認識是準確的，對適夷的觀點所作的反駁也是言之成理的。緊接史竹的文章之後，琳清也在《青年知識》上發表了一篇《我看蝦球——「蝦球是怎樣一個人」讀後》，其觀點與史竹大致相同，認為蝦球只要經得起現實的磨錬和考驗，前途肯定是充滿希望的。 對於史竹和琳清的批駁，適夷又在《青年知識》發表了一篇題為《再談蝦球——兼答史竹琳清二先生》的文章作出反批評。這篇文章更清礎地體現出作者的無產階級文學觀，他認為史竹和琳清是站在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立場替蝦球辯護，認為這是不客觀的，他認為應從社會環境決定論，尤其是階級性的角度來考察蝦球這個人物，他說︰「過去資產階級的文學者，是由人物的性格出發來寫人物的行為的，但今天社會科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即使是人的性格，也不是自己的主觀意志所決定，先天的自然成長的東西，而是人的出身的階級社會和體驗的生活條件在人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反映，它是受客觀現實決定的東西。因此我們考察蝦球的性格，就應該從蝦球的出身和體驗中去找出他的根源，但是我們找不到，或者說，找到的太少了，只是支離破碎的一些，不可能形成蝦球的性格和從這些性格出發的蝦球的行為。這其間缺乏應有的相互關係，必然的發展規律，因此蝦球的形象是不真實的。」（同上） 適夷在《蝦球是怎樣一個人》中對蝦球形象的否定，其實是對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誤解。適夷像一個政審幹部那樣以一種政治的標準、道德的標準、黨性的原則，在衡量這個人物，適夷在文學評論上扮演了書中游擊隊政委老胡的角色，對蝦球這個「問題人物」抱著一種成見，懷疑他的可靠性、忠誠度，擺出一幅「政治正確」的面孔來苛責一個「劣根性很深的流氓少年」。我想，倘若黃谷柳真以這樣一個標準來塑造這個人物，我們今天就不會看到一個如此鮮活的有生命力的人物了。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始終不容混淆，尤其對於一個文學評論者來說，這更是一個起碼的常識。可惜，在我們的文學評論界長期以來，都存在著以社會學的、政治學的、倫理學的標準來衡量藝術作品之價值的毛病。適夷的批評便是一例。其實，就連史竹和琳清對適夷的觀點所作的反駁，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在為蝦球叫屈，並未擺脫政治批評的窠臼，他們的理據也是非文學的、非美學的。我始終堅信，政治上的覺悟、道德的完美並不等於藝術形象的完美，相反，能夠讓我們看到人物自身的缺陷，看到其人生的另一面的形象才算得上是真實的。在藝術作品上，太高大、完美的人物，倒往往是不真實的，大陸「文革」時期樣板戲中的那些主角就是最好的例證。不知道是否受了以上爭論的影響，〈山長水遠〉中投身游擊隊後的蝦球，相對來說，形象顯得蒼白了，少了許多「人氣」。也許如作者在〈山長水遠〉後記中所說，由於個人「極為狹窄的視野範圍」，對所要描寫的對象「難以認識得深刻」，「對主人公蝦球已投身新的鬥爭，而要把握這一過程，也並非易事。」作者寫這第三冊「比開頭兩冊費勁得多」，是否與受到有形無形的政治指導有關呢。如是，這實在是藝術的悲哀，藝術家的悲哀。我所以要不吝篇幅引述以上論者的言論，正是要讓讀者諸君看看當年左傾文學思想在香港的影響。 在我看來，我們只能是以人性的準則來評判人物形象，判斷其價值。報導社會事件並不是小說家的責任，那是新聞記者的職責，同樣，宣傳政治理念也不是小說家的任務，那是政治家的使命，小說家的天職是用生動的形式述說人生悲歡離合的故事，揭示人的生命存在，勘察人類真實的內心世界，幫助讀者穿透現實的迷霧、擺脫沉淪的生活，超越人世間的是是非非，將我們從渾沌的現實世界中解放出來，找到一個心靈的家園，一個安身立命的靈魂之所。黃谷柳筆下的蝦球之所以真實可信，並不在於他是否「政治正確」，是否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在於其性格的二重性，他有善良、正直的品格，但卻深陷於罪惡的淵藪中，誤入歧途；他承受著人世間的苦難，只是為著活下去而堅忍不拔地在生命的苦海中掙扎浮沉，他雖嚮往投身游擊隊，卻並沒有甚麼遠大的理想，他只是出於一種自發的願望、一種樸素的觀念——要做好人，要「到一個能夠温飽而不受欺負的地方去」，他在一步步地告別過去，最後幡然醒悟，走向成熟的、合乎道德的健康人生。作者在塑造蝦球形象時，顯然對這個人物「傾盡了心血和慈愛」，甚至「美化」他的所作所為，但作者並不隱瞞他的劣行，將他的劣根性、思想的搖擺性都展示在讀者面前。黃谷柳的創作自覺遵循著寫實主義的原則，並不將人物類型化、臉譜化，而是取之於生活，讓我們看到一個個性鮮明的流浪兒，這樣的創作態度本是無可質疑的，也應該肯定的，為甚麼還會受到質疑和否定呢。如果，我們按照適夷的觀點去創作，只會使我們的創作變質——變得虛假，這樣創作出來的人物也不會有生命力。事實上，蝦球的性格也並非適夷所說的是由「主觀意志所決定」，縱使以泰納的環境決定論來衡量，蝦球之成為蝦球，也是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分不開的，他的「墮落」有其內在的原因，但更主要的還是家庭與社會環境種種因素相催的結果，他最後轉變成一個忠貞的游擊隊員，也是社會熔爐錘鍊的結果，並非個人主觀修行後頓悟成佛。 《蝦球傳》雖然引起過非議，但是它的藝術價值並沒有因此而受到低估，茅盾便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這部小說「從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現中激發了讀者的不滿、反抗與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緒」，在風格上打破了『五四』傳統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與大眾化的方向發展。」（轉引自夏衍《憶谷柳——重印〈蝦球傳〉代序》）確實，這是一部有開創性意義的作品，它的通俗化形式，對戰後香港小說向大眾化方向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不過，在我看來，它更大的價值是創造了一種港式流浪漢小說的模式，塑造了一個香江浪子的形象。這是過住的讀者、評論家所忽略的一個問題。那麼，我們怎樣看這部小說所創造的這樣一個模式呢？首先，從敘述形態來說，《蝦球傳》是一部典型的流浪漢小說，它採用了一種非常鬆散的情節形式，故事的發展是隨時間的延展而推進，隨著主人公的遊歷去展開一幅亂世畫卷，它可以漫無關聯的、無目的地任意延展下去。在〈春風秋雨〉中，它幾乎是透過蝦球的視角去看香港千奇百怪的世象，並以蝦球的平民意識去評說這個社會的種種現象。而更重要的一點是，這部小說觸及到了一個「浪遊」的母題，成為戰後香港小說中關於浪子主題的濫觴之作。像古往今來的許許多多流浪漢體的小說一樣，它是一首邊走邊唱的浪子悲歌，這是香港戰後小說史上第一首悲愴的港都浪子之歌。蝦球，這個出身卑微的小流氓，並沒有甚麼崇高的理想，他只是憑著一種求生的本能在香江碼頭、在維多利亞港漂泊；他的離家是逃脫暴虐的一種方式，所以，這也意味著是一種反抗——對一切不公正、不人道束縛的反抗，是一種對自由人生的追求和嚮往。我想，這也就是茅盾所說它「激發了讀者的不滿、反抗與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緒」的意義之所在。 我們知道，香港，無論何時都是一個人生的碼頭，來來往往、勞勞碌碌的人，不論是富貴還是貧賤，每一個人都有一部辛酸史，都在這埗頭上留下了一部屬於他自己的傳奇；每一個來去匆匆的過客，說到底都是一個人生的棄兒，都是被上帝驅逐出人生伊甸園的流浪者，注定要在人生的苦海中漂泊，受盡煎熬，蝦球就是其中的一個，所以，從他的經歷、遭遇中，我們不難看到許許多多香江浪子的影子，他們孤孑的身影，以及他們無所依歸、徬徨無助的棄兒情結。我特別看重〈春風秋雨〉在戰後香港小說史上的地位，就是因為作者創造了一個流浪者的原型，讓我們看到港人在苦難年代的傳奇式經歷和人生縮影，因為，我們都是這個碼頭上的「苦兒」、「流浪者」，蝦球的足跡就是我們的足跡，他的追索就是我們的追索，縱使各人的處境不同、目標有別，那一份顛沛、那一份流離，卻都是一樣的，都是一個苦、一個難。同樣，我們也都有一個夢，一個不滅的「香江夢」，在引導著我們不停地走下去，走下去……流浪是生命的放逐，他的本質就是找到回家的路，找到生命的歸宿，擺脫虛無與荒誕的生活，進入充實的存在——生命的本真。在〈春風秋雨〉中，蝦球的流浪，是一個沉淪的過程，但也是一個自我拯救的過程——從墮落到奮起，從迷失本性到克服劣根性，進入健全而有為的人生。這部小說見證了港人在人生苦海中漂泊的悲哀、辛酸與夢想，它給予我們的昭示就是，不斷地上路、追尋，不管前路是多麼艱險、多麼的曲折，我們都只能不停地走下去，浪遊下去，並在浪蕩中闖出一片新天，實現自身的價值，所以，它不愧為一首港人悲歌、生命的詠嘆調。這樣一部充滿生命意味的好小說，怎麼可以被人遺忘？ 蝦球，一個真正屬於香港的流浪兒，是不死的，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他的化身；他，仍流浪在香江的街頭，而且一代代地流浪下去。 作者簡介︰蔡益懷，文學博士，任職香港報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近年致力於文學評論，作品散見於內地《人民文學》、《萌芽》、《四川文學》、《青年作家》、《作品》，及港澳地區的《香港文學》、《文學世紀》、《純文學》、《當代文藝》、《香江文壇》、《明報》、《信報》、《星島日報》、《文#28377;報》、《新晚報》、《新報》、《快報》、《澳門日報》等，著作有︰小說集《前塵風月》﹙1994年﹚、《情網》﹙1998年﹚、《隨風而逝》﹙1999年﹚，文學論文集《港人敘事》﹙2001年﹚等。短篇小說《香港的最後一夜》曾獲香港青年文學#22892;﹙1989年﹚、中篇小說《塘西風情》曾獲《四川文學》優秀文學作品#22892;﹙1994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