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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大師王國維曾言「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這是至理之言。詩詞如此，散文如此，小說也如此。在香港小說家中，徐速正是一個「有境界」的小說家，這是我在閱讀他的小說時最大的感受。徐速是個無黨無派、不左不右的作家，他認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應該是指導時代走向一個大同理想的境界，而不是拘泥於狹隘的民族意識」的人，而正是這種藝術自覺，使他能夠站在一個更高的層次去面對人世間的是是非非，超越黨派之爭，跨越政治藩籬，並在他的創作中反映出以仁愛的思想消弭世間恩仇的主旨，如《櫻子姑娘》，便充分表現出了作者的這種仁愛情懷——「容忍，諒解，承認人性中的黑暗面，才能認識戰爭仇恨給我們的教訓；才能欣賞和平愛情的價值，才能在這些矛盾關係中尋找解決的先決條件。」 在五、六十年代的南來作家中，徐速的成功既是個異數，也是個奇蹟。論才華，他不及徐訏；論學識，他又不及趙滋蕃，但是，他的小說卻好賣過徐訏、趙滋蕃等這些南來才子的作品。就以他的名作《星星、月亮、太陽》來說，這部長篇小說曾轟動港台、暢銷東南亞，據說從一九五三年出版單行本直今，五十年間印了二十多版，總銷量幾十萬本，這在香港文學史上也可謂一個異數。試想，一部寫了四段戀情的愛情小說，卻能夠跳出「三角戀愛加情色描繪」的「港島傳奇」模式，寫得乾乾淨淨、連一個熱吻都沒有，而又能俘虜萬千讀者的心，這在極度商業化的大眾文化環境裏該是一個多麼令人驚訝的奇蹟。才子作家徐訏曾不解地問徐速︰為甚麼你的小說可以那麼好賣？徐訏的疑問其實不只是他個人的疑問，也是許許多多香港嚴肅文學作家的疑問。我想，這其中的奧妙還得從作品中去尋找答案。 很多年前，才女作家西茜凰寄贈了一部小說給筆者，這本書不是她本人的作品，而是《星星、月亮、太陽》，她說，她在少女時代很迷這本書。可想，這部曾風靡一代人的小說自有其吸引人之處。這部作品的主旨歌詠的是純真的愛情，寫的是時代的悲情，真實紀錄了抗日戰爭時期亂世兒女的情與愛。作品中的三個女性阿蘭、秋明、亞南都是具有高尚情操的女性，他們像天空中的星星、月亮、太陽分別代表了高潔、莊嚴、美麗的人格。小說正是以三個女性與主角徐堅白的愛情故事為線索，展開了一個時代的畫面，表現了人間的「真」、「善」、「美」。對於這部小說的藝術價值，筆者曾為文評析，故不再贅述。這裏，我只想說，這部小說是以一種「天真純潔的理想」和對「愛情的執著」信念，做了一個柏拉圖式的愛情綺夢，因而對於不諳世情的中學生以及一些純情玉女來說，自有其動人心弦的感染力。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這部小說的價值，而是有感於這部作品的幼稚，畢竟，作者創作這部小說時年僅二十八歲，無論是人生觀還是創作意識和寫作手法，都還說不上成熟，尤其對人生的思考、人性的理解還流於單純與浮面，因而，這部小說從藝術性來說還算不得成功。 如果說《星星、月亮、太陽》是徐速最有影響、最暢銷的名作，那麼，《櫻子姑娘》倒是他最成功、最有藝術價值的代表作。這部小說的一大成功，就是作者對人性的善惡、戰爭的殘酷、愛恨情仇的偏狹有了更為成熟的思考，能夠站在一個更高的境界來面對人世間的是是非非，反思家仇國恨。這是一部有深度的力作，體現出了作者超越個人恩怨、民族偏見，以博愛來消弭仇恨的基督似胸懷。 我們知道，現實世界並不美好，總是充滿了曲解、誤會、怨懟，處處都是愛恨情仇，於國家的層面來說有民族的仇恨，在人與人之間又有種種的紛擾、矛盾，我們該怎樣去面對這相互傾軋的社會，是用偏狹的心態、殘忍的手段去處理，還是用忍耐、愛心，以及和平的方式去消弭鬥爭？這正是徐速在《櫻子姑娘》中所反思和演繹的問題。作者曾在自序中聲言，希望在創作中「給戰爭、和平、愛情、仇恨的矛盾關係，找答案，求真理」。 這部小說以日本侵華時期動盪的社會現實為背景，記述了一個縣城中學裏同學之間、師生之間以及敵我之間的糾葛，展示出淪陷區或明或暗的抗日鬥爭、盤根錯結的種種社會關係和矛盾衝突，揭示了民族仇恨和異國愛恨情仇。 徐速創作這部小說其實面對著一個風險，那就是可能背負漢奸、民族罪人的罵名。因為這部以抗日為題材的作品，正面塑造了一個聖女般的日本女子的形象。日本侵華的民族之恨，至今仍是一個纏訟不清的國族是非，是個很容易觸痛民族神經的敏感問題。徐速在這部小說中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作者站在一種人道主義的高度，以仁愛的境界，回望歷史，審視現實的紛擾，以一種超越的姿態來反思戰爭、反思民族仇恨。作者是經歷過抗日烽火的人，對那段歷史有深切的感受，而且曾經「確實用眼淚和鮮血來歌頌戰爭」，那麼是甚麼令他擺脫了那種狹隘的民族意識呢，那就是一個作家的道德良知和藝術心性，正如作者所言「作者固然要忠實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但也不能歪曲自己創造的人物的時代性」。 小說中著力塑造的人物櫻子姑娘是日本侵略軍大佐犬養光雄的女兒，她插班進入高三班，成為一群中國學生的同學。這個從小在中國東北長大的美麗姑娘，國語講得比班上的同學流利，而且她很熱愛中國文化，成績也名列前茅，可是同學們並不接受她，懷疑她是憲兵隊的女間諜，而她的出現是日本奴化教育的新花樣，是敵人使出的「美人計」，因而她成了同學們戲謔的對象，受盡言語侮辱。面對同學的冷嘲熱諷，她並沒有作出報復，而是不卑不亢地講道理，她說「我們是同學，應該不分國籍，不分種族，像兄弟姊妹般相敬相愛」。然而，在那民族冤仇深似海的年月，這樣的語言是沒有人聽得入耳的。同學們依然用不友善的方式對待她、折磨她。儘管如此，她還是極力用行動去證明自己的真誠，如同學們被罰勞動修葺校園，她主動送茶送水，分贈糖果餅乾，又在休息時唱日本歌曲慰勞大家。可是她的這些親善行動一樣受到大家的曲解，認為那是鬼子的糖衣炮彈。敵意的環境並沒有令櫻子退縮，或者心生怨恨，相反以德報怨，並表現出高尚的情操。游擊隊為了營救被捕的同志，綁架了櫻子姑娘，將她關進在地窖裏。當她知道朱八嫂的女兒是被日軍殺害後，她這樣對朱八嫂說「如果你覺得殺了我可以消解你的憤恨，那麼，我願意抵償你女兒的性命」，最後游擊隊的人切下她的一節手指作信物，她也坦然接受了。在那個時刻，她「想到佛經上菩薩割肉餵鷹的故事，又想到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的道理」，她認為「偉大的和平理想，專靠空談是不行的，它必須付出代價——血的代價」……櫻子姑娘就是這樣一個有自我犠牲精神的日本女子。她對中國的愛是深摯的，但是，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她並不能得到人們的認同，她承受的屈辱和痛苦，只有她自己才清楚，她的內心充滿了矛盾的情感——「我沒有故鄉，我是在中國長大的，但我在中國也沒有故鄉！」「我每天都在想，我是穿中國旗袍，還是穿日本和服？也許我只能選一種。」正是這種身份的自覺和矛盾心境，使她對中日之間的衝突發出了這樣的詰問——「羅密歐朱麗葉的血，消滅了家族的仇恨。為什麼我們不能用愛來消滅民族間的仇恨？」櫻子這個純潔善良的女子不僅在中國受到誤解，在她的祖國日本也遭到不公平的對待，她最後被日軍關進牢獄，指她犯了叛國罪、縱敵罪、反戰罪等等，慘遭苦刑，幾乎死在牢獄之中。她的悲劇命運是時代的錯誤造成的，也是人類的錯誤造成的，但是，她卻以個人的苦難、個人的犠牲，見證了人類的仁愛精神，譜寫了一曲「以愛釋仇」的悲壯心曲。 除了櫻子姑娘之外，小說中的「老山羊」楊忠恕、「拼命三郎」吳漢聲等人物也都是塑造得頗為成功的形象。國文教師楊忠恕是個足智多謀的人，他在學校中向學生灌輸愛國主義思想，組織他們從事秘密的抗日活動。這個神出鬼沒的愛國志士，同時也是聞名遐邇的抗日英雄、游擊隊政治部主任張國威，他潛伏在學校中，一方面是培養抗日幹才，另方面是收集敵情，部署殲敵計畫。他煽動學生的仇敵情緒，也提醒學生防範櫻子姑娘，甚至指使他們打擊她的自尊。孰知，櫻子姑娘正是他的日本戀人的女兒。原來，楊忠恕的本名叫李光中，他曾在日本留學，並與日本女子和合子真摯相愛，可是，他的同學犬養光雄橫刀奪愛。兩人都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只不過一個效忠日本天皇，一個則是赤膽忠心的中華好漢，兩人為愛情也為了民族尊嚴展開了一場決鬥，在這你死我活的關頭，和合子以死相脅，制止了一場血鬥。櫻子的母親為了保護她的中國戀人李光中，放棄跟他回到中國去，並迫於犬養光雄的淫威和他結了婚，可是他們婚後的生活並不幸福，她始終沒有對犬養光雄付出真正的愛。李光中的離去也帶走了她的一片癡情，最後和合子懷著對李光中的愛含恨而逝，犬養光雄則從軍到中國來，一心要找這個情敵報仇。正是寃家路窄，兩個老同學兼情敵以及戰場上的對手，又相聚了，楊忠恕身份敗露，在被捕前服毒自盡，以身殉國。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傳奇人物，也是一個有著雙重性格的形象，從這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堅定的愛國情懷，但也看到其靈魂的陰暗面，具體而言就是民族仇恨對其人性的扭曲。 另外，學生領袖「拼命三郎」吳漢聲也是一個是頗為鮮明的形象，這個熱血青年像楊老師一樣，有一顆赤誠的報國之心，他的「愛國熱忱，誰也比不了」，可正是這個鐵血漢子與櫻子姑娘暗生情愫，進而相戀。然而，這個狂熱的好戰青年為了民族大業，甘願放棄個人的幸福，毅然投身抗日行列，從事地下活動。他似乎沒有一點兒女私情，所以，連真心愛著他的櫻子也對他的鐵石心腸很不理解。他甚至參與綁架櫻子的行動，可以想象其報國之心是何等的堅定，個人的私情又是泯滅得何等徹底。從他和楊忠恕等人物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民族仇恨所帶來的戰爭，不僅為國家帶來血與火的災難，也對人的心靈造成了深重的傷害。 作者在小說中，一再藉人物之口對戰爭作出有力的指控，「戰爭能解決問題嗎？除了死亡，流血，使人性變得更殘酷之外，還有什麼好處？」「仇恨能解決問題嗎？怨寃相報，幾時能已，對人類又有什麼好處？」「戰爭中，人類都是瘋子，為了戰爭，是不擇手段的！」「戰爭使人類多麼卑鄙、下流……」是的，戰爭扭曲了人性，犬養如此，楊忠恕如此，吳漢聲也如此，所以，他們最終都走向了滅亡，都成了戰爭的犠牲品。正如作品中所言，「家仇私鬥毀滅了羅密歐與朱麗葉，國仇公恨也毀滅了犬養光雄和李光中。」 這些人物的悲劇都是民族的仇恨造成的，那麼，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是用什麼力量去克服這種狹隘的家仇國恨呢？愛，櫻子姑娘的那種無私的愛，令所有的人物都相形見絀，所以作者借小說中的人物之口宣稱「仇恨終於在愛的力量下屈服了」。從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感悟到一個道理，仇與恨，只會造成兩敗俱傷，惟有愛與恕，可以幫助我們脫離寃寃相報的怪圈。 我在讀這部小說時，時時不期然地想起早前看過的一部電影，那就是電影大師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的新作《鋼琴戰曲》﹙The pianist﹚。在這部作品中有一幕是發人深省的，那個不斷逃亡、躲藏的波蘭猶太鋼琴家，不幸被德軍指揮官發現，就在那生死存亡的關頭，他表明自己的鋼琴家身份，德軍軍官要他當場彈奏一曲，鋼琴家於是坐在鋼琴前，以他嫻熟的指法彈奏出妙曼的音符，他的音樂才華感動了軍官，並得到他的保護，最後捱到戰爭結束，重獲自由。這部電影揭示了一個題旨，音樂——一種跨國界、跨民族的人類的共同語言，發自我們自由心靈的聲音，是超越敵我、超越國族之恨的心曲。在這個充滿敵意、仇恨的世界裏，我們拿什麼拯救人類自己？容忍、諒解、寬恕、仁愛、和平，這才是解救人類自身痼疾的良藥。徐速的《櫻子姑娘》同樣是在這個層面唱出了一首和平與友愛的人道主義頌歌。 偉大的作家都是人道主義者，他們以人本的立場面對人世間的種種是與非，仇與恨，所以，他們能夠超越政治的、國族的意識形態藩籬，也能超脫傳統道德的、俗世的人為屏障，指給我們一條突破現實迷津，走向澄明之境的道路。 從敘事風格來說，徐速的小說大都屬於傳奇的路數，情節曲折、峰迴路轉，因而可讀性頗高。作者很擅長將人物放在波譎雲詭的時代大背景中，讓他們去面對愛與恨、情與仇、恩與怨的考驗，以反思戰爭、愛情、人性等等，表現作者對人生和歷史的深沉思考。不過，其故事的傳奇性，情節的曲折性，也造成了一個缺點，即他的人物往往是概念的產物，這個缺陷在《星星、月亮、太陽》中表現得尤其突出，這部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都是平面化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作者「導演」出來的，而不是人物自身的性格所決定。這種片面化的毛病，在《櫻子姑娘》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人物的個性化有所增強，但也還沒有徹底擺脫類型化的缺憾，所以，嚴格來說，他筆下的人物還缺乏鮮活的生命力。 徐速的小說儘管還存在著這致命的缺陷，但他的創作態度卻是無可質疑的。通過以上的閱讀，我們可以這樣說，徐速的成功並非撞彩，或是上天的特別眷顧，而是在於作者有真誠的文心，就以《星星、月亮、太陽》來說，我雖然認為這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我還是很欣賞作者真摯的人生感悟和理想。這是一個文學工作者必備的基本素質。環顧當今文壇，儘管有些人著作等身，卻徒有「作家」的名號，而無作家之實，那就在於他們的創作不是出於真實的人生感悟，不是自出心源，而是停留於編故事，構築不痛不癢的濫情迷夢，賺取無知少女的眼淚，他們或忙於交際、應酬，或窮於結社、鑽營，或耽於功名、迷於利祿，或掛著「作家」的名號招搖撞騙、或追歡逐色，如此等等，唯獨疏於心靈世界的守望、精神田園的耕耘，缺乏對生命的觀照和審視，所以，他們交出來的「功課」，只能是一些「為賦新詩強說愁」的膺品。古羅馬先哲郎吉弩斯有句名言︰崇高是偉大心靈的迴聲，這就是說作家的人格對作品崇高風格的形成有決定性的意義，作家個人的修養、氣質，是決定作品格調高下的關鍵，所以，沒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強烈的愛憎情感，是不可能寫出高格調作品的，那些不能寫出好作品的人，恐怕首先要問問自己，是否有一種超然物外的性情，有沒有一種自我反省的能力，有沒有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濟世情懷。 徐速算不上是一流的小說家，但是，他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就在於他有作家最可貴的品質——有真感情，有對人生的真切體悟、對生命的真切關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