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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事情可能早已忘却，但有些事却像过目不忘的经典老电影一样时常在脑海里闪现，即使是在梦中，也依然清晰如初。 50年前，17岁的母亲怀着我8个月的时候，从公社草坪的秋千上摔了下来，于是，我便提前来到了人间……家乡有“七成八败”之说，认为8个月大的孩子是难以养大的。据说，我生下来比老鼠大不了多少，蜡黄寡瘦，皮包骨似的。当时母亲几乎没有乳汁喂养我，加之又逢那个物质匮乏的饥荒年代，家里人只好把我送到乡下一个刚生下孩子不久的娘娘(家乡称“娘娘”即阿姨的意思)家里，代为养活。 娘娘家其实就是一栋矮小不起眼的木屋，简陋的屋子里空荡荡的好像没什么东西，而一家人住的那间屋子也不大，中间赫然摆着一张古色古香的雕花木床。床上垫的是厚厚的干稻草，摸上去感觉还是蛮舒适的。我是冬天去的，睡在那样干烈的稻草床上定是暖乎乎舒坦坦的。那阵子，我吃着娘娘的奶水，睡着简朴而暖和的木板床，一天天看着看着长出肉来，脸蛋儿也渐次红润白胖起来。我依稀还记得，这个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别人家孩子的女人，总是把家中最好吃的东西留给我吃，然后才给自己的孩子吃。为了争吃的，与我一起奶大的那位小哥哥没少挨娘娘的打，而娘娘好像总是庇佑我、偏爱我一些。当时我不懂，为什么那位小哥哥叫她“妈妈”，我却叫她“娘娘”，直到我6岁那年母亲来接我去县城念书时，我才晓得“娘娘”与“妈妈”的含义有所不同，但感受相同的却是一样的母爱、一样的温暖、一样的呵护。娘娘是我应该用一生去敬重感念的恩人。正因如此，那时日子过的虽然清贫，而我内心却是丰盈而富足的。 长大后，对我有恩的好人委实不少，像家里的亲人、学校里的老师、插队时的房东、工厂的师傅、刊发我作品的编辑，都曾令我心生感动，心怀感激。令我没齿难忘、心存感念的还有那些可亲可敬的作家朋友，亦如王安忆，亦如梁晓声、迟子建等。 怎么说呢？认识王安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上海念书。某日，我懵懵懂懂地找到儿童时代杂志社，见到了二十几岁年轻清丽的王安忆，便从自己兜里掏出几页手稿，忐忑地交到王安忆手中，一脸羞怯地去望安忆，安忆乌黑的眸子里闪烁着真诚的光泽，与这样的目光相遇，心一下子就温暖起来。一种被欣赏、被感动的快乐萦绕在心头。从此，我与安忆结下友情，成了朋友。认识梁晓声，那是几年之后我已经在一个偏远城市的一家印刷厂工作，读到厂里印的《人民文学》上梁晓声的一篇小说，竟夜不能寐，就急切去信，不久便收到梁晓声的回信，他把自己当时生活上遇到的一些迷茫与困惑告诉了我，读罢，我很是激动与感慨。他那时已是名气不菲的作家了，却与素昧平生的我掏心窝子说话，真的够意思、够朋友！ 生活中少不了朋友，尤其是真诚的好朋友。每个人的心中都镌刻着一些好朋友的笑脸，储存着他们每一句温暖的话语和每一道爱意的目光……当你遇到困难时，他们会鼎力相助；当你碰到麻烦时，他们会伸出援手拉你；当你身陷窘境时，他们会尽心竭力扶你。这是一种不掺杂任何沽名钓誉、功名利禄的真情相助。这种相助与付出，是真心实意、全心全意的。世界上，能拥有这种幸运的人怕是不多，幸运的是，这种弥足珍贵的朋友我遇到了。记得1996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总觉得有点漫长，甚至难捱。当时我放弃了停薪留职在外企优厚的待遇，奉领导之命提前一年回单位上班。可没想到的是，刚一上班，一纸红头文件搁在我办公桌上了，不仅免了我的职务，还调我到另一个我根本不熟悉的编务部门工作。我没多思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径直朝编务室走去。那一刻纵有千般苦楚、万种怨言，也只能一个人默默地独自隐忍、承受着，面对人生新的考验与磨练。但那时我毕竟已经36岁了，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从零开始。然“危难”之时，我写信给梁晓声、王安忆，他们知道我的遭遇后，欣然接受我的约稿。很快，我在1997年秋出版了梁晓声的新散文集，1998年春出版了王安忆的新散文集。以后，不几年就有他们的新书出版。迄今为止，我责编了梁晓声散文集及长篇小说4部、王安忆散文集及长篇小说3部。像他们这么有名的作家几年内将三四部作品交给同一位编辑同一家出版社出版，恐怕也不多见的。经王安忆引荐，我又结识了迟子建，也顺利出版了她的散文集与小说集各一部。更为难得的是，他们所给予我的都是原创作品或最新力作，出版后有的获奖，有的畅销。这些，无疑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舞，也带给我异常的感动和快乐。生活亦然这样：当一扇门被关闭就有另一扇门为你打开。因此，当我们遭遇某种变故或不幸时，心态要淡定、要坦然，凡事往好处想，一切朝前看，每天怀着宽容与感恩的心情生活，你的心头就会清澈似水、温暖如春。 人生只不过转瞬即逝，那些如涓涓细流般的爱恋、如丝丝春风般的关怀却永驻心间。宛如我那娘娘温暖的臂膀、甜美的乳汁；宛如我那作家朋友真挚的话语、殷切的目光……从他们的身上我得到了弥足珍贵的爱、真诚、善良和关怀。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