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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巡：留学生文学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一、难以割舍的情结与文化冲突的呈现 海外中国留学生族群首先接受的是本土文化的熏陶，血管里畅流着五千年文化的气脉，他们的身上有挥之不去的本土文化的印痕和基质。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异质文化的直接亲历者和接受者，对异质文化有着深切的认识或体验，有着程度不等的认同感或亲近感。置身于中西文化的交叉点上，留学生族群逐渐形成了“多质而多元”的文化品格和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 由于跨文化交流的视域使然，留学生族群作为一个边缘性群体，处在民族性与开放性、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夹缝中，在有意或无意的行为与语言中砥砺并寻求着精神上的慰藉或归宿，由是而派生出另类的文化空间——“第三文化”。即相对于异质文化，他们难以割断华夏文化长期浸染的基因；相对于自身文化，他们又难以剥离异质文化的影响。当这两种文化的纠结和冲突发生碰撞和交融时，便意味着他们所传达的是一种在事实上或心理上的边缘状态和生活经验，而这一状态和经验也必然从另一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由是，每个人内心的骚动、焦灼和不安，是可以意会的。因此，在走过了追求传奇性的阶段之后，探寻个人或族群在漂移中存在的价值和理由，着力揭示东西方的文化冲实和对立，便成为留学生文学努力寻求表现的当代性主题。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阎真的《沧浪之水》和《曾在天涯》、严力的《母语的遭遇》、石小克的《美国公民》、张朴的《轻轻的，我走了》等大量作品，力求表现两种文化的差异在留学生族群身上所遭遇的种种悲欢离合。这些作品更多的是展露或呈现人在旅途面对两种文化相互碰撞时的心灵驿动，每一个人都是西方文化环境中出演的“他者”或“过客”，又是置身其中的参与者，即自己既是旁观者又是亲历者，既想转身离去又欲罢不能。这种矛盾的心理重负在整体上传达了价值失范和存在焦虑的迷茫。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选择、开掘和表现的创作领域，个别作家通过自己的文本，以从容而冷静的表达，为留学生文学平添了一层沉重的历史色彩。 二、个体生命体验与人性关怀的凝重书写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文学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也是在跨文化视野中诞生的产物，一方面是构成世纪末留学生高潮中的集体出外或自我放逐之后的文学景观，尽管未能达到它在华文文学世界中应有的高度；另一方面，随着身份的改变，留学生文学逐步地走向新移民文学，从而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中早期华侨作家、台湾留学生作家及大陆留学生/新移民作家的三个主要写作阵营。这些皆为华文文学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张力空间和多重的写作可能性。 文学写作说到底是一种最具个人化行为的精神劳动，尤其在海外。因而，对于人性的关注永远是最具挑战性也是作家最感兴趣的领域。梁实秋先生曾断言：“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这特别容易唤起人们的觉醒：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为什么这样活着？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回巡留学生文学乃至逐渐转换为新移民文学的整体态势，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在深厚而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色彩之中，只有直面逐渐剥离出来的关于人性的关注、作为文学本身的栖息之地，才能更加清晰地显露出留学生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延展性和独特性。旅美女作家严歌苓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充足而丰富的文本资源。如她的《少女小渔》、《海那边》、《女房东》、《扶桑》、《人寰》等；此外，刘敏的《后殖民女人》以及虹影(旅欧女作家)、抗凝(旅澳女作家)等人的小说同样值得注意。这些作品更多的是以精神的现实性切入当代生活的本质，以及人性在各种时空的砥砺下的扭曲或伸展，作品的内涵不局囿于海外生活的情景，而是试图表现某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生命体验和人性关怀。小说的精神气质超越了早期台湾那些表现“无根”痛苦的同类题材的作品，因而，在华文文学世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 应该说，不同时期的留学生文学均产生出各具特色的代表性作品，且深深地烙上属于各个年代的历史印痕、价值判断乃至个人记忆。从本质意义上讲，对于个体生命体验与人性关怀的凝重书写，则意味着留学生文学走出既定的题材领域迈向更为宏阔的境地。严歌苓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她的小说在这方面的努力已臻一种与众不同的高度，即把个人体验上升为一种人类精神体验的高度，上升到更具高层次人文关怀的境界，这是严歌苓在这一领域的特殊贡献。在她的笔下，无论是欢乐与痛苦、爱情或同情，还是孤独与梦想、历史或现实，庶几超越了文化与国别的界限，可视为人类共有的处境和状态。通过作家那放达而洒脱的叙述，既显示出其窥探人性之深和驾驭小说的功力和成熟度，又体现出留学生/新移民文学中人性呈现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同时也是当代华文文学独标风采的一种文学表现。刘敏的《后殖民女人》逾越了个体经验感受，以一种色彩斑斓的丰富性和全景式背景，以变幻莫测的场景和生动活泼的笔法，状写了一个漂亮的跨国女人从第三世界走向第一世界时，面对各种诱惑而产生的各种碰撞和人性的内在纠缠，在当下极具代表性。凡此种种皆是可喜的信号，并将牵引和进入更多读者的期待视野。 反思：为留学生文学寻求新突破探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升温的出国潮是造就所谓“留学生文学”的最直接的原因，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随着飘移现象而来的新移民浪潮的日益加剧，一大批离开故土流落异邦的文化人或作家，借助文学这个媒介作为表达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情感经历和精神出口，他们的写作不仅是华文世界的另类景观，也将形成当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奇特风景线。在当今时代，留学生/新移民的写作以及对留学生/新移民文学的研究，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留学生文学创作也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从时间跨度看，已持续了20来年的留学生文学，应该有新的转机或能酝酿出深刻大气、具有分量的作品来。然而，回首观望，当代留学生文学的数量固然不少，但好作品少，具有历史穿透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更少。究其深层原因，非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不过有一点是相对明显的，即跟作家对留学题材的创作观念及其本身的理解、处理和驾驭有关。 首先是对域外生活的理解、洞悉和表现未能摆脱功利性的视域。其实漂洋过海，出国留学，本身是以一种身体接触的方式去获取新的思想文化资源，这种与亲身体验相融合的经验，经过一番积累后将发生质的变异。因而，它不会妨碍作家们从其它的视点对留学题材进行考察或选取，进而写出具有独立性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审视留学题材的角度也是多方面的，仅就同一个时期的留学生文学来说，相同的文本对于不同的读者所读出的味道不同，而不同的读者视角不尽相同，结果自然千般百样，何况是面对着不同的留学题材的创作。然而，许多留学生文学的作家，常常局限于那种单向的讲述海外艰辛的生活或对奋搏历程的故事书写，这可以说是观念的狭隘化。像《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当时之所以畅销，跟电视热播与当时社会上的出国热潮是分不开的，这些作品既缺乏理想的、独到的或令人回味的叙述方式，在语言表达、构思框架和精神品位等方面也乏善可陈，这除了作者群体自身美学修养不足外，主要跟作品用虚构性的经验或梦幻，去理解留学生活且散发着强烈的功利性有关，它自动地放弃了对文学价值的审美追求，所生产的东西充其量只能是快餐式的一次性文化消费。 其次是拘泥于现状与事件本身的报道，缺乏历史与现实穿透力。在文学创作中，历史叙事固然重要，但必须能进能出，出入自如开张。留学生文学的本身是依据一定的历史生活事件生发开去，铺衍成篇。或许这可看成是一部作品一般方法上的构思肌理。如果只是拘泥于历史过程及事件本身的意义，未能保持必要的“距离”，并给予美学上的审视，生产出来的文学便有可能成为历史事件的堆积。譬如，很多描写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华人在海外生活的作品，只是喋喋不休地复制一个类似“北京人在纽约”的模式，即从最卑微的打工族开始，一步步知难而进地走向铺满鲜花的成功台阶，然后融入主流社会的故事，这乃是观念的停滞或狭隘，更是一种讨巧心理的做祟。这可能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留学生文学创作中，迅速形成的那种以迎合读者趣味和现实认知需要的报道性或写实性叙事策略同出一辙。如《我在美国当律师》、《告诉你一个真美国》、《红乌鸦》、《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基因之战》等，或以类似新闻特写和综合报道的方式去反映异国社会文化风情和在海外留学的生活概貌，或以讲述海外留学人员的传奇性故事为噱头，或以描写人在国外漂移的生存状态和面临的冲突与矛盾。然而，大多数作家只停留于平面化地处理这些历史与现实事件，缺乏深度，这种拘泥于现状与事件本身的叙述，妨碍了作品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层透视。因此，如何更艺术地拆解历史与现实的环链，以一种更为深邃而富有穿透力的眼光重新审视生活，用更独特的视角、叙事语调和情感方式去展示更为立体的历史生活画面，让所表现的对象在笔下闪现出更加夺目的光泽。我想，这是留学生文学创作能否寻求突破的方向之一。如是，写出来的作品才更具有独异的风貌，才能给人以真实的、深刻的和美的内涵和享受。 再者是对留学本质属性的存在追问与人性探寻的多向思考有待深入。我们知道，无论是20世纪之初的两次留洋大潮，还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涌动不息的留学大潮，均在不同程度上为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和革命运动带来难以估量的效果。可以说，留学生族群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先导或先行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界的进程中，又担负着中介或中坚的角色。在跨文化视野中，留学族群的历史文化地位体现在：一方面他们以留学族群和留学文化自身的多质性，为现代中国多元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养分、新的精神和新的资源；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多元性，为现代中国多元文化传统的整合与重建，提供了新的参照框架、新的透视角度和新的文化驱动力。同时，以其现代性、世界性、开放性构成自身独特的文化品格，并以其多质而多元的特性，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产生直接的效应，促成整个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留学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相互渗透的人文景观。如是，其所引发的对生活本质的思考，对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思考，对留学族群存在的深层价值追问等的多向度思考，无疑的成为留学生文学潜在的有待发掘的巨大的文学场。 同样的，致力于留学生题材中对人性的挖掘或探讨，是深化留学生文学创作的理想途径。留学生文学说到底是对留学本质属性的存在追向，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不断追向，站在更广阔更深层的人性立场来加以关注、切入和表达，乃是留学生文学的一项重要工程。旅美女作家严歌苓在这方面的探索和表现堪称独树一帜，她的小说往往以其特有的叙述方式，自觉探寻发生在留学族群身上的却是更具普遍人性的形而上内涵。诚然，人性是一个复杂体，有善恶有美丑、有崇高有卑劣、有暴力有平和、有悲剧有喜剧等等，只有探寻着且抵达人性的极至，让人性充分地、彻底地解放出来，才能真正涉及到对人性的复杂形式的表达。不可否定的事实是，对于人的生存境遇的追问与对于人性的不断探寻，乃是留学生文学创作重要的也是值得永远关切的独特命题。 此外，在留学生文学创作题材的处理上，还需要有更深层次或更新角度的拓展。目前尚没有产生像《沉沦》这样的堪称经典的作品，因此，我们期待着真正富有历史深广度和现实穿透力的经典作品问世。认真盘点，当下留学生文学中潜藏着两个板块需要加以重视、开发和挖掘，其蓄势待发将意味着特殊的吸引力和更多的可能性。一是部分具有海外人求学、生活经历的作者，譬如海归派、跨国人员等，他们可能只是把留学生的身份作为创作的背景，不仅仅只停留于记述留学或漂移的经历，而是在此基础上构思更为宏阔领域的作品去展开多向度关注和思考。另一种是随着留学人员低龄化的趋势，一些小留学生会把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思考记录下来，当然，这种生活化的文字只能适应和吸引同龄者的眼球。我们只能从另一维度上去加以理解和评价。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 期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