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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移民体验与身份认同 游走在地球经纬线上的海外华人女作家们，建构自己女性文学谱系是如此地顽强和执着。在边缘写作中以真切的生命体验，坚韧地播种和移植着民族精神。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下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融合的历史。不仅对世界华文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在风格各异的写作中重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在各具特色的书写中又有了更多的文化超越。 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在其论著中将“Identity”表述为“同一性”，即所谓的认同，也就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身份认同带有历史和社会的影响及烙印。移民文学与其说表现了一种认同感的匮乏与需求，不如说是深刻的现实焦虑的呈现；与其说是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不如说是对自我身份的解构和由此产生的焦虑。人们所关心的已不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我，而是如何在身份中获得认同。人成了一个非中心化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过去、现实、未来的切实联系。个体生存因此失去了内在根基，沉入孤独漂泊的困境，最终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所谓身份，一般指的是在某个社会结构中人所具有的合法居留标识，及其所处的位置。作为从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身份认同其原意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析工具，身份是“人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经验与构成这种主体性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联系”，换言之，身份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性的标志。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从而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 任何一个寻梦者，不管来自哪里，在异国他乡想要待下来首先都会面临着“Status”或“Identity”———身份转换或身份认同问题。在过去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身份”的焦虑并没有凸显出来。因早期华人移民数量毕竟不比现在，文化层次也不比现在。随着人类对精神和物质发展的多元需求，移民潮暗涛汹涌。各种国际因素变化使身份焦虑亦愈来愈多成为描述和深层开掘的主题。新移民文学在身份书写中又有了更细腻感性的刻划。 新移民作家的代表严歌苓以冷峻尖刻的笔调传达了移民境遇的切肤之痛———“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撞车了有没有人问伤？跌倒了有没有人问疼？没有。更多的时候，生存的迫急，使生活的目的变得坚硬而直接———“摆脱贫困，就是胜利。”“拿到绿卡，就是解放。”这是每一代移民都曾有过的状态。当信念成为事实，剩下的，便是生命的虚空。小渔磕磕绊绊，一路小心，终于熬到了领取绿卡的那天，她犹豫了，她问，我为什么呆在这儿？我在这儿干什么？似乎任何一条理由都不充分，任何一条理由一旦成立，就立即显出了荒诞。《少女小渔》以巧妙的构思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里发掘出人生的悖谬。 加拿大华人女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旅美女作家啸尘的中篇小说《覆水》等也都以不同的视角及笔调透出了移民身份未定的隐忍和焦虑。在《邮购新娘》中，被男人相中的女人以未婚妻身份进入了陌生的异国他乡，不料，婚姻在即将成为现实的关口化为泡影。女人面临要么回国要么黑下来的抉择。类似的例子应该说在美国、加拿大都不乏其人，难得的是女作家在表现此类题材时，不以故事取胜，而是关注故事背后蕴含的生命本体，关注在社会背景变异中的人的命运。如小说《恋曲三重奏》，一开头便通过女主人之口，点出了“身份”问题。透过王晓楠、章亚龙的情感纠葛，表现一虽有身份却内心彷徨的女人和一身份不明却内心强大的男人的命运反差对比。 在小说《覆水》中，女主角依群25岁来到硅谷，用了20年的光阴，从一个弱不禁风（心脏病）、目不识丁（英文盲）的中国南疆小城里街道铁器厂的绘图员，成为美国顶级学府伯克莱加大的EE（电子工程）硕士、硅谷一家中型半导体设计公司里的中层主管。如此鲜明的反差是她骄傲的依据，也是她忧伤和苦涩的理由。因为这样的“神话”并不是她一个人创造的，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合作者，其丈夫、美国人老德，共同努力的结果。那是上帝预先的设定，也是内心伤痛的根源。女人的人生正精彩，男人的人生却要落幕了。他们的命运既相互影响着，也彼此独立着；每个人只能承受自己的命运，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作品梳理了移民复杂网络中的丰富经验，从男女跨国、跨龄、跨文化背景的婚姻中，去检索文化、身份、身体、利益、价值等诸多问题。让人物始终在情感和理智、得与失之间经受着考验。 虹影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中对身份的追寻贯穿始终，对过去贫瘠荒芜年代的回顾、命运的错综纠葛、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以及人性的深刻挖掘，无疑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荷兰的华文女作家林湄在饱经飘泊人生之后，以10年功夫磨出一部《天望》。在自序中她如此感叹，“现实改变了我的生活境遇、文化背景和审美意识，也改变了我的身份和命运。我是谁？像一棵树吗？移植在天涯海角的另一土壤里……” 在吕红小说《美国情人》等所表现的中西文化碰撞、生存现状所带来的精神落差，弥漫的飘泊情绪，无不触及了这一移民文学焦点：身份困扰。作为自尊自强的女性典型，她们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命运都具有某种代表性。因为，对所有移民而言，异国经历是一个颠覆心智的过程，是探险与心碎的混合：它打开了一切事物的可能性，同时也侵蚀了传统信仰与习惯。华人在新旧拉扯间左右为难、痛苦挣扎的困境，不正体现了生活之纷繁复杂、人性之纷繁复杂吗？在梦想追寻的过程中，身份的不自由；残酷的生存压力生存环境；情感的压抑和牺牲；坐“移民监”的痛苦郁闷，都通过一柄“精神悬剑”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诸多困惑同时也反映在同胞遭受不公平待遇等问题上。这时候“身份”已经不是外在形式上的，而是肤色标识。所谓排外意识、种族歧视往往是潜隐在诸多理由和借口之下的，并错综复杂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可以预料，将会有愈来愈多的海外作家对这一透着文化身份及属性的题材作深入透彻的刻划和描述。 二、失语症：徘徊在双重边缘 “文化身份”是海外华人在创作中关心的主题。涉及诸如关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孤独、如何融入主流等问题。从女作家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无根的一代”，汤亭亭的《女勇士》，到谭恩美的《喜福会》等都表现类似的主题。《喜福会》通过描绘四对华人母女关系，表现了在“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交织着由语言差异及文化冲突所展现的代沟问题。母亲无法跟女儿沟通，正是语言作为生存本身而包含的文化冲突。语言转换“意味着一个人身份的根本性变更”。 边缘人的尴尬处境。他乡异国最直接深切的感受就是失语和失声。从原先的主流沦落到少数民族的少数……所以称为边缘人再确切不过。从海外华人作家创作中不时看到人物在异国他乡出现的交流障碍，揭示出新移民面对异国语言和文化时的尴尬状态。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人物的失语不只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而且还来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误解。移民能否在异国扎根取决于他们对该国语言文化的接受和转换。有人称之为自谋出路的艰难和文化失语症。失语失声之所以首先成为新移民笔下反复渲染的情境，是因为新移民对自己失却“存在之源”的伤痛有着深刻的体验，身份的建构存在于语言属性中，失语往往意味着身份的遮蔽乃至失落。与第一代移民出国主要是谋求物质生活改变不同，当新移民有着强烈的跨文化精神交流的愿望时，他们在语言上的多向努力就显得更加自觉、强烈。 多元文化中的“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重要母题。它包涵在生活经验、工作、教育、阶层、语言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因素中，也包涵在生命本体的成长过程中。不少叙述者对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反思，以及对自己上辈生活故事的讲述，反映了种族混合的社会状态。同时亦表现他们无效地为融入主流社会所作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种努力的无效而痛苦。华人的文化属性和文化身份，到第二三代移民身上就基本上模糊了。从出生到成长都是在种族熔炉里的土生华人，既没有华夏民族数千年文化精髓和传统包袱，也就不存在什么文化碰撞的尴尬。但文化影响仍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中。一些土生作家，渐渐以英文或其他语言创作，表达他们寻找祖宗根文化或者文化认同的困惑。“对于逐步失去中国人特征、已经失去使用汉语能力的土生华人而言，这种疏离和曲解也是通过努力才获得的。它既是一条弯路，也是一条漫长的曲线的开始。” 在施雨的长篇小说《刀锋下的盲点》中，以人物表现了文化多元状态和文化融合问题。王大卫是ABC（American-born Chinese，美国出生的华人）典型。在他身上体现了华裔美国人的尴尬，譬如有著类似香蕉人（外黄里白）的身份，却又不得不承受来自真正白人的特殊看待。像这种第二代华人虽然在生活上已经被西方社会完全同化，但在诸如道德、价值观等文化心理方面，仍与白人存在著巨大的差异。由于自幼受美国文化的熏陶，使这些ABC们又与新移民华人明显不同，因此而不断地徘徊在被排斥与被认同的尴尬情境中。 海外女作家作品中的文化身份的寻找或建构，亦对本土核心语境的文学提供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参照。而整个海外华文文学所表现的主题经历了从移民身份无所归依；华人历史延伸；身体和精神的离散、分裂；异国的悲凉处境再向呈现人性的普遍性、身份的重新建立转变的过程。如果说华人在美国找不到心灵归宿的“西方”处境，是白先勇作品的深刻感受的话，那么聂华苓的长篇小说则是对20世纪中国人“何处是归程”的持续追问。从留学生文学到新移民文学，即严歌苓小说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无疑将移民文学中的文化属性和文化身份的思考延续伸展到新的层面。 三、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颠覆及人性透视 置身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交织的社会变动的生存环境，让严歌苓找到了现代性的叙事方式，体现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和小说嬗变、文本叙事与多元文化的关系。从最初生存状态的尴尬、文化身份的失落到对他者及对异域文化交织着复杂情绪，铸成了其对人性善恶持深刻的反思，以敏锐的洞察力穿透了各类人物心态。换言之，海外作家的东西方文化背景和双重文化身份导致叙事主体的暧昧并充满悖论。而这恰恰是其他作家所未能达到的人性深度。 多元文化语境主要不是为新移民作家直接提供创作的素材，而是触动了回忆、想像、构筑世界的创作灵感和叙事的欲望。最具经验叙事的典型文本就是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 主人公“我”是个艺术系的留学生，从大陆来美国，整日为房租、奖学金而愁，在应付学业压力的间隙在华人餐馆打工、替人做看护。最难的还不是经济困窘，而是要不断地应付联邦调查局梦魇般的追踪。作为核心情节的不是留学生活本身，而是“我”与美国青年外交官安德烈的恋情；却又还不是恋情本身，而是这恋情招致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无休止的干涉，使“我”精神上备受折磨。 聚焦者是来自大陆的留学生“我”，正是通过“我”和外交官———他俩的眼光“被观看”。小说复杂而深刻的文化蕴含，是依靠叙事者、聚焦者和聚焦对象之间所产生的文化张力来维持的。同时交叉出现在“我”的意识流中的父母，以及对他们过去的爱情故事的回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穿插回忆是在FBI对我的审问中出现的———由此，文本的文化内涵变得错综复杂。小说对殖民文化的透视，还得力于核心意象“测谎仪”的营造。但面对FBI各种突然袭击和测谎试验时，她意识流却不时回到父母苦难的历史和自身挣扎的境遇。在这个所谓的自由国度，梦魇般地对身份的调查和盘问如影随形：她是谁？她究竟身份为何？透过这些细节和心理描写，深刻挖掘了华人漂泊他乡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惶惑；从一个困境出来却又陷入另一种困境的荒唐和无奈。 作品最精彩的是在“我”的心灵透视中，细致而绝妙地表现“母亲”当年与两个男人奇峰突起的爱情。譬如那个穿月白旗袍的少女在医院的长廊上遇见了年轻的“李师长”，在第五次见面的时候，“我母亲给粗糙的呢子大衣拥抱着、抚摸着，荷尔蒙幽暗的热流从她下腹、从她雌性源泉的底部涌出来，在刹那间完成了她最后一段青春发育。”然而，这段隐秘的“恋情”却因为那“乡下媳妇的不能了断”而无法实现，于是，带着金丝眼镜的“刘先生”蓦然走进了少女的世界，“他深深地把她十九岁的青春吮吸进去”，而在多年后，刘先生张开嘴，像是要呼喊却突然忘记自己是在梦境里。是那种剥夺人声音的梦境。 这里可以看到现实与想像中身份是如何被颠覆……主人公“我”在面对刘先生的女儿时心想：如果母亲当年没有跟师长，而是跟了恋人刘先生：那么你就不是你，而是我了！“假如四十多年前我爸爸没有突然出现，打乱了我母亲和刘先生的计划，这个撕下支票就扬长而去的漂亮女人就是我。”（P257）母女俩的情爱故事彼此映衬扭结着，交接点就是对爱情与人性的观照。 还有另外一个“我”喜欢的流浪艺术家作为参照者。有关爱情或者说暧昧的情感混合着，一方面和外交官交往，另一方面对流浪艺术家里昂的微妙感觉……手的相缠十分精彩和深刻。将下意识或者潜意识都不经意表现出来。“……我和他的手之间相隔的皮手套因而便是不存在的，回答直接进入了我的询问。因此我和他之间相隔的皮肤、血液、躯体，也不再存在；我和他之间相隔的两个下棋者，以及一整个盛着上百号人的空间，都不复存在。一个个体和另一个个体之间，竟有如此的捷径去相遇和相识。他似乎感到了我的反应，尽管我认为自己一动不动。他手心的动作更微妙，而我想要的回答全在里面了。我作为一个女性灵肉所追问的一切，他作为一具男性灵肉都一一作了解答。我不知我问的都是些什么，但他的回答无一不准确。这个过程如同两个导体的沟通：最内在最精确的沟通，不需要借助任何物质形态的线路或渠道，不必去物质世界先兜个圈子，绕趟冤枉的弯路。” “我感到一股陌生的渴望突然爆发，又立刻被他满足了。紧接着又是更强烈的一股渴望，他再次给予了满足。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这不就是两只手的活动吗？他持续给我的回答和我持续生发的渴求使我感到这经验奇异可怖。我不是个毫无男女经验的女人啊！……”（P158） 小说直抵人性深层的复杂———欲望、情感和理性呈现分裂状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似被鲜活地引入作品人物丰富的心理描写中。人的身体和大脑有时并不见得一致，现代心理分析认为人的身体有完全不受头脑控制的意识和生命，但无法通过语言的修辞和规则得到充分表达。严歌苓在这一细节里逼真而敏锐地呈现出人性的矛盾，人的行为有时不受大脑指挥而独立，而在人性矛盾之中，恰恰折射出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巨壑…… 还有“我”受不了精神折磨很想对安德烈说分手吧，可眷顾“预科外交官夫人”的生活远景，常常是话到口边又吞下。还有一段精彩的心理和现实交战，是在外交官安德烈星期六一大清早从华盛顿飞车赶往芝加哥会“我”时，“我”从冰箱里拿出的简陋食品全是过期和减价的处理品。于是安德烈邀请“我”、还有艺术家瘪三里昂，去一个高档的餐馆进餐。在这个绝妙的早晨三角恋之间爆发的一场有关“牺牲”的争论。 里昂痛斥“女人没灵魂”，说“我”爱安德烈是“为了一点儿实惠”，“我”反驳他“我们女人全一个德行……我们爱能够为我们牺牲的人。”但绝不是“去卖肾脏”。而安德烈最酷的一举是将原本准备款待三人的早餐改变成为两人，让里昂自己付自己的账。“你说我把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的生命卖掉了。谢谢你的提醒，我这个出卖了自由的奴隶用他卖生钱宴请一个自由人，这不很滑稽？也很不公道。我也许真像你讲的那样，把生命的主要段落出卖了，但我换来的是尊严。是给一个女人起码的体面生活的力量。假如我一旦失去这个尊严和力量，我根本不会去走近任何一个女人。尊严和生存能力，给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去爱女人的条件，没有这条件，你连雄性也没有。”（P318）这一精彩的争辩，让安德烈有血有肉地挺立起来。 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在新的层面上展示了新移民世界鲜为人知的生存状态。“我”一方面渴望自由爱情、艺术飞翔，另一方面却吃着“煮烂的方便面”等低劣食品，“我端着空碗走出卧室，提着身体的分量，脚步贼似的轻。”“我老鼠一样灰溜溜地进入厨房，把水龙头的水流量拧到最细，洗着一只孤零零饭碗。” 作品语言灵动意象突兀，蕴含着一种极其凝炼的清晰，充满弹性和张力，以及令人生痛的敏锐。譬如表现里昂、王阿花这些有音乐、绘画秉赋的艺术家，却不得不在贫困线上挣扎，甚至半公开地进行着人血买卖、人体器官买卖；譬如洋教授如何在女留学生申请奖学金时趁机性骚扰；譬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便衣特工，如何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肆无忌惮地践踏侵犯政府官员、侨民留学生的隐私权、婚恋权和其他基本人权……将社会观察与人性探寻熔为一炉，同时亦对所谓的自由国家的基本内核作了最深刻的展示。 和书中两种时态生活场景的交织穿插相对应，人物世界也分为两组，现在时态人物组中“我”是主角和叙述者，过去时态人物组“我”是叙述者和潜主角，显主角则是“我”的母亲。对这样一部其人物、故事的构成具有二元一体性结构特征的小说，兼有多种特征和具有多层次解读的可能性。并且由于时空的来回穿插，使作品容量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延伸。 严歌苓出国前就已经是军旅作家，出国后看到各种境遇下深藏的人性，开始由故事背景的单纯展示转向人性与环境对立的深度模式，并且进一步形成明确的文化批判立场。异乡的生活世态照亮了严歌苓记忆中的生活沉淀，促使她思索民族文化积淀和传统思维定势的优劣问题，揭示苦难深重的民族在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冲击下不断习惯于“说谎”的本质根源。于此对民族文化心理和对社会及人性挖掘抵达相当的深度。 四、文化身份建构与文化融合 一个人必要首先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才能在人文舞台上发出独立的声音。知识分子都具有相似的离散经验。自我放逐者则不再于现有的身份体系之中努力，转而试图进入另外一个身份体系之中寻求。毋庸置疑，人之身份不能脱离既有坐标体系而被定义。对身份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常常忽略甚或无视逻辑和秩序中根深蒂固的利益、种族、文化歧视与偏见，以及贯穿始终的经济、政治和话语上的不平等。身份，这种不断试图向另外一个点移动的努力，通过一个个坐标点来定位生活，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所处的位置。同时，不断地对自己现有的身份怀着焦虑，指向未来坐标体系，而这种潜藏的焦虑，则是动力。正是文化的无所不在，改变了人类数千年来对精神、物质以及自身生存意义的固有认识和界定，也创造着、生成着新的身份观。 “身份并非是一种界定或者归宿，而是对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源的不断开掘。如果我们能更关注这一过程包含的悖论、矛盾，更关注文化情感、生存策略对身份书写的影响，华文文学中的身份认同会呈现出更丰富的意义。” 重新思考文化身份的建构，对于新移民来说是缓解身份焦虑的必然途径。海外女作家试图通过自己的移民体验，对文化身份的追寻和思考，从而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后殖民文学批评家霍米·芭芭（Homi BhaBha）提出了“杂糅”文化身份理论。认为移民独特的经验要求新的，与稳定“疆界”相反的呈现自我的方式。“疆界”充满对立和矛盾，是人们思考世界与个体关系的障碍。时空跨越产生了复杂的身份：它既是差异，也是趋同；既是过去，也是现在；既是包容，也是排斥。也就是说，由于跨越，传统的思维模式面临瓦解；过去与现在、内部与外部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互间既冲突又融合，以“流动”为特点的思考文化身份的方式。 女性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其独立、自尊原则受到威胁，具有“主体暧昧”的特点，既与自我社会疏离，又与他者社会的疏离。独身闯荡孤独、失意、颓废、漂泊的生命体验；民族意识、女性意识、东西文明等语词的意义组合，构成了文化语境，成为其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的矛盾。实际上矛盾思想常常交战于心中。异域文化语境，使得个体不能与群体发生真实有机的联系，成为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共同塑造的“中间物”，既与他者社会疏离又与自我社会疏离，具有“主体暧昧”的特点。 海外女作家的移民记忆以及物质与文化遗产作为确立文化身份认同的因素。其所描述的自身的经验表明，作品能够被赋予新的生命，释放无穷能量，成为提供新的可能性的百宝箱。是个体联系群体通向未来的坐标。她们在写作中已经开始思考重构文化身份的可能性。这个新的身份叙事更具包容性。它不强求时空的连续性，但是它打造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新型关系，将记忆的片断作为文化资源带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斯蒂芬·桑德鲁普［英］在分析“移民文学”的特性时指出：“移民他乡的游子们至少会较为典型地体验到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某种程度的边缘化，但更为通常的是，他们将会变得越来越疏离那不断变化的本土文化”。第一代移民感受文化之间的震荡，同种文化内部理想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冲突都体现在文本中，将故事镶嵌在移民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上。而新生代对于文化身份的认同已经与老一代人显示出差异。相对于上一辈人来说，传统意识淡化———其身份情结是离散的、更加有一种无根感。 当身份转换后，寻常人也许就满足了异国他乡过安宁平淡的日子，但依旧有人惶惑：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归宿么？诗人王性初以感性的诗句表现漂泊者“根”与“家”分离无奈的同时，“孤独已从相对外在的怀乡，发展成为对生命的一种更普遍也更深刻的内视。”“孤独不再是对往昔的牵挂，喧喧大千，孤独是对世界既排拒又渗入的一种认知和态度。” 从儿时的故居到异国的豪宅；从诗仙李白“何处是归程？”到哲圣尼采对人的精神家园的拷问，李硕儒无语问苍天：家归何处？迷失在洪荒大野，再难找回自己的家。 何处是归？何时归？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从文学描述的“身份焦虑”上升到哲学意义的思考。而表现这种精神迷失和追寻的，在大陆留学生文学查建英的代表作《丛林下的冰河》最为典型。当小说主人公回答教授说，她到美国来，为了看看、找找，其印度裔教授的话语则显得意味深长：看看是可以的，找什么就很难说了，等你找到，也许就不是你所要找的了。 由此可见，华人移民在下一代学业完成或成家立业之后，亦有再度寻求精神寄托的彷徨。当你有了美国公民或者绿卡身份，有了在这个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你的存在究竟是主流还是边缘化的？是受重视还是被歧视？都是决定你的精神生活充实与否的重要因素。移民的东方文化背景显然不会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尤其西方人阅读兴趣往往更偏重华人对过去那个时代的反思或揭露，而并非关注移民困境或表现移民生态的文学。 文学的边缘位置和文化身份建构的困境，触及了“失语”与边陲文学的语言表征之困境，经典缺席、文学史叙事的结构与文化政治的悬浮状态，而“身份焦虑”更凸显出来。作为一种文化需求，它试图提供的不仅是在酷烈的现实面前对自身身份的幻象，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自我建构，可以超越固定身份的刻板局限。“其实，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而言，全面地吸取其它族裔文化、中华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精华，把它们视为自己的文化资源并且转化为文化资本，可能是发展的更为积极的一种策略。” 既然移民是个世界性的话题，在写作中，新移民作家可以说都试图在找寻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表达方式，以使他们在移民母语以外国度的人也能得到认同。而这种表达方式，不是发音和语调上的问题，却是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上的障碍。严歌苓认为自己是不断地作这样的努力，从人生经历中悟出一些哲学意义。 随着海外华文文学逐渐在海内外产生影响，所占据重要的地位日显突出，学界亦开始逐渐关注新一代移民作家提供的新鲜特质。有的女作家有意以女性视角表现女性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迷惘，并隐含在迥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男权意识的专制粗暴对女性发展的制约及伤害。譬如在表现女主人公所处具体境遇的感受与描绘上，以女性的逻辑来和世界打交道，来建筑自己心中的世界镜像，而不是按一个先验的所谓女权主义模式，将小说写成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妇女觉醒或解放的文本。它是一种原生态，是既未经男权话语也未经某种模式化的女权话语浸染的原生态，因此而更接近人文主义真谛。海外女作家的写作将女性主义逐渐推向第三个阶段，就是和存在论哲学相结合的女性主义。它从表面上看，也许显得平和一些，但是它更加关注女性的日常生存体验。在这一阶段所要重构的，是有别于第一阶段之社会政治权力重构、第二阶段之知识话语权力重构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构。它在文学上的目标是实现女性的多样化的生存体验与叙述。 结 语 一种潜在而深刻的认同危机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侵扰着新移民：生存或欲望、个人或民族、社群或地域。由于独特的社群结构和移民文化，使得异域生活的每个个体都无法回避这种多元化的镜像，因此，对文化身份的追问与认同，成了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母题。在这里，身份不是通过其他诸如一种国籍或一种经济上的实力体现，而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故事、历史，来获得自己在文化上的根基。亦为此间建立了身份表述，成为获取文化认同的诸多路径之一。 作为一种离散族裔文化表征的海外移民文学置身于各种思潮的旋涡中，艺术取向的差异也造成了文本表述的巨大分野。文本纪实性风格更多地体现在显性的题材、主题层面；而现代主义文本的变形夸张、扭曲或佯装复古等语言策略，依然渗透着文化身份焦虑。焦虑中的困惑、飘泊里的无奈、压抑中的奋起，在北美出版的《一代飞鸿》所聚集的40多位新移民作家作品的字里行间，在全球华人各类文学社团的风起云涌中亦可见端倪。这种新的人文特质、新的书写困惑，纠缠徘徊在故乡他乡、原乡异乡之间；在身份认同、国籍认同、语言认同之间，经过西方文化冲击之后，正逐渐摸索着建立一种超越地域身份、超越有形无形之藩篱的精神归宿。因此，不少海外华文作家就选择了跨越两边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在东西方之间自由穿梭和来回游走，借以扩展文化交流融合的空间。 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和话语编码，不仅有各民族创造和传递的物质产品，还有包括各种象征、思想、信念、审美观念、价值标准体系的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文化本身无优劣，只有差异；而尊重文化的差异，是世界之潮流。美学大师宗白华曾经提出功利-伦理-政治-学术-艺术-宗教这个纵轴，这是横亘于古今中西的境界之轴，是个不断超越的过程。当今语境中全球化不是西化，也不等于本土化，而是包含了多层面的选择。 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观点，认为第一个轴心时代正是在西方产生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思想大师，而东方产生了孔子、孟子和老子等思想文化大师的先秦时代；经过历史的流变而产生不同的文明和文化艺术流派。当今世界正进入第二轴心时代，文化的冲突碰撞必然要产生文化的交汇融合。西方文化，相对于东方文化是人类整体文化的一极，亦不可能成为中心。人类文化就像太极图般地呈现出互补结构。西方的阳刚与东方的阴柔互补，才能达至阴阳平衡。 另外，以文化融合为宗旨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从美国加州起始逐渐影响至全球。预示着“人类由追求社会的、物质的、科技层面的进步，将演进到注重‘心灵’‘精神’层面的探索，找到超越人种、肤色、民族、国籍以及宗教派别的人类心灵的共通点，认知人类的‘同源性’和‘平等性’，从而达成‘四海一家’与‘和平’的远景。”而方兴未艾的海外华文文学将在此一历史过程中，以视野广阔和无羁的精神活力，担当承前启后的重任及多元文化融合的独特角色。 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史进：《语言还乡：海外创作心灵栖息地的寻找》，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王列耀：《印尼土生华人文学曾经的“寻根”之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 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陈瑞琳：《“移植”的奇葩———从严歌苓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横看成岭侧成峰》2006年。 黄万华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序言，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刘登翰：《一个孤独旅人的繁富世界》，序《孤之旅》，中国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朱立立：《华文文学后殖民批评的可能性及限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期。 Swami Mukananda：《拙火———生命的秘密》总序，王季庆译。 原载：《华文文学》 原载：《华文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