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慧是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又备受争议的女作家，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在国外，她的部分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并登上日、英、意、德、法、美及西班牙、阿根廷、爱尔兰、新加坡的各类销售榜前十；在国内，有关卫慧的争议一度引起不同阶层人们的关注，涉及范围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界。《上海宝贝》被禁后，卫慧的创作迟缓了许多，除2004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我的禅》和新近推出的《狗爸爸》，难见其他作品。卫慧何以能产生如此大影响？她的创作又有哪些特异的内质？不同时期的变化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试加以论析。 一 几乎卫慧的每一篇小说都以青年为主要关注的对象。这些青年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形象范畴，他们大多生活富足，以享乐者的姿态频繁出现在都市各种声色犬马的消费场合中。卫慧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梦无痕》，“我”出生在一个家境优越的环境中，“家宽敞而干净，充满了松爽的阳光”、“父亲总有应酬的饭局”；《爱人的房间》中，主人公是“自从父母双双毁于一场坠机事件后，生活就再没有出现过一丝的波澜。航空公司的赔款加上父母毕生的积蓄使她觉得自己除了钱就一无所有”；《上海宝贝》里，天天的生活方式是“在床上看书、看影碟、抽烟、思考生与死、灵与肉的问题、打声讯电话、玩电脑游戏或者睡觉，剩下来的时间用来画画、陪我散步、吃饭、购物、逛书店和音像店、坐咖啡馆、去银行，需要钱的时候他去邮局用漂亮的蓝色信封给妈妈寄信”卫慧：《上海宝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98、7172页。。纵观卫慧的作品，这类人物形象反复出现缺少变化。《上海宝贝》中的倪可、《艾夏》中的艾夏、《像卫慧那样疯狂》中的“我”、《我的禅》中的美女作家等都是这样，开始带着迷惘出现在作品中，到了结尾，当叙事过程完成后，主人公大多还是迷惘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卫慧小说中的人物缺少一个长大成人的过程，形象本身较为呆板和简单。她塑造了都市青年的形象，试图展示这类人特殊的生活状态，可她展示的只是一个平面截图，没能立体地塑造出这类形象。同时，卫慧把他们的焦虑感和融入社会时的失落感抽取出来加以放大，夸张变形了这类形象。这实际上间接地展示了作者无所皈依的灵魂和在纷繁的现实中极为紊乱的情绪。它体现出的是“某种惊人的自足性与浮泛性，即在现代都市生活肢解下灵魂的自我放逐状态、理性价值大面积失位情形以及由此而自觉形成的情绪化、表象化的叙事特征”洪治纲：《灵魂的自我放逐与失位——我看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载《南方文坛》，1998年第6期。。对于卫慧来说，她的作品更乐于从自我出发而不是依从社会价值进行创作，使她的叙事只对自我感受和自我情绪说话。 “自我”言说不仅是创作的母题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存在，它包含个人对社会、对自我许多层面的思考，既有个人对外界的沉思，又有对内在生命的体悟。就卫慧的创作看，她的自我言说过多地将笔触放在了自我感觉上，缺少以社会价值作为参照坐标的外在审视，导致了她的创作走向“自闭”，即反复叙写着自我焦虑的灵魂，没能挖掘出焦虑的成因，缺少一种深度。同时，由于作者对自我的开掘过多地放在“性”的层面，导致了卫慧的作品没能做到很好的审美提炼。没能有效地在创作中表现出对生活的审美化提炼，是否意味着进行了很好的“审丑”呢？虽然“丑”和“美”是一种对立的存在，作家还是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对“丑”的解构和评价体现出“美”的价值的。纵观卫慧的作品，我们看不出作者对“丑”的批判和解构。作品对性爱场景的大肆渲染让读者怀疑它是否真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作家只是将生活中一些肮脏的现象表现出来，而没能对这一现象进行有效的批判，他的作品便不是一部文学意义上成功的作品，因为他没有表现出一个作家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卫慧的创作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这些特点。 二 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都或多或少地有消费文化的影子。作家笔下的故事多与物欲、性爱、商海沉浮有关。故事的背景大都离不开酒吧、夜总会、歌舞厅以及各式各样的“PARTY”。在卫慧的作品中，主人公不停地去斑尼餐馆、澳洲餐馆、大江户日本菜馆等时尚场所进餐，无聊时去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逛逛，悠闲时出去旅游，郁闷的时候就抽“七星烟”、喝“苏格兰威士忌”。实质上，这些消费景观的一再出现，表明作品人物在标榜自己的一种社会等级和在社会等级中所处的位置。此时，消费本身所具有的原初意义——物质需要的满足已被精神或心理层次的满足所取代。通过向别人传达信息来定位自己，而这种信息的传达是通过所选择的消费品和消费模式实现的，这是消费“作为意义，主要和符号价值相关”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3页。的体现。除此之外，卫慧的作品还通过教育进行自我身份认同。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区分〉导言》中指出，“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相对应。这使鉴赏预先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导言，见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2页。卫慧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一个写作者的形象，一个畅销书作者的形象。《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像卫慧那样疯狂》、《我的禅》中的“我”等都是受欢迎的美女作家。如果细读作品还会发现，所有书中出现的这些作家的写作与亨利·米勒、艾伦·金斯堡、杜拉斯等人的写作非常相像。就实质而言，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消费。要具有某种欣赏能力必须接受某方面的教育，就必须进行教育投资，就需要经济的介入，而那些处于相对贫困的阶层则无力支付这些费用，因而他们难免“趣味低下”。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无形中透露的是一种优越感，是一种间接的炫耀，潜在的表明了作者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与众不同的“高雅”品位。 就消费文化而言，它更深入的影响是在卫慧处理作品的方式之中。综合看来，卫慧的叙事有一种强烈变化的感觉，有一种速度感和跳跃性，同时更包含一定唯美主义的格调、狂欢的追求和时尚化的趣味。这种新的风格和审美机制本身就是消费文化的一种体现。她的叙述性强，可以把摩登的、浪漫的、冷漠的城市和狂欢、迷茫、冲动的情绪以及阴暗地浮现在城市的生活充分地表达出来；她塑造了都市的另类人物形象，在刻画的过程中采用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叙事方式，这实质上是消费时代对文学消费特征的要求。卫慧的创作特别注重故事的设置。“故事”是她小说的灵魂。在她注重日常生活和身体经验书写的过程中，欲望成了最具消费特征的叙事方式。她小说的细节处理则较为简单，那些散发着人性之美的细节，那种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优秀细节描绘几乎是难得一见。我们看到的是卫慧在着眼老套情感纠葛的过程中，对于细节叙述则越来越不耐烦。这种叙写方式本身就是在迎合消费时代文学消费的快节奏。 就卫慧的创作看，其文本特征不仅是消费意义上的，更是后殖民文化的。我们发现，除了外国男性外卫慧笔下的男性形象大都是“猥琐”的。卫慧笔下，那些能让女性体验到快感的男性形象几乎无一例外都来自他国。《梦无痕》中两个优秀的中国男人竞争不过一个日本老头，女主人公“琼”最终投入日本老人上陇健夫的怀抱。《上海宝贝》中作者干脆给中国男人天天一个性无能的角色，对德国富商马克则给予喋喋不休的赞赏。“每次见到他，我就想我愿意为他而死，死在他身下”，以至于马克的狐臭都让“我”赞叹不已：“头靠在马克的肩上，嗅着来自北欧大地的花香和淡淡的狐臭，这种异国的性感体味也许是他最打动我的地方。”卫慧：《上海宝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98、7172页。从表面来看，这仅仅是卫慧作品中的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一再出现的实质是许多研究者经常批判的殖民意识的体现。为什么西方男人较之中国男人相比总是优秀的，这实际上关系到人种的问题。当西方列强瓜分世界时，他们就曾打出过这样的旗帜，即白种人在种族上优于其他人种，他们的关系应该是统治与被统治的，于是其他人种被“合理地”压迫与奴役。这种情形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曾不同程度地出现。卫慧作品多次出现这种描写表明在她的创作中潜意识地存在着种族优劣的划分。“种族理论，关于原初起源和原初分类、现代堕落、文明之进展、白种(或雅利安)民族之命运、获取殖民领地之需要的观念——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时代特殊的科学、政治文化聚合体构成的元素，其最终趋向几乎毫无例外地总是试图将欧洲或者欧洲民族提升到支配非欧洲民族的位置。”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 在后殖民文化研究中，我们注意到民族文化身份的确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角色定位、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可。其中角色定位和自我认同是他人认可的基础。卫慧的创作中不时会出现诸如Ferragamo靴子、PORTISHED的歌曲、时髦的Barneys、Marc Jacobs牛仔装、PUMN牌球鞋、Bowery Bar、CafeCarlyle、EIJI美发沙龙等作者认为是时尚和品位标志的物件，甚至《上海宝贝》中的倪可与马克在厕所做爱时，作者还不失时机地告诉读者“她”穿的是“CK”牌内裤。综观其创作，充斥其间的消费模式和消费品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他者”色彩。“语言符号的运用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它能定义一个世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延续民族文化传统。它不仅是民族想象的媒介，也象征着个体身份认同。”都岚岚：《民族主义语言文学想象》，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5期。在卫慧津津乐道的叙述背后是对时尚品牌所代表的文化价值的认同，也就是对西方文化观念的认同。卫慧作品中大量外文符号的穿插和西化时尚生活的渲染是作者角色定位失调和自我认同缺失的表现。难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生产的消费品都不值一提吗？况且，品牌的喜好和追求是个人的事，而作者笔下的人物在厕所做爱时还要抓住不多的时间迫不及待地告诉读者她穿的是“CK”牌内裤，其用意何在呢？我们注意到，在对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叙写想象中，几乎卫慧的每一篇作品都在模仿和复制西方，《我的禅》中美女作家追求和享受生活的理念是这样，新作《狗爸爸》中“我”的生活情趣也是如此。硬性地把西方塑造都市生活的刻画方法移植到中国都市社会的书写中来不仅缺失了真实性更丧失了对都市叙写的深刻性。 从异国情恋叙事模式看，卫慧的创作同样表现了较强的异质性。她小说中的中国青年在面对外国异性时更多地只是一个肉体的存在。他们不是与外国异性产生了感情，实质上只是想方设法地把自己出“卖”给外国异性。《像卫慧那样疯狂》中“媚眼儿”最大的追求是找一个西方富婆，在受尽JUDY和达柔等女性的玩弄后惨死在一个黑人刀下。卫慧笔下，当中国人遭遇异国情爱时似乎只是一个欲望客体，除了出卖自己的东方“特色”求得青睐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诉求。“周围有不少金发洋人，也有不少露着小蛮腰以一头东方瑰宝似的黑发作为招揽卖点的中国女人，她们脸上都有种婊子似的自我推销的表情……她们一般都蓄着惊人的长发(以供洋鬼子压在身下性趣勃发之余惊叹东方女人的神奇毛发)。”卫慧：《上海宝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98、7172页。事实上，当作者在作品中不断对此进行乐此不疲的叙述和渲染而又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批判倾向时，它实质上突现的是西方话语叙述的价值追求。中国人遭遇西方异性而把自我价值建立在他们认可的基础上，透露出的是深度的自我认同危机。卫慧的创作潜藏着只有西方文化才是济世和救世的良药，只有依附西方文化才能获得救赎的观念。这无疑是后殖民文化的深层体现。 三 曾有一些伦理学家指出，现代女性的解放，不仅是社会地位、权利、思想等方面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女性身体的解放，也就是女性对其身体的使用和言说应享有自由的权利。只有当女性的身体不再是承载形而上价值的空洞存在，只有走出男性本位观下的傀儡角色，摆脱掉他人强加的意志，女性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实现自我。 在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在性角色上只能扮演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如果女性超越了被动走向主动，将不可避免地遭到众人的唾弃和社会秩序的压制，潘金莲即是典型的一例。从这个层面上看，卫慧的小说对以往以男性话语建构的秩序作了强有力的解构。她作品中的女性由后台走向前台，表现了让女性走向一个人，一个具有生物性和男性一样的人，一个具有身体意识的人。她作品中的两性关系是颇为微妙的，一方面女性离不开男性，另一方面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女性往往同时与几个男性保持关系，试图找到理想中的男性形象，结果总是以痛苦的失望告终。这种失望本身是站在女性自身的标准上对男性加以审视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卫慧作品中的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卫慧的小说没有任何宏大叙事的痕迹。在她的作品中，你很难看到社会责任、社会道义以及传统文学观赋予文学的重负。她消解了宏大叙事的模式和传统的写作观。 把女性的身体抽出来作为关注的中心固然是女性意识的一种体现，但女性意识绝不仅仅只体现在身体层面。作为社会的主体，女性对社会的看法和人生体悟等诸多方面都会流露出女性意识。卫慧的小说仅仅在感性身体层面表现了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的思索，使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仅仅停留在单一的层面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深挖和开掘。身体作为几千年来被禁锢和压抑的焦点，承载着难以摆脱的历史和文化重负，绝不仅仅只是“性”，还应包括女性全方位的感觉、知觉和理性的反思过程。身体写作的过程同时应该是理性思维全方面展开的过程。卫慧作品中的身体写作仅仅停留在“性”的层面上表明卫慧的写作有迎合大众阅读和男性窥视欲以获得商业利益的倾向。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卫慧作品的女性意识没能得到很好的表现，受到了较多的批判和非议。 2007年6月，卫慧出版了她的新作《狗爸爸》。在这部作品中，卫慧表现出了一定的新变化，对女性问题也有了一定的新思考。作品中，“我”因一时冲动拒绝了男友哲的求婚，导致了男友哲的负气出走，于是“我”带着一条老狗——露风禅远赴哲的家乡追寻男友。在追寻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一系列的奇遇、波折，最终在父亲亡灵的指引下悟到了人生的真谛，长大成人，与哲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部作品可以作为一部成长小说来看待，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主人公“我”经过了受骗、斗擒歹徒、见证死亡之后领悟到了“人生的四条真谛：善良、正直、勇敢、信念”。实质上，这个领悟的过程就是“我”在父亲的指引与陪伴下长大成人的过程。“我”成长的引路人——父亲逐步把“我”带到了既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中，启迪“我”承担责任与使命，并以他的智慧和睿智的思想让我认同了他的价值观，在“我”面前是一个启蒙者和引导者的形象。有了父亲的存在，“我”的成长不再迷惘、灵魂不再漂泊无助、心灵不再孤单，它深层次透露出的是写作者对既有规范与秩序的认可、对已有文化价值观的潜在认同，更直接地标示着卫慧叛逆、张狂、另类写作姿态的被改写。 由于卫慧以往作品中的女性缺少一个融入社会的过程，仅仅以自己的标准判断社会、衡量异性，留下了所有的男性都是软弱卑微与猥琐的印象。其实，这种审视不是在男女两性相互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上进行的，缺少对男性的理解。事实上，女性意识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对父权的反抗上。父权是渗透于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文化积淀，它不仅对女性造成了压迫，对男性也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是男女两性都要打倒推翻的对象。但否定父权，主要是对现有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和长期左右人们的男权观念进行解构，而不是否定男性，更不能挑起两性之间的战争。《狗爸爸》中卫慧一反往日的叙事模式。不仅“我”在父亲的引导下自然顺畅地融入了社会，而且生活中的异性也不再是女性鄙视的对象，他们参与了女性的成长。“我”从女孩到女人的关键一步就是在男性——一个外号“老虎”的酒吧老板的帮助下完成的。“当时父亲去世，母亲远嫁，祖父母年迈体弱，我身边空无一人，只有他。他使我那段充满麻烦的青涩岁月得以有惊无险地渡过。他为我开启了一道通往全新的成人世界的门。”卫慧：《狗爸爸》，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31页。这里，女性的成长不再拒绝男性的参与。我们看到的是在男性的帮助下，“我”得以避免了成长过程中会走入的误区和经历的痛苦。而《像卫慧那样疯狂》中，“女孩”的成长却更多地带有自戕性质“她渴望那件事的发生……他则坚持说自己不行，因为她太小是个处女……她咬牙切齿地微笑着，拿起桌上的一支铅笔，把它塞进自己的身体。她来回动作着，脸上挂着残忍而痛苦的微笑，血淋淋的激情和暴力使她的身体在柔弱的灯光下看起来像一具引人入胜的魔鬼之躯”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载《钟山》，1998年，第31页。。这种硬性地排除男性的成长方式对女性本身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打破了两性间的和谐状态，实质上造成了两性的对立，内在地反映了成长的焦虑和迷惘。从这点上看，《狗爸爸》的叙事不再是冲突的和撕裂的，而是洋溢着一种内在的和谐，较之卫慧以往的创作是一个大的飞跃。 纵观卫慧的创作，以她的三部长篇小说为代表，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上海宝贝》时期的迷惘到《我的禅》中皈依念头的产生再到《狗爸爸》中的皈依实质上表明了卫慧的创作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即从叛逆、另类的写作向社会规范和文化所认可的写作方式的回归。“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轰轰烈烈的热闹之后，应该沉下心来理性地看一下卫慧了。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