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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贾平凹出版了长篇小说《高兴》，这是自1993年《废都》问世后的14年间他创作出版的第八部长篇小说。细算的话，基本上是不到两年便有一部长篇问世，由此而言，贾平凹真可谓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专业户”；其实，他也正是以自己不断创新的作品向读者展示着他那巨大的文学创造力。正如雷达曾评论的那样：“贾平凹是自然之子，平民之子，中国文学精神和美学精神之子，他生于汉江之侧，长于商洛大野，饱啜传统文化雨露，博采现代文明之精英；在创作中，他一面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一面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世界文学的动态。”雷达：《〈贾平凹文集〉编者前言》，见《贾平凹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是的，以传统的审美趣味与现代表现手法去关注农村，关爱并批判着农民，是贾平凹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 如果读者对贾平凹之前的长篇《秦腔》有所了解，一定会认为《高兴》是其姊妹篇。如果说《秦腔》展开的是一群在家园中生活的农民，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挣扎的心灵故事的话，那么《高兴》无疑是在记录这些开始脱离自己土地到城里谋生的农民的漂泊经历。关于乡村与农民工的小说，其实时下并不鲜见，但贾平凹的可贵在于，他不仅真诚写出了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而且更是通过这些让人心酸的故事表象去展现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命运交错与心灵变迁。 贾平凹写农民，是他文学的必然选择。作为农民出身的作家，他自己就曾写过一部《我是农民》的书。一个骨子里是农民的作家如果不写农民，而去写他并不十分熟悉的人与事，可能大多会是垃圾作品。我们回望贾平凹的写作史，在他的青年时代，或许有过效仿西方作家的迷惘，有过玩弄技巧的心计，但一路写下来，他的经得起推敲的好作品大抵还是以农村、农民为主角的作品。他以一个城市“乡下人”的眼光去观照、反映农村的社会现实与农民的生活现状，刻画了一系列具有深刻内涵及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如小月(《小月前本》)，金狗、雷大空(《浮躁》)，夏天义、夏君亭(《秦腔》)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虽也描写沉闷、空虚的都市生活和堕落、虚伪的都市人，但笔调远不如写农村、农民时那么流畅自然，深刻隽永。表现农民的纯朴善良、勤劳坚韧，农民的愚昧落后、保守顽固……毫无顾忌地赞扬、批判甚至嘲讽农民，表达着自己对农村与农民的“爱”与“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正是他对农民态度的真实写照。 《高兴》与此前贾平凹的其他作品风格有很大不同，它没有《废都》、《高老庄》的精致与浑圆；没有《怀念狼》、《秦腔》的深沉和凝重。小说的语言和叙述一改贾氏以前的“玄妙”风格，非常直截了当、自然朴实，贾平凹在作品后记《我和高兴》中写道：“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空虚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这使得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这部小说突出的艺术特色，并且其中很多情节的设置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如与刘高兴、五富的遭遇比较起来，同样从清风镇出来的韩大宝和刘高兴的侄儿良子，凭他们冷硬奸猾的心机，占据这城市的某个层面，活得人五人六。原来，要在城市活下去，大概首先得摘除良知、正义、同情和怜悯，城市不属于善良、真诚，城市的人性是扭曲的。还有孟夷纯，她来城市的目的，也只是挣钱，不为自己，而是寄回老家，给老家的警察做缉捕杀死她哥哥凶手的办案经费。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寄一次钱，每一次的数目成千上万。警察拿了饱含她血泪的钱，南下北上，却一次一次让她失望，没有结果。谁说得清这些钱不是被那些警察用来吃喝玩乐、旅游观光了？即便不是如此，难道警察捉拿杀人犯还需受害人家属自筹办案经费吗？ 《高兴》写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命运，实际就是写进城农民的命运，这标志着贾平凹关注农民视角的重大转变。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虽是农民，但人物所处的外部环境却已不同以往，不再是农村，而转向了城市——成为“城市中的农民”。在这部关注土地变迁后农民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中，贾平凹以其一贯的平静与淡定笔致，运用一种椎心泣血的文笔，打开了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密布着冲突、错位、荒谬、伤痛、病象重重而又情义深切的当代故事，记录了城市最底层人群的生活。作品以刘高兴和五富两人的活动为主线展开情节；而以刘高兴与孟夷纯的偶然相遇、相交相知为副线穿插其中。作者撩开城市灯红酒绿的面纱，揭示了以主人公刘高兴为代表的来自偏远农村的拾荒者、民工、乞丐、妓女等人在城市中艰难生存的凄凉境遇。这些人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活着，即便如此，竟也无比艰难。他们被生活的艰辛压得无暇反思自己命运的悲剧本质，甚至还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高兴，这样的快乐的内心里实际却隐藏着深深的悲凉。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人物的喜悦与悲伤，幸福与辛酸；同时也可体会作者那“心怀天下不平事，意念人间疾苦情”的情怀。 《高兴》仿佛是一份有例证、有分析的“城市拾荒群体的考察报告”，真实可信，让人有触手可及之感。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了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真实地塑造了拾破烂者刘高兴的形象。虽给主人公起了一个“高兴”的名字，然而人物的故事却令人心情沉重。刘高兴是个集小农意识与现代观念于一身的新时代农民，他有文化有思想，甚至有点“儒雅”。他有追求有理想，但又能面对现实，比如他总结出了进城农民如何融入城市的生存法则：“城里水深着哩，要学会保护自己”，“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这种适者生存的原则堪称典型的“刘氏思维”，很有点现代意识和哲学韵味。刘高兴很能干，人称“十二能”，他很自信，总结了自己的精于心算、吃苦耐劳、穿着干净、会吹箫、反感怨恨诅咒、乐观等优点。为盖房娶媳妇，他到城里卖过三次血、卖了一个肾，等到把房子盖好了，那女人也嫁别人了，他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箫，真有点“天要下雨，娘要出嫁，随它去吧”的气度。 刘高兴身上体现着中国农民那种诚实、忠厚的高尚品格。他把同村的农民兄弟五富带到城里拾破烂，像亲兄弟一样照顾、关怀和保护。五富不幸死在咸阳，他从咸阳把尸体背到西安火车站，准备背回老家。这当中受了多少辛劳、误解、惊吓甚至被公安局怀疑是杀人犯，他却无怨无悔。刘高兴很有“新市民”的归属感，他说他把一个肾卖给了西安人，他的另一半就是西安人了，应该为西安做些好事。比如，路边有一棵树被风刮歪了，你要以为这是咱的树，去把它扶正。这是一种比很多久居城市的人还深的对城市的关爱情怀。他很有正义感，他认识一位姓孟的姑娘，其兄被杀害，凶手潜逃，公安局说破案经费困难，要家属提供追逃犯经费，小孟被迫进城卖淫。刘高兴硬是将卖破烂的钱一分一分地积攒，帮助小孟；他虽然爱小孟，但不乘人之危，是正人君子。他自尊自爱，他说：“咱是拾破烂的，咱不能自己也破烂。” 贾平凹在后记中说刘高兴的原型是自己的同乡刘书祯，这个人也是《秦腔》中书正的原型。但细细比较的话，我们可以感觉到刘高兴与《秦腔》中的赵宏声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机智幽默，乐于助人，文化说不上高，但都有点“小才”。赵宏声是农村的诊所医生，医术不甚高明，但他却有很强的文学概括能力，他写的对联多能触及事物的本质；而刘高兴虽是拾破烂的社会底层人，但他对事物的看法却多有深刻之处，又吹得一口好箫。作为小说重点刻画的人物形象，刘高兴其实可以被视为是贾平凹“理想农民”的现实化。他热心真诚而又不乏机智(他细心地帮五富存钱，争抢煤车时的计划得当等)，正视现实而又充满幻想(帮孟夷纯时意识到自己力量的不足，不时想象自己本是西安的城里人，希望找到移植自己肾的人等)，自尊自爱而又时感自卑(在韦达帮他介绍工作时他的表现，最初与孟夷纯交往时的言行等)，这一切表明，他是一个不乏浪漫情绪的现实人——他确切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并且努力去实现目标。 贾平凹为了更好地了解拾破烂群体的境遇，他在动笔前曾深入西安的大街小巷，见到了更多像刘高兴一样拾破烂的人，他感受最深的是拾荒者的生存环境太差，完全靠一种心性在生活。作者坦言，这是他迄今为止写得最吃力的小说，全书35万字，苦写三载，五易其稿。是同乡刘高兴使他萌生了写作的欲望，且创作目的也非常的明确、单纯，“在所有的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或许从他们(拾荒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 在人物设置上，《高兴》延续了贾平凹一直以来的创作风格：人物数量不多，人物关系也不复杂。作者给予笔墨较多的有刘高兴、五富、孟夷纯、杏胡、黄八、石热闹等。除刘高兴外，这些形象中最饱满、最有代表性的应是五富。五富粗笨、邋遢，却卖力、拼命，他的世界很小，却很认真、执著。五富没有做城里人的愿望，他到城里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多挣几个钱，使妻子和三个儿子过得好一点。他是刘高兴不可或缺的伴儿，他需要刘高兴，没有刘高兴，他在城市里混不下去；刘高兴也需要他，他是另一个老实到家的刘高兴。刘高兴是五富的信任和依靠，因此五富对刘高兴言听计从，最后为了使刘高兴能完成赎回孟夷纯的计划，同时也使自己能多挣几个钱，在咸阳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劳累，得了老板的一壶酒就高兴得喝到大醉，终于找到一点高兴的感觉了，却突然脑瘫，命丧黄泉。要说典型，其实五富最具典型性，大体代表了农村最底层、最穷苦、最无助的一个阶层。但就是最可怜的五富，最后却突然死了，这后面的故事，一下子让人的心低沉下来，充分显示了贾平凹深厚的文学功底。人物的生活，忽然间就都有了变化，死者已矣，但活着的人还要生存，小说却戛然而止，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感叹号！此外，小说中还有对诸如黄八、朱宗夫妇、石热闹等人的叙写。正是通过对这些“城市农民”不同经历的描写，作品为读者展现了他们的辛酸与不幸，暴露了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使作品具有严肃的社会批判意义。 读罢《高兴》，很多读者或许会很自然地想到电影《落叶归根》。从作品来看，作者运用倒叙手法，在开头与结尾处讲述了一个“背尸回家”的故事，此处可能会使人产生一种与《落叶归根》雷同的感受。但事实正如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中写到的：“电影可能也是看到了那个报道，但电影纯粹演义了背尸的过程，我的小说仅仅是做了个引子罢了。”电影《落叶归根》只是单纯讲了“背尸回家”的故事，事件本身就是电影的主体，它的前后过程构成了电影的全部内容。由此可见，电影《落叶归根》意是借这一件事，赞颂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而在《高兴》中，作者仅把它作为构制故事的框架，或作者所说的“引子”，它与作品另外的情节、事件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说“背尸回家”的故事在作品中有什么作用的话，也仅限于作者借五富的“活着来到城市”与“死后离去”所隐含的对城市社会生活的批判。 在贾平凹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对佛或寺庙的描写(如《浮躁》中的圆通和尚，《佛关》中的寺院、方丈及佛像，而《白朗》中的强盗白朗则本是一个玉面和尚)，甚至他有些作品可以被称为当代的佛教文学(如《太白山记》中的《观斗》、《猎人》与《村祖》等)。对于佛，贾平凹在以前的作品中多以一种调侃的心态待之(如他写寺院中的方丈如何检查小和尚的被子，命他们把被子上夜遗后的干斑刮下，冲入水中喝下去等)，但在现实生活及其真实的思想中，他的态度却是庄重的。他对有中国佛教之称的禅宗特别青睐，阅读了许多佛教典籍，甚至相法、佛学大纲也都在其阅读范围之内。另外，他还涉足过一些寺庙等佛教文化古迹。他曾在自己创作的一幅《门图》题道：“生与死有门，佛与魔有门，君与臣有门，我与你有门，人生无限门，门门有小鬼。英雄破门去；请问门前君，门是天还是网？网上是蜘蛛还是太阳？门下坐何物？噫！识者入门去，不识者门要关闭矣。”他似乎悟出了人生的某种玄妙，看到了事物相互转化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契机——他所谓的“门”。而这门究竟是什么？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是这种具有深厚佛教色彩的人生观影响了他的创作，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某种飘忽不定而又确切存在的佛性。 在《高兴》中，贾平凹不但同样讲到了佛的故事，而且比在以前任何作品中的态度都要虔诚与庄重。“锁骨菩萨”其神其事，不知佛教传说或人类社会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但作品中是作为有现实基础的佛教传说来写的。作品中写到刘高兴也从未听说过“锁骨菩萨”，这是他第一次去文物市场，偶然间才知道的。他在文物市场旁的塔下发现了一块碑，文曰：“昔，魏公寨有妇，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五，孤行于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一无所却。”碑上这短短三十字概括了“锁骨菩萨”的一生，很显然，她生时是一个“妓女”。而后碑文又写到有僧西来，见其墓焚香就拜，人问其故，“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所之欲，无不循焉。”众人不信，即开墓验之，果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因而“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在此，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贾平凹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一佛教故事的本身，而只是以故事所包含的精神内涵作为一个线索，去暗示其他的什么人物或事件的深刻之处。细心阅读作品，我们会发现有两个人物在思想或行为上与“锁骨菩萨”相通相似。其一便是刘高兴，他虽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拾荒者”，某些人可能会用“身份低贱”来形容他，但他却有一颗高尚而纯洁的心。为了一个自己并不熟识的被车撞倒的孩子，他责问轿车司机，并冒生死之险趴在车前盖上被轿车带了七八里地。他在误会中结识了孟夷纯，后来了解了她的身世，刘高兴不但没有鄙视她是“妓女”，且尽力相助；他虽钦慕，暗恋孟夷纯，但却不因自己的相助而索求回报，且还想方设法不让孟夷纯因此事有心理负担。这些不正是“锁骨菩萨”那“世所之欲，无不循焉”精神的体现吗？这也正是作者所竭力发掘的“下层人”灵魂的闪光点。另一人物则是孟夷纯，她一个“妓女”，在职业上与“锁骨菩萨”相同。虽然她只是因自己的家事卖身筹款，或许比不得刘高兴倾力相助他人显得高尚，但作品仍能让读者在震撼、悲悯之余为她的“舍身”精神而深深感动。 贾平凹曾把自己的创作经历分为“单纯入世”、“复杂处世”和“冷静观世”三个阶段，其中“冷静观世”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就小说《高兴》来看，贾平凹在创作上已达到了“冷静观世”的高度。在作品中，他隐藏了自己的声音，超然于人事之外，面对纷纭复杂的现实冷静处之；仅仅以平淡自然的语调把事件、人物呈现于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体会。在贾平凹进入古朴而本真的创作状态的同时，他的襟怀如同涨墨，彻底吃进了字里行间，这也是为什么用工笔写实的手法写就的《高兴》，看起来让人如此揪心，如此对人物寄予无限同情的原因所在。 《高兴》是一份留给历史的社会记录，是透过小说中故事情节、人物命运、社会现实，照射出的一方令人欲哭无泪、欷歔不已的人间舞台！《高兴》之所以令人心情沉重，是农民的生活现实令人沉重，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令人沉重。即便是木讷的五富，当看到有的家庭摆设豪华时还感慨地说：“都是一样的人，怎么就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怎么城里人和乡下人那样不一样地过日子？”另一位拾荒者黄八则说：“我就想不通，修一个公园就花十亿，体育馆开一个歌唱会就几百万，办一个这样展览那样展览就上千万，为什么有了钱就只在城市里烧，农村穷成那样就没钱，咱就没钱？！”这些文字，描述了农民对缩小城乡差别的期盼，也反映了作者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胸怀。这也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他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停留下来深入思考，提醒我们文学应该真正关注落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进城农民的生存现状与精神困境。 贾平凹在《我和高兴》一文中说：“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高兴》记录的是刘高兴的生存与灵魂，又是这个时代诸多农民的生存与灵魂。《高兴》把我们引进了拾荒者的世界，看到了他们的酸甜苦辣。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