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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台湾的主要文化思潮 1949年国民党败退时将其政治机器整套搬到了台湾，台湾成了原有“国统区”社会的延续；除了左翼思想文化受到更严格的禁绝外，国统区固有的社会文化思潮则在台湾延续和发展着。20世纪70年代乡土／本土文化思潮崛起之前的最初二三十年，台湾至少存在着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等纠葛交缠的文化思潮，成为当代台湾文学发展和演变的底盘和背景。 国民党当局采取的是冠以“三民主义”之名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的路线。政治上，延续了一党独大、领袖专擅的威权体制；文化上，对于一般的西方文化采取放任自流的不设防态度，然而对于被视为可能动摇其专制统治基础的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则戒心重重，讳莫如深。1966年发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某种意义上是30年代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60年代台湾版。正如台湾学者黄俊杰所说，它“包含的政治意义大于文化的意义”，实质上是国民党欲以中国“道统”的承续者自居，以此来弥补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的“法统”地位的一种政治行为。 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主义思潮是当代台湾另一重要文化思潮。50年代，它以雷震、殷海光等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为主要阵地，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是当时台湾民间崇尚西方思潮的一个典型代表。《自由中国》想当当局的“诤友”，终未能见容，1960年被查封。虽然受到重挫，但它并没有消失。1962年爆发的“中西文化论战”，首先是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一场冲突。它在60年代前期的《文星》、1970年前后的《大学杂志》等刊物中一线延绵，甚至在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乡土／本土文化思潮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 此外，还存在着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它与国民党文化路线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着眼点在“政治”，而它的着眼点却在“文化”。它同样主张保存和坚持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反对完全的“西化”，但同时也注重对于传统的现代转换，特别是它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并不排斥，甚且主张应在中国政治中加以施行。“新儒家”的起源可追溯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梁漱溟、熊十力，而在当代台湾，徐复观可谓举足轻重，其影响及于80年代以后以黄俊杰、陈昭瑛等为代表的一群“新儒学”年轻学者。 这三股延续自现代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潮以及70年代后在台湾崛起的乡土／本土文化思潮，其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有时成为“战友”，有时又成为“敌人”；作为“战友”时，其间仍有区别，作为“敌人”时，也未必完全背道而驰。如“中西文化论战”时，“新儒家”的徐复观、坚定的中华民族主义者胡秋原等，在反对李敖为代表的具有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倾向的“全盘西化论”时，与国民党当局及其“御用文人”站在同一边，但他们之间仍有区别。到了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时，却是官方文人与现代派联合在一起，共同“围剿”乡土文学，而徐复观、胡秋原等，却对张扬“回归传统”和“关切现实”的乡土文学作家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这种交错移位、分化整合的现象，即是官方“三民主义”与“新儒家”文化思潮之间深刻的分歧所致。 在“中西文化论战”中，反对李敖的一方实际上包括两拨人马。李敖等的“醉翁之意”在于抨击专制政治，追求自由民主，这必然触及当局的敏感神经，引来官方人士的警觉和介入。包括“立法委员”、“宣传部长”、“副总统”之类政治人物以及一些官办刊物都加入“反李”阵线，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贯通。他们喜欢将问题上纲上线，如称李敖有“洋奴”、“匪谍”思想，其全盘西化论乃“目无宪法”的举动；而其自诩的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等则被提高到所谓“光复战争”一环的地位。“目无宪法”等语可说道尽了国民党当局所害怕的其实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而已。 反“西化”阵营中的另一拨，即徐复观、胡秋原等。与官方主要防备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不同，徐复观等反“西化”是为了坚守中华文化传统。他们不仅不反对自由民主理念，甚且努力将中国的儒家传统与民主政治加以衔接。1962年2月24日胡适心脏病复发突然辞世。3月份出版的《文星》第53期临时组稿，刊出了《追思胡适之先生》专辑，徐复观将自己即将发表的论战文字“一律停刊”，在其写于胡适辞世当夜的《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中，对胡适一生不懈追求民主自由表示了尊重和赞赏之意，并重申：今日在台湾，不必在学术的异同上计锱铢，计恩怨；应当从民主自由上来一个团结运动。1968年5月，熊十力逝世于上海，徐复观撰《远奠熊师十力》一文，引用熊十力弟子牟宗三所言：美国所发生的各种问题，是文化问题，不是民主政治体制的问题，不应把文化问题转到民主政治体制上去而对民主政体轻加责难。显然，徐复观对于国民党官方人士将西方社会出现的文化问题转到民主政治体制上，从而对民主政体加以责难和拒绝的做法深不以为然。这正是中西文化论战中虽然二者站在一起共同反对“西化派”，但却存在着深刻的区别之所在。官方人士是认为西方文化有优点也有缺点，自由民主即其缺陷，反对“全盘西化”主要就是要杜绝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进入；而徐复观等却认为自由民主正是西方文化优良的值得学习的方面，须反对的是诸如以为“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倾向等。徐复观坚信儒家精神本来即是反专制的，只是后来这种精神受到了压制。这样徐复观就将坚持民族文化传统和追求自由民主做了连接。这里我们已看到了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徐复观等会对高举“回归传统”旗帜，并追求民主政治，反对当时国民党威权专制统治的乡土文学作家加以支持的深层原因。 二、当代台湾文学的文化思潮背景 “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等文化思潮作为文学发展的底盘和背景，对于当代台湾文学特殊形貌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其前中期）盛行一时的“反共文艺”，可说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鼓吹的“戡乱”文学的延续，是作为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的“三民主义文艺”，在50年代台湾这一特殊时代环境下的一种扭曲变形和极端化的产物。国民党总结其大陆惨败的“教训”，结果归咎于文艺工作上的失策所造成的左翼文学的得势，于是除了禁绝左翼文艺思潮外，并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掌控，包括：控制报刊及出版事业，以金钱奖赏笼络作者，组织官营文艺社团等。随着1956年底“文奖会”及其《文艺创作》的相继停办，反共文艺很快地就走下坡路了。尽管7年多来涌现了数千名作者，但绝大多数有如昙花一现，连同其作品都未能在文坛留下丝毫痕迹。当局为了政治目的以金钱加以扶植，作者为了获得金钱而顺应当局的旨意进行写作，这样的产品能有多少文学成分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尽管表面上反共文艺在瞬间落潮了，但由于它所表征的官方文艺政策，有其依仗政治权力的延续性。文坛仍基本在官方的掌控之下，当局只不过做了一些策略上的调整，如将“反共文艺”转向重点放在军内推行，从而促进了“军中文艺”的发展。“反共文艺”内涵的明显修改，发生于60年代以后。1965年召开“国军第一届文艺大会”，正式发动“新文艺运动”。会议的“宣言”抨击中国新文学从近代西方“引进了各种有害的病态思想，几乎将中国青年带进了一种充满偏激、狂乱、矛盾、苦闷，近乎世纪末的迷雾中”。为此，它提倡发扬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和精神”，遵循孙中山融汇中西文化之所长的原则，主张“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容，以民族的风格，革命的意识，战斗的精神融铸而成的三民主义的新文艺”，并自诩为“进步的人文主义”。显然，国民党当局对其文艺政策进行了一些柔性的包装，所谓“三民主义文艺”已从50年代歇斯底里式极端化扭曲状态，回归到保守的常态。 数十年来，“三民主义文艺”与政治联系过于紧密、意识形态性太强和概念化的缺陷始终存在着，为许多文艺作家所不齿和规避，影响了它的艺术素质和被接受程度。不过，“三民主义文艺”强调民族主义，服膺写实主义，拒斥现代派文学，反对描写阶级斗争，以及后期对于“仁爱”、“人性”、“纯真、优美、至善”、“美化人生”的标榜和鼓吹，结合其官方的政治地位，仍对当代台湾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的作家队伍，具有一定的创作实绩。1977年爆发的“乡土文学论战”，主要即这种“官方文艺”与乡土文学的论争和对抗。80年代后，随着国民党“政治力”的日益消退，“三民主义文艺”趋于无疾而终。尽管如此，它作为中国新文学思潮之一脉在台湾的延续演变及其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仍是文学史上值得谈论的一个话题。 自由人文主义文学由自由主义文化思潮所孕育。50年代这一文学主要负载于《自由中国》文艺栏和《文学杂志》上，它在政治理念上是自由主义的，在文学内涵和创作方法上具有人文主义的倾向，高举着“自由的文学”、“人的文学”两面旗帜，姑且以“自由人文主义”名之。两个刊物集合了一群当时或后来在台湾文坛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如梁实秋、林海音、夏济安、夏志清、吴鲁芹、余光中、於梨华、张秀亚、琦君、彭歌以及知名作家孟瑶、徐訏（东方既白）、思果、司马桑敦、公孙嬿、郭嗣汾、归人等等。两刊对当时国民党将文艺当成宣传工具的文艺政策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反共文艺”加以质疑和批评。梁实秋继续宣扬其一以贯之的文学理念：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人性的描写刻画，文学作品之是否伟大，要看它所表现的人性是否深刻真实，而这就要求作者“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全体”（阿诺德语）。这种文学理念贯串于这一作家群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实际创作中，文学是否描写人生、挖掘人性及其深、广度，成为其艺术标准和追求目标。 夏志清在“人的文学”方面用力颇著。他推崇周作人《人的文学》中的观点，指出灵肉二元的思想，表现于文学上，也就成了两派：崇尚理性的文学多为政治和宗教服务，抑压人的情性；描写人类本能的文学，则每每流于色欲、暴力和幻想的渊薮中。它们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把人性的全面刻画出来，代之而起的该是一种把人看作理性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的文学。夏志清的张爱玲论评对台湾文坛产生了经久不衰、世所公认的深远影响，其批评标准仍基于两个要点：人生描写的广度和人性发掘的深度。他指出：如果“人的气味太薄了，人间的冲突悲苦捕抓得太少了，人心的秘奥处无意去探窥，也算不上是‘人的文学’”；张爱玲的小说“是这个社会的写照，同时又是人性爱好虚荣的写照”；如七巧，她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最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这种描写人生、挖掘人性的强调，使台湾文学形成了一种经久不衰的主题模式：“大时代，小儿女”的模式，即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动荡、战乱为背景，描写平凡的人们在此背景下为求生存和生活，奔波挣扎的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这里，“时代”往往仅是小说的背景，“人生”和“人性”才是作品的重心所在。如孟瑶《几番风雨》中人物的一段对话，表白了女主角小薇的人生哲学：“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求得舒服，这就是人类生存的目的。”当对方不以为然，并认为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小薇回答说：“你把一切人的标准都定得太高了！人就是人，饥思食，渴思饮，没有的会羡慕，失去的想夺回，如是而已。”这或许代表着作者对人性的观察和认知。这样的小说与当时盛行的政治性、宣传性的“文学”，其差别是很明显的。周弃子在评论徐訏的小说《盲恋》时指出：由于作者多以爱情为主题，因此早有“舆论”称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然而“我怀疑文艺能‘指导’人生，却相信它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能有所‘显示’。凡足以达成这种显示任务的，无不可取为题材，不必一定要是水浒而非红楼梦。” 自由人文主义思潮对于当代台湾文学的发展产生有形的和无形的深远影响。有形的主要指对“温和现代派”的塑造之功。无形的然而更为深刻的影响，在于它使文学应以“人”为中心，着重人生、人性描写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形塑了台湾文学有别于更注重“主旋律”、“重大题材”的内地文学的一种特殊风貌。对人生、人性描写的强调，使整个台湾文学（甚至延展到电影、电视剧等），从总体上说也显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这是任何稍微接触两岸文学的人都可以感受出来的。 三、“新儒家”哲学文化思潮 在台湾文学中的投影 表面看来，“新儒家”主要属于思想、哲学领域，对文学的影响似乎不大。然而细察起来，仍可看到不少将“新儒家”思想溶解于作品中的实例。 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经济相继崛起，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焦点。韦伯等西方学者将未强调个人主义视为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不相容的关键价值之一；当代“新儒家”则致力于揭示儒家文化圈中的东亚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独特模式。杜维明指出，在东亚，往往把自我理解为各种关系的中心，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关系；人们所受的期待，是恪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非追索自己的权利和表现利己的动机与欲望。当自我被看作关系的中心时，人就有了一种纪律和约束的意识，表现为人格的修养、身体和精神的自律、社交礼仪的强调等。与西方确认和支持个人的自我利益和竞争不同，东亚属于“信用社区的群体”，以基本信赖作前提，其经营的风格涉及既学习一整套实际技能又学习如何工作的程序和仪式。此外，杜维明还强调了儒学自身的创造性和改造的潜力。针对韦伯所谓君子儒只对调节自己以适应世界感兴趣而不会去改造世界的说法，杜维明指出虽然他的能量被用在学习书法绘画、四处旅行或成为一个官吏上，是一个消费者而非生产管理人员或技术官僚；但是如果这种类型的人认为他为了生存必须在经济事务中“成功”，那么其能量将被集中在这个目标上，而且形形色色的其他人会被劝说来参与其中，个人的欲望会转化成集体的意志。通过对此“儒家伦理”的阐释，杜维明纠正了韦伯们关于儒家文化笼罩下的社会资本主义无法发展的认知偏颇，并强调了儒家文化、儒家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生命活力。 高阳的历史小说对于儒家伦理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资本发展和工商经营的特点和方式，有形象的诠释。《胡雪岩》系列小说的主角一生暴起暴落，他的成和败、他的人格特征、社会关系、经营手段、处事方式等，都典型地反映了儒家文化氛围中资本发展的特点。如胡雪岩经商中动员、利用了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甚至他的红颜知己和情人，也被当作礼物让给了商场上的关系人。这正如杜维明所剖析的，当中国传统文人认定必须积敛钱财时，他们的能量便再也不会花费在非实用的文化艺术上了，而是将被转移、集中在“经济”这个目标上。在商场上，“关系”是胡雪岩发家致富的主要法宝，除了精明的算计外，更要靠儒家所宣扬的诚信义气。如他不惜丢掉饭碗资助王有龄往京城捐官，此后王有龄官运亨通，反过来成为胡雪岩发迹致富的靠山。胡雪岩产业的崛起及其最后崩溃，都显示了儒家文化区经济发展与官府（政府）关系较为密切的特点。 魏铭所著《师徒情》是一部描写中国商场的基本性格和运作，以阐释工商管理理念为重心的长篇小说。它显示了在儒家伦理下形成的中国式经营方法，是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小说写出了一个由亲朋好友的关系网构成的社会，视整个企业犹如一个大家庭的和谐氛围，注重师徒传带、实际历练的中国式智慧获得方式，“忍气养性”、“忍辱负重”以换取做好生意所必需的良好社会关系的中国商人“基本功”，熟通人情世故、有能力妥善解决各种矛盾的睿智、知人善任的管理特色等等。是看重个人的私利还是整体的利益，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做生意的最大区别之一。将整个企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员工以企业为家，将个人利益的取得建立在整个“家庭”的繁荣兴盛上，正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普遍现象。 台湾女作家朱秀娟的长篇小说《丹霞飘》对于家庭化的企业运作模式乃至东方式“现代化”也有形象的描写。女主角尹桂珊在时装界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她的家庭（丈夫）的鼓励和帮助。作为东方式女强人，她首先具有一般女强人的共同特点：有志气、有理想、好胜好强，具备独立人格，须担当额外的社会压力，如时时警惕是否因自己的名声太盛而使丈夫感到难堪等。然而这部小说重笔渲染的，却是桂珊不同于一般女强人（特别是西方女强人）的特有气质。例如，对感情的执著和自洁自爱的品格，对爱情婚姻的慎重和坚贞以及对于家庭的重视，具有中国人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禀赋，以及外柔内刚的素质和谈吐得体、亲切大方的风范。可以看到，所谓“东方式女强人”，或许就是西方现代观念和孔子伦理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也可说是当代新儒家所提倡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一个具体例子。儒家思想在这里又恢复其生机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形象。 上述所列仅是几个例子，而且限于儒家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上。“新儒家”文化思潮对台湾文坛的影响是多方面和深刻的，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 这里采用了台湾学者黄俊杰的说法，下面称“新儒家”为文化保守主义亦同。参见黄俊杰《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化》一书，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版。 黄俊杰：《儒学与现代台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 社论：《怎样加强文化作战》，台湾《政治评论》第8卷第6期，1962年5月25日。 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适之先生》，《徐复观杂文④·忆往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5月再版，第140-142页。 徐复观：《远奠熊师十力》，《徐复观杂文④·忆往事》，第226-230页。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学生书局1998年版，第83页。 对当代台湾文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思潮还有“乡土／本土”文化思潮、后现代文化思潮等，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详论。 转引自尹雪曼《中国新文学史论》，“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40-241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社1985年新版，第10-11页。 周弃子评徐訏《盲恋》，台湾《自由中国》10卷8期，1954年4月。 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杜维明文集》第2卷，武汉出版社2002版，第84-97页。 原载：《华文文学》2007-3 原载：《华文文学》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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