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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的矛盾，突出地显现在世界各国、各地，尤其突出地显现在正在寻求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的各个领域之中。菲律宾处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最前沿，菲律宾华文文学，首当其冲地体验着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带来的极度焦灼与矛盾，体验着“因明确意识到民族身份在持续的现代化追求中渐趋模糊乃至‘丧失’而滋生的如此浓重的焦虑情绪”（注：昌切：《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汉语文学诉求的悖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正是在这种浓得无法化解的文化焦虑中，菲律宾华文文学，逐渐而固执地寻找着符合自己国情、民情、族情的发展道路——一条具有鲜明文化个性与特色的文学发展之路。 一、关注全球化背景中“菲律宾的焦虑” 所谓“全球化”过程，实质上是西方经济不断向全球扩展，也是西方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向全球扩展的过程。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现代化浪潮和发展自己的经济，一方面，不得不面对、接受与“参与”这种“全球化”；另一方面，又体验与忍受着“全球化”过程中种种的不平等待遇。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处在一种两难的处境之中：拒绝“全球化”，将会被抛出现代化浪潮之外；接受与“参与”“全球化”，也不一定跟得上现代化浪潮，也许还要忍受更多的痛苦。 由于多种原因，菲律宾处在这种“全球化”的最前沿，几乎是毫无遮拦地裸露在西方的强大压力之下。漫长的西方殖民历史与依附型的政治、经济形态，教育的西方化、流行文化的西方化，更加之宗教的西方化，都说明与强化着这种前沿性与裸露性。 在此背景之下，首先，菲律宾华文作家，作为菲律宾人，体验与倾诉着在“两难”处境之中菲律宾人的焦虑与痛苦，可以说，这是一种全民性的焦虑与痛苦，也是在当今世界——即“全球化”背景中，既有典型性更带普遍性的一种焦虑与痛苦。 明澈的《赶路人》，用诗人的语言、方式，非常形象、生动的展现了当今菲律宾的焦虑： 太阳已投海自杀了 黑暗从四面八方赶来 那些恐怖的眼睛 正在发光（注：《菲华文艺选集（二）》，菲华文艺总会学术丛书1999年5月出版。） 月曲了的《雾》，寥寥数语就把西方强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为勾勒得清清楚楚； 把世界 用塑胶袋包起来 上帝要TAKEHOME（注：《正友文学》，菲律宾中正学院校友会1993年10月出版。） 菲律宾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同属东南亚，都以相似的姿态“参与”着全球化的进程。但是，菲律宾的焦虑，可以说，远远胜过上述诸国。例如，就国策而言，新加坡采用的是中西合璧的建设与发展政策：一方面，向西方发达国家汲取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方法、经验；另一方面，从东方文化、中华文化中汲取推进社会精神建设所需要的养分。故而，新加坡的焦虑主要集中在：对正在本土运行的中华文化是否纯正、是否被西文文化“杂糅”问题的思考——诗化的说法，也就是对正在本土运行的中华文化会否变成“鱼尾狮”问题的焦虑。 在菲律宾，政治、经济、教育的取向几乎完全向西方倾倒，甚至是依附于美国。美国文化作为强势文化，渗透在包括国家政体直至民众的生活观念在内的方方面面。美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教育文化”、“物质文化”，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现实文化”之网——也就是月曲了所说的“塑胶”之袋。网袋的主人——时刻要将“世界”打包TAKEHOME。这正是菲律宾人最真实的体验，是被裸露在“全球化”最“前沿”的“菲律宾人的焦虑”。 又例如，就宗教而言，泰国与马来西亚，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明确地以东方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国教”——文化的中坚与核心，以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中的独特性。 而在菲律宾，宗教几乎也是完全向西方倾倒。天主教会、基督教文化，不仅深入人心，形成体系与网络，而且已经形成一种强势的精神力量。这种来自西方的古典文化之网，正好与同样是来自西方的“现实文化”之网相互配合、互为调节。“塑胶”之袋，不仅“打包”了菲律宾的现实“世界”，还“打包”着菲律宾的文化之根。正所谓：“黑暗从四面八方赶来”，“恐怖的眼睛”，“正在发光”。菲律宾的“太阳”，——菲律宾文化的诗化说法，“已投海自杀了”。这正是菲律宾人最真实的体验，是被裸露在“全球化”最“前沿”的“菲律宾人的焦虑”。当然，菲律宾华文作家，作为菲律宾人，在焦虑与痛苦的“两难”处境之中，并非消极无为；相反，他们正因为坚韧不屈、希望承当，才进入到焦虑状态之中。 柯清淡曾经表述过在当今世界，一定要有“一种今生无怨，此生无悔的肯定态度和价值观”（注：柯清淡：《在北京菲律宾归侨联谊会成立五周年庆典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11月15日菲律宾华文《商报》。）。这种表述，是菲律宾人乐观、坚韧、主动承担精神的概括。这种表述被许多作家诗化在作品中。 如蔡铭的《礁石的独白》： 既成为海面的一块礁石 就得面对风的吹刮 浪的打击，就得承受 退潮时浮现（注：蔡铭：《礁石的独白》，菲律宾中正学院校友会1993年10月出版。） 又如和权的《落日药丸》： 忧思天下，或许 不是癌症一般的 难以治愈 只要 伸手取来落日药丸 就着汹涌的海 畅快地 送下喉咙（注：和权：《落日药丸》，《菲华文学（三）》，柯俊智文教基金会发行，1991年8月。） 还是以明澈的《赶路人》来作结语， 好可怕的黑暗 那么多的魔掌 自你的背后伸过来 你却依然在赶路 可见，“菲律宾的焦虑”，是具有坚韧意志、主动承担精神的求索者的焦虑，是明知山有虎，“依然在赶路”者的焦虑。这种坚韧，也是在当今世界——即“全球化”背景中，既有典型性，更带普遍性的一种不灭的坚韧。 所以，“菲律宾的焦虑”，既是一种被动性的带有痛苦与无奈的焦虑，更是一种主动性的缘于承担者的焦虑。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忠实、鲜活地写出国家、个体，裸露在最前沿的“现在”状态——现实的“现在”状态与心理的“现在”状态。 二、关注全球化背景中“菲律宾华人的焦虑” 菲律宾华文作家，面对的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文化处境：既不可能改变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塑造出一种宗教文化，更不可能削弱日趋强大的“全球化”背景；而且，还面对着一个弱势民族所不得不面对的华族文化的失根与“失我”问题。 作为菲律宾的华文作家，首先必须正视自己是菲律宾的国民，“生活的根，作为国民的根，系在菲律宾”。并且，对国家，负有义务与责任（注：林泥水：《由读〈水叔〉再谈侨民文学》，《片片异彩》，刘纯真1993年12月编。）。正像柯清淡借《路》中人物之口所说：“我的命运已同菲律宾连在一起了！”，“占华人多数的土生土长的后辈，则应争取在这国土上扎下根！”，“应该为这国家贡献一分力量。”在《五月花节》中，柯清淡还用诗的语言、画的意境具体描绘出三代华人如何逐渐将“命运”“同菲律宾连在一起”：首先，由社会的外在——侨民，变为社会的内在——国民；其次，由精神的外在——看客，变为精神的内在——“老大哥”；最后，由文化的外在——好奇与不解，变为文化的内在——深入其中、参与建设。 又如小四在《菲律宾才是我的乡愁》中所述：“原来，菲律宾才是我的乡愁，我虽不生于斯，却长于斯，她也曾美丽过，也曾风光过，也曾富饶过，也曾像珍珠似的发出迷人的光辉，也曾给过我们好日子，我是啜饮她的乳汁长大的呢！”，“菲律宾，噢，无论您多贫穷，多破乱，您才是我们的家，我的乡愁。”（注：小四：《菲律宾才是我的乡愁》，《菲华文学（四）》。） 作为菲律宾的华文作家，又必须重视自己民族文化的本性。即将“文化的根，作为华族的根，系在中华文化”（注：林泥水：《由读〈水叔〉再谈侨民文学》，《片片异彩》，刘纯真1993年12月编。）。 菲律宾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七千多万人口中，85%以上是马来人，还有阿拉伯人、印度人等，华人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西化的社会风气、商业时代的生存压力、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变通与磨损；加之国家对华文的限制等，都日积月累地消磨着华族的文化之根、消耗着华族的民族特性，正像白凌在《墙》中所言： 殊异的文化是思想的墙 分布在温柔的水上 深入心灵的泉头（注：白凌：《墙》，《菲华文艺选集》，菲华文艺总会学术丛书1996年5月出版。） 又如李惠秀在《清澈的源头活水》中所说：在“南辕北辙的东西不同文化的国度里，我们很不情愿的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但又极想维护旧有的中式传统文化。在这新旧与东西双重夹缝里，精神上的压力与心理上的负担就更重了”，“别让下一代做了失根的兰花，更不能让自己做了夹缝中的罪人。”（注：李惠秀：《清澈的源头活水》，菲华文艺总会学术丛书1996年5月出版。） “别让下一代做了失根的兰花，更不能让自己做了夹缝中的罪人”，非常典型地代表着“菲律宾华人的焦虑”——集中地表现为对民族特性、文化之根将会沦丧的焦虑。 民族间的通婚，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必然，也是海外华人在所在国生存与发展中的必然。但是，由于菲律宾的华人人口处于“极少数”，民族间通婚的结果，将直接导致下一代对华语与华人文化的疏离，成为所谓“失根的兰花”。故而，“菲律宾华人的焦虑”，首先就是对民族通婚带来的尴尬处境的焦虑。 林泥水在《片片异彩》中，曾评介过梵尔的短篇小说《水叔》。作品描写一位年已花甲的华侨，携带菲妻及四个幼小的混血儿，远居人烟稀少偏僻的小村，如何带着自责的心无可奈何地回忆华社、华人与华语。他的儿女——四个幼小的混血儿，根本不会华语，远离了“文化的根，作为华族的根”。如何能够既不加深民族的隔膜，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又能避免“失根”的尴尬；这将是华族作为一个弱势族群长久的焦虑与难以解决的问题（注：林泥水：《由读〈水叔〉再谈侨民文学》，《片片异彩》，刘纯真1993年12月编。）。 作为弱势民族、弱势文化，即使是保持住了血统的纯洁，也难保文化的根基与“自我”不被磨灭与损耗。故而，“菲律宾华人的焦虑”，更重要的是对“自我”有可能被强势文化淹没的焦虑。 菲律宾是个商业社会，经济利益是人们的主要追求。这些必然会影响并反映在华人社会之中。荷塘在《跨越太平洋》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今菲华社会，是个功利主义的商业社会”，“有时真是‘功利当先，公义不彰，重钱财，轻道德’的社会”（注：荷塘：《跨越太平洋》，《菲华文学（四）》，菲华文艺总会学术丛书1996年5月出版。）。许多作家，将这种忧虑叙说在自己的作品中。 正是出发于这种忧虑，一个与世俗对抗性的词语——“儒商”，受到了重视。林健民在《现代儒商的任务》中指出：“‘儒商’这两个字，顾名思义，应是学者或读书人，从事商业活动之谓”。其一，儒商应有“儒家”所要求的“美德与资格”——“儒家以人伦道德为本，讲究人道，实践仁义”，“洁身自爱”，不能与“不择手段”“用尽非法或不合理的勾当来赚钱”者“同流合污”；“儒是代表正义，每与恶势力与霸道抗衡”。其二，儒商“不忘自己是一个学者，……做事格外小心认真，……一切追随和争取现代化”（注：林健民：《现代儒商的任务》，《处世文学》菲华文艺联合会1998年印行。）。可见，“儒商”在菲律宾，被赋予了既现代又传统的两重意义：顺应商业社会，外扩商务、内修人格，以最大热情拥抱中华文化。以此来对抗商业社会中“钱财”对“道德”的淹没，“习俗”对中华文化的淹没。 更严重的问题，是血统并不等于“文统”——文化传统。纯正的华人后代，受到当地文化、政治、教育、宗教等影响，重英文、轻中文，结果是“话”说不好、“字”不会写、“书”也不能读。华族的文化的根基与“自我”，面临着被自己的子孙所遗忘的危险。 柯清淡在《两代人》中，通过“我”诉说的对“儿子”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角色的忧虑，典型地代表着当代华文作家的共同忧虑。从这个角度出发，汉字与汉语，具有了的特殊的非凡的意义——延续了汉字、汉语，就传承了“自我”、传承了中华文化。故而，对中华文化、对“自我”有可能被强势文化淹没的焦虑，就被具象化为对“汉字”、“汉语”的焦虑。 如一乐的《汉文铅字》： 在报馆的铅字房里 看到 成堆的铅字 我用手掌按下去 印在掌心的是 殷红的中国字 那是我的血 畅流过的缘故（注：一乐：《汉文铅字》《菲华文学（四）》。） 又如江一涯的《菌之永恒》： 一种菌最珍奇 不是来自空气、阳光和水 也不是来自飘ｙáｎｇ＠①的尘埃 直接地—— 从你的我的血液里 来，与身躯同在…… 她，巨大而渺小，强而弱 存在，在你我的感觉中，或者是 灵魂深处（注：江一涯：《菌之永恒》，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2000年10月版。） 如此相应，中国茶叶、中国功夫都带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如郑丽玲《品茗》： 在喝惯 冰可乐的 岁月里 那一口 冒烟的铁观音 让我品出 氤氲里的武夷山（注：郑丽玲：《品茗》，《菲华文学（三）》，柯俊智文教基金会发行，1991年8月。） 汉字，代表着民族的灵魂，传承着民族的根基、文化的传统；铁观音，对抗着冰可乐。正可见忧思之深，焦虑之切。 关注全球化背景中“菲律宾的焦虑”，关注全球化背景中“菲律宾华人的焦虑”，这是菲律宾华文作家，明确意识到民族身份渐趋模糊乃至“丧失”而有意而且与是极有意义的文化选择。这是一个在困境中奋发的文学选择，是一个对历史与现在负责任的选择。 “‘现在’是不可复制的”，“谁写活了‘现在’，谁就能展现其生命价值，因而也就能展现某民族性格”（注：昌切：《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汉语文学诉求的悖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菲律宾华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全球化与民放化的张力下，趟出一条自己的路，并且，给世界华文文学增添新质与光彩。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03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