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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0日下午4时许，我下楼取来《北京晚报》，头版一行黑体字标题突然噌一下跃入我的眼帘：“76岁作家浩然病逝”。 深切沉痛之余，我一直沉着的心反而生出一份轻松：阿弥陀佛，他终于解脱了。 浩然同志患重病多年，一直以惊人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与病魔搏斗着。若换一个人，说不定生命的句号早已画上了。由于我目睹过多位亲友为无法治愈的恶疾饱受痛苦煎熬、求速死而不能的惨烈情状，我是赞成实施“安乐死”的，让绝无希望康复的垂危病人安详、体面地告别人世。现在浩然终于不再受万恶病魔的疯狂折磨了，对他来说，不啻是一种虽然无奈，却是最彻底的解脱。 一 我知道浩然(本名梁金广)的名字，早在五十七年前的1951年。我正读高一，已开始向报刊投稿。当时北京有个刊物叫《新中国妇女》。一次该刊表扬一批模范通讯员，其中“事迹”最突出的是“梁浩然”，他在一个月内为刊物写了100多篇稿子。我从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四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向他提起这件事，他哈哈大笑，说：“多数是豆腐干式的消息报道，给编辑部写封信反映情况也算是一篇稿子。那时我写稿确实积极，白天劳动一天，晚上写稿常常写到深更半夜。那时的练笔对我日后的文学创作很有帮助。” “文革”前，我就很喜欢浩然的作品。《青春之歌》《红岩》《红日》《林海雪原》等文学名著，我只读过一遍，唯独浩然的《艳阳天》我仔仔细细阅读了两遍。我认为在文学语言、艺术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方面，《艳阳天》一点也不比那几部长篇小说逊色，它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理应占有重要位置。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当代著名作家是从写儿童文学起步，一旦成名，就不再染指被轻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但热爱祖国下一代的浩然，在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之余，一直不忘为孩子写作，成为中国罕有的既写成人文学又写儿童文学，并卓有成就的“两栖作家”。他一生创作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儿童文学作品，单是结集出版的，除中篇儿童小说《欢乐的海》《长城的子孙》《勇敢的草原》《七岁像嫩芽一样》等外，短篇集就有《小河流水》《机灵鬼》《幼苗集》《小管家任少正》《翠泉》《翠绿色的夏天》《七月槐花香》《弟弟变成了小白兔》《浩然儿童小说选》等等，他晚年创作的《乐土》《活泉》等自传体小说，实际上也是儿童文学作品。他的儿童小说多次获全国奖，他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儿童文学作家。1990年我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小传》一书，写信向他约稿，他很快亲笔写来一篇《我要多为儿童少年们做点事》，落款注明写于“1990年4月20日三河泥土巢”。他在这篇小传中说：“我的儿童文学创作的素材，都来源于我乡下的朋友的儿子、孙子的身上，也偶尔写写我的儿子、孙子和外孙女。”“如今，我和卧病的老伴住在燕山下、泃河边——我生身养命的冀东故乡体验农村的新生活，同时写着我的自传体小说的第二部分《活泉》……争取六十花甲之前送到少年朋友手里。”这篇小传文字寄来后不久，一丝不苟的浩然又来信要求修改他自认为不顶妥帖的话，我当即复他一信。写于1990年5月9日的信我说道： “我期待着你的《活泉》的问世。这部写你少年时期生活的作品，我想必定是老少咸宜的。你说这部作品‘表现的是真实的我，说的是真心的话’，这太好了。唯有‘真’的东西才能打动人心……看来你并不厌恶戴‘儿童文学作家’这顶帽子，不像有的颇有名气的作家那样。你乐于而且极为积极认真地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小传》一书供稿，也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近读《北京晚报》，悉你将不久前获得的1500元奖金全部捐献，令我感动。远不是所有有钱的作家都像你一样慷慨。” 1998、1999年我受命选编《1949—1999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儿童文学卷》(冰心、樊发稼主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入选该书的7篇“文革”前的儿童小说中，就有浩然的一篇极富农村乡土生活气息、儿童情趣十分浓郁、曾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奖的《大肚子蝈蝈》。 二 浩然虽然是个名扬四海的大作家，但他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农民质朴、淳厚和善良的本质，没有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待人热情真诚，极重友谊情分。2000年3月，北京作协召开著名工人诗人、浩然的好友李学鳌逝世十周年追思会，浩然抱病从河北三河赶来作协主持会议(浩然时任北京作协主席)，由于他患脑血栓语言有障碍，在会后的午餐时，大家要他讲几句话，推辞不得，他激动地站起来只说了声：“好、好，大伙儿吃、吃吧！”此情此景，想起来犹在眼前。 浩然因在“文革”期间的特殊经历，使他饱受责难。其中一桩“公案”就是所谓浩然参与了对老舍的“迫害”。 对此他哭笑不得。他曾对我说：“发稼，老舍先生是我极为尊敬的前辈，曾经多次得到过他的当面教诲，我的成名作《喜鹊登枝》1956年就发表在老舍先生主编的《北京文艺》上。我怎么可能会迫害老舍先生呢？实际是在红卫兵批斗他的时候，我是想方设法保护他。”他还讲了江青“赏识”他、“接见”他的事。他说：“要是我愿意，早当大官啦。但我就是一心一意想写东西，不想做官，我也绝对不是当官的料。”他说他一定要将“文革”中的让人误解的奇异经历，详详细细写成一本书，向广大读者交代。并说：“这本书的内容提纲我已经想好了，就是身体不争气，一直没能动笔。” 惜乎如今斯人已去，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本书了。 粉碎“四人帮”不久，一些人发起对浩然的猛烈炮轰，在报上发表了一批“大批判”文章。对此，浩然极为不解，感到委屈，曾一度陷入苦闷深渊而搁笔。 80年代中，他终于逐渐走出阴影，写出一部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苍生》，此作角逐茅盾文学奖，初选入围，终评中也获得不少评委的称赏，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问鼎。我认为《苍生》是浩然一生中最光辉的作品之一，是中国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一个难得的重要收获。 《苍生》问世不久，我的同事、青年评论家张德祥在内部刊物《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上写了一篇评论浩然作品的文章，我把刊物寄给浩然，浩然看了非常高兴，觉得颇有“知音之感”，要我转达对小张的问候和感谢，并嘱其儿子梁红野将两本新出版的《浩然评论集》送到我单位的传达室，一本给我，一本托我转交张德祥。 浩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为农民立言，做农民的代言人”，为人正派，创作十分勤奋，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俭朴的本色。浩然跟我说过，他年轻时从不睡午觉，写到半夜三更才上床休息是常事。60年代他的《艳阳天》因畅销获得巨额稿酬，当时他拿出100万元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一家企业曾允以百万元重酬，请他作产品广告，被他婉言谢绝。他成大名后，不少年轻貌美的女性向他示爱，他从来不为所动，始终和他几近文盲的妻子终身和睦相守。 三 我有幸与他在新时期相识，结为好友，感到他非常关注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80年代中期，他出任《东方少年》主编后，不仅为这个儿童文学刊物的发展，也为北京和全国的儿童文学事业殚精竭虑，费尽宝贵心血。1989年5月下旬，他主持刊物作品评奖，为避免种种不必要的干扰，特意将评审会议设在他的住地——河北三河段甲岭镇。会议期间，我们曾到他家中做客，见到了他农妇般的夫人，家中陈设简陋之至，和当地一般农民并无二致。他和地方领导及当地农民关系极好，出门所见，几乎都是熟人。人们热情称他“浩然老师”或“老梁”，他总是谦和地笑笑，与之寒暄几句。他的穿着打扮和“作派”，实与一般农民无异。那时我经常在《讽刺与幽默》报发表讽刺诗文，浩然都能看到。一次参观时，浩然将我介绍给镇上干部时，风趣地说：“你们要小心哦，樊老师会写讽刺文章批评你们！”喝酒时，我随便说了声“这酒好喝”，评审会议结束时他特意送我当地产的这种酒4瓶。浩然一直热情关心和扶持文学幼苗，非常感人。90年代他几次因患中风行动不便，但每年夏季中国少年作家班在北京举行的开学典礼，他必抱病参加。 大约七八年前，一天中午，我突然在《北京日报》传达室门口与浩然相遇，他一个人半躬着腰，步履蹒跚，一看就是病号的样子。我问他身体怎样，他说还好还好；又问他到这儿来有什么事，他说找人。他说出的名字，是我认识的报社一位记者作家。他说罢，便匆匆和我摆手告别。 万没想到，这就是我和浩然的最后一次“交谈”。 那以后，我听说他又一次病倒住院了。见到北京作协的人，我总要打听浩然的近况，得到的回答总是“还在住院，医嘱不让去看。”每每令我黯然颓然，揪心之至。浩然逝世后我才得知，他处于“植物人”状态已有三四年了，他入住的医院竟是离我家仅一箭之遥的“北京东方医院”。这么说，我每月去医院取高血压药，与他只有楼上楼下之距啊。 听到浩然不幸逝世的消息，真是百感交集。读其文，想其人，一言以蔽之，他真是个大好人啊！ 浩然走了，他留下的许多优秀作品，作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留在人间。他的离去，是我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损失。 原载：新民晚报2008年12月15日 原载：新民晚报2008年12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