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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诗歌集《烤蓝》、散文集《藏地兵书》、长篇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和《解放大西南》以及短篇小说《海军往事》都不是2010年发表、出版的作品，但它们在2010年联袂出击，集体登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以量多质高而为人瞩目，形成了本届鲁奖的一大亮点，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军旅文学在全国大奖中的最大丰收，使军旅文学在多年黯淡之后再度大放光芒，军旅文学界莫不欢欣鼓舞。 但是，冷静观之，我们会立即发现光芒之下的阴影，它是如此地刺目，与光芒炫目几成正比，那就是获奖作家年龄的严重老化——5人中最年轻者47岁(陆颖墨)，最年长者81岁(彭荆风)，平均63.5岁！这也许远不是一个成熟作家的年龄上限，但它与上世纪80年代青年军旅作家冲锋陷阵摘金夺银的矫健身形(李存葆以《高山下的花环》获1982年全国中篇小说奖时年方36岁，而以《射天狼》列为同榜的朱苏进仅29岁)相比，已经显出了很深的暮气，尤与本届鲁奖得主中集体崛起的新生代“70后”作家(如中短篇小说奖得主鲁敏、乔叶、李骏虎、王十月等)同台亮相，其反差之强烈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毋庸讳言，这就是今天军旅作家队伍的一个缩影，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问题空前凸显，只不过它以一种喜剧的方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当然，这也许是危言耸听，而且是盛世危言，毕竟成绩是主要的。在文学被物欲大潮冲击得不断边缘化的今天，军旅文学仍能亮出一个整齐的方队，已然透视出了她身后一个庞大坚实的军旅文学群体。 故事性与文学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亮剑》和《历史的天空》为标志，军旅题材影视剧在全国范围内热播，收视率持续走高，并引发了全社会对战争、军事、军营、军人的关注。军旅影视剧的热播极大地提升了军旅文学和作家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然而，对军旅文学而言，电视剧化又是一把不得不警惕的“双刃剑”，在收获了市场的同时也可能斫伤文学本身。 当红军旅作家在长篇小说电视剧化大潮中的基本状态大致有四种：一是过去的优秀小说家，现在不再写原创作品，而是甘当“二传手”，将别人的小说改编成剧本；二是所谓的“套写”，作家自己写剧本同时出同名小说，或先出剧本再改小说，或瞄着电视剧去写小说；三是专门做电视剧写手；四是专心小说，绝不“触电”。电视剧化了的军旅长篇小说的突出问题是：透支作家有限的写作资源，自我重复、批量生产，小说剧本化、情节戏剧化、故事世俗化、思想贫乏化。长篇小说要想获得电视剧的青睐，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好看”的故事，只要能够编织出一个跌宕起伏、戏剧性强、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也就“成功”了80%，而文学性则被悬置或忽略。文学纯度的下降，不仅直接损害了当代军旅文学经过几代作家建构起来的美学品格和文学品质，长此以往，也会降低读者的关注度和忠诚度，最终损害的还是军旅文学。 徐贵祥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读者对其作品的期待度自然很高。在其长篇新作《马上天下》中，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传奇得有点玄乎的故事，战术之神陈秋石的传奇人生被演绎得一波三折、枝叶横生。在叹服作家编织故事的超强能力之余，一种虚飘的感觉也笼罩着我们。非但看不出历史年代的社会风貌，甚至连原来拥有的优美流畅的小说语言、细腻鲜活的生活细节、人物内心的精心刻画、人物情感抽丝剥茧般的耐心描摹都不知去向，只见作者一路惯性滑行而来，留下的是一个故事框架和一个刻意求新的人物形象。张慧敏的长篇小说《回家》是第一部大跨度表现海峡两岸60年离散风云的长篇小说，以较为中性的立场和客观真实的视角，贯通尘封的时光隧道，穿越意识形态的遮蔽，重现了那段特定年代诡谲的历史风云，表现了人性的光彩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同样缺乏对特定年代历史风貌、生活场景正面、细腻、生动的描摹。看得出作家对那段历史和地域的生活场景都不够熟悉，没有写出生活本身的风韵和情趣来；另一方面，仅仅满足于编织一个完整的故事，对思想的提升、对生活本身的充分描绘、对人物的细腻刻画、对文学性的经营都不够充分。阎欣宁的《美国来鹰》取材于抗战时期援华的陈纳德的飞虎队，然而作者并未展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政治的叙述，也没有正面表现“飞虎队”与日本飞机战斗的细节，而是叙述了莱茵克和小姨这一异国恋人的“魂断蓝桥”般的爱情故事，浪漫华丽不假，却因人物形象单薄而无所依附。 多数军旅作家们尽管口头上排斥电视剧的影响，事实上却依然难以摆脱电视剧的遥控。产量要多、速度要快的市场需求与长篇小说写作要不断沉淀与思考、艺术上要精益求精的文学规律之间的矛盾，在近年来过多地消耗了军旅作家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感觉，由此而论，当下的军旅长篇小说日渐迷失于商业出版和影视改编所联手营构的利益链条中并非危言耸听。在大众消费文化勃兴的时代里，纯文学写作的美学向度一再发生偏移，而军旅作家们似乎也缺少自己独特的艺术探索的维度，于是，在娱乐化、商品化的汹涌浪潮间随波逐流也就在所难免。 浮光掠影与深潜“存在”之境 军旅文学对战争历史的书写和对当代英雄的塑造构成了“英雄叙事” 的两翼。相对于塑造当代英雄，军旅作家们似乎更加偏爱回望战争历史，这是由军旅文学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然而，经过了长期的和平年代，军队、军营和军人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活正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如何应对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以文学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反映时代的新质和军旅生活的新变，已经成为当代军旅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然而，长久以来，直面当下军旅生活的作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远逊于历史题材作品。关注当下不应该顶着应景的帽子，浮光掠影无法记录和反映当下现实，军旅文学必须向“存在”之境深潜。 杨宣强的散文集《带着氧气上路》正是这样一部守望“存在”的作品，作家拒绝脱离生活的无限联想与夸张，取而代之的是对高原艰苦孤寂的生活“存在”的长期守望，是对青藏线官兵们的生活富于痛感的真切体验，是关于情感和精神的本质探寻，更是作家思想能力的解放和思辨探索的“在场”。作者极擅捕捉生活的细节，从微观层面切入生活现场，经由片段性的叙事，体察鲜活的经验和生命的温度。作者从人性、人情的角度来解读高原军人的生活，以本质性、哲学化的思辨探寻精神“存在”的高度。 王凯的中篇小说《终将远去》和《换防》经由日常平凡的小事，直面和审视主人公人性中软弱与黑暗的盲区，从而映衬出“他者”在困境中所作出的奉献与牺牲，以及人性中的善良、高贵，甚至伟大。海存中篇小说《我和冰川有个约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人物心灵纯净与温暖世界的细腻描述，通过主人公回归城市后的对比，表达了现代人心灵的荒芜与浮躁。这两篇小说可谓剑走偏锋，有一种深沉的命运感。作家不回避职场军人对于欲望的享受、克制、追逐以及较量，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物质与精神上的，都进行了大胆而又很有节制的描述。卢一萍的小说《孤哨》书写一个士兵独自坚守一个已经被撤销的岗哨，在大雪封山的封闭世界里，他经历了寂寞、孤独、疾病、疯狂、失落等等折磨后，终于赢来了最后的自我超越；而作家独创性表现在，将主人公的这一经历转换成为人生“成年礼”的一次精神蜕变，赋予了更新的精神意义。 李鸣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发射将军》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酒泉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上，对其人生命运和人格魅力做出形象、细致而生动的刻画。这种以小见大，专注于小而又不止于小的视角选择和刻画方式，印证了作者近些年来对报告文学文体进行探索和创新的努力。韩丽敏的长篇小说《将军楼》将两段美好的爱情置于极端的命运情境之中，经由军人伦理、家庭伦理、情爱伦理的多重纠结，拷问着现代人爱情观幻灭后的灵魂处境。党益民的长篇小说《羌笛劫》将一段二元对立的家族兴衰史写得摇曳多姿，将众多大的历史事件融入其间，从故事的层面看书写的是两个家族间的恩怨情仇，从精神层面透视的却是种族和文化湮灭后党项后裔们灵魂的漂泊和生存的异化。在长篇小说《成长》中，军旅女作家王海鸰第一次以男性视角书写了少年彭飞从倔强叛逆到进飞行学院磨砺成人的曲折故事，展现了一个军人艰辛崎岖的成长之路。通过彭飞与安叶的婚恋生活从浪漫到现实的重重矛盾，通过诸如婆媳纠纷、夫妻隔阂、家庭与事业的牺牲，作品的着眼点是对当下社会家庭伦理的探讨，是对当下婚姻深刻的洞悉，是对母爱的反思。梅国云的长篇小说《第39天》透视了“转业”这一重要的职场军人的伦理维度，牛大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他的孤寂与身份转换的艰难，隐喻着难以回避的时代难题。军旅文学对现实问题的介入，彰显了军旅作家的现实担当与文学的时代精神。 流于惯性与探索“智性” 如果从纯粹文学的角度衡量，不可否认，近年来的军旅文学在生活质地、思想内涵和文学品质等方面均呈现出下滑的趋势，除了依旧叙写着一段段具有突出个性的英雄的浪漫传奇，变换一下表现题材和讲述故事的角度，以情感纠葛来强化日常叙事之外，整体上缺乏有意味的新鲜经验，回避原创性的文学探索，放弃思辨性的精神建构，淡化“伟大文学”的理想追求。当下的军旅长篇小说正在或已经透支了新世纪初年人们对崇高理想和英雄精神的怀旧情结，在自我重复和彼此复制的模式化叙事策略的裹挟之下，沦落为一种“没有难度的写作”。不断探索写作的“智性”，并持续发现新的文学可能性，是军旅作家自我提升和完善必须跨越的文学窄门。当下的军旅作家在写作“智性”方面的孱弱，说穿了，就是创作主体艺术原创能力的不足，是作家缺乏对叙事技巧与审美思考之间进行巧妙嫁接的能力。由此而导致的后果是很多军旅作家执拗地热衷于对故事表象的叙述，沉醉于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虽然故事本身很好读，很有趣，可能也会让人有所思考；但终究无法抵达那些更加丰饶的隐喻之义，无法体现作家对生活和人性的思索和独到发现。文学的“文学性”，应该是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哲学蕴涵。 张者的长篇小说《老风口》书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悲壮、曲折、复杂的创业史、奋斗史，在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汉人与少数民族同胞之间，上演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展现出令人动容的苍凉的青春风采。作品通过复调式的叙述方式，经由不同的叙事主体和视角勾连起片段性的历史事件，并将历史真实融入到主人公对父辈灵魂的寻觅和精神的理解中去，呈现出一段忽而整一、忽而驳杂的丰饶的历史图景。李星的长篇小说《童言》以超越现实的魔幻笔触，回望童年时代的超然心绪，呈现出部队大院生活不为人知的另类图景，荒诞不经的叙事升腾出的却是极具深度和超越性的思想认知。王棵的短篇小说《营门望》展示了作家纯熟的叙事技巧。乡村妇女翠萍的人生可以说极其平凡，惟一的不同处在于她的一生都在和军营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从她最初作为营门外的修鞋人，到最终她作为军人儿子的家属成为军营中的一份子。军营成为一种符号存在于翠萍的心中，而当她真正进入这个似乎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一样的军营大院之中，却忽然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属于这里，她对于这个神秘世界的理解或许只是一种雾里看花的结果。小说以一种悲剧性的荒诞手法，在平静淡定的叙事中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张力。 2010年度军旅文学最令人惊喜也最值得言说的作品非李亚的长篇小说《流芳记》莫属。李亚的写作是一种升腾着诗性光芒的“智性叙事”，《流芳记》带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段超然于故事之外而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纯文本阅读体验”。如果说“智性叙事”是以想象力的飞扬、现实经验的拓展和形而上思考的深度来标榜自身的文学趣味与审美品格的话，那么李亚的智性写作，依然有别于时下流行的以科学的复杂和神秘为内在支撑的“智性叙事”，而是到处氤氲着浓重的烟火气息和浪漫诗意。李亚试图对宏阔的历史、世俗的生活和无常的生命进行一番富于思辨意味的重新组合，以此催动奇崛的想象，调动丰实的生活经验，搭建起一个超然于历史世相之上的非现实世界，在对现实世界的浪漫审视和诗性观照中，完成对可能性的探索和对终极意义的找寻。 如何改变军旅文学现状？我们认为：中青年军旅作家们要凸显创作实力，既要坚守住文学的阵地，回归到纯文学的“智性”写作中来，又要积极投身于对新军事变革伟大实践的密切关注和对当下军旅生活的及时书写。军旅文学不仅要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更要积极融入新军事变革所引发的高科技浪潮；不仅要塑造出和平年代的英雄形象，更要表现出军事高科技给部队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当下现实“存在”是军旅作家最应当守望和探寻的文学维度，富于“智性”的纯文学写作是军旅文学最急需坚守的写作伦理。如此，军旅文学重新成为当代文学重镇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