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异族叙事”的两种姿态 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属于东南亚国家，各自的国情却有不同：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曾经有过被“殖民”的历史，甚至被多次“殖民”的历史，泰国则有不同。而且，即使一国之内的不同区域，被“殖民”的经历也不完全相同，如马来西亚的“西马”与“东马”①。但是，作为所在国的少数族裔，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华人的“杂居经验”，有着一些相似之处：华人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参入度较高，尤其在商贸领域的参入度较高，在政治活动方面的参入度较低，而且程度不同地都受到过来自主要族群的某些限制和压力，甚至是对华人族群整体性的诋毁和攻击②。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因此也获得了一些相似之处：主要面对与叙说的对象都是与他们同在一个国土和同在一片蓝天下生活的非华人族群，尤其是当地的主要族群，这就是文本中的“菲律宾人”、“马来人”、“印尼人”和“泰人”；当然，也包括与他们身份相同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着某些相似性的边缘族群、弱势族群，也就是文本中的达雅人、印度人等。 在面对与叙说当地主要族群与边缘族群、弱势族群时，东南亚华文文学“异族叙事”的族群姿态和书写姿态，表现出某些变化和差异。 1、族群姿态 面对与叙说主要族群时，“异族叙事”的一种主要姿态，是表达和言说华人族群与主要族群之间的你友我善、 互为欣赏、互为扶持、互相信任、共为主人的故事；通过 对这类故事的反复表述和言说，叙事者力求建构两者之间的一种具有互补与互动特性的族群关系。马来西亚作家马嵛的小说《槟榔花开》、《摆渡老人》，泰国陈博文小说《咆哮森林》，菲律宾柯清淡的散文《五月花节》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槟榔花开》以一个华人橡胶园为舞台，展现出华、巫两族关系融洽、毫无族群偏见的美好天地。《咆哮森林》借泰人乃功之口，表达出华人的心迹：“现在还分什么唐人泰人?实际已经分不清了”。在《五月花节》中，作者通过叙说“我”如何从昔日的看客成为今天“异族文化节日”的领军人物——以高票当选为五月花的HERMANODEMAYOR——庆典的筹备人：讲述了一个“双方由陌生而产生敌对、相持、隔膜……由于长期相处而互相了解，达到了最终的融合，遂成为这另一群人中的成员”的故事③。这类想象与叙事，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当事人，使得“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叙述者还不时从故事中跳出来与读者直接对话，以文学的方式消解和驳斥各种对华人不利的种种负面话语。 面对与叙说其他边缘族群、弱势族群时，“异族叙事”呈现出的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姿态，曾经经历过叙事角度的反复调整：从“俯瞰”叙事——有意无意地携带某些偏见，到“反思”叙事——自觉清理与反省潜在的偏见，再到“平视”叙事——有意识地行走在“他们”中间。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其中，包括与华人族群身份相近的其他移民族群和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土著”族群。他们不仅在政治活动方面的参入度较低，文化、经济的发展也较为落后。相当长时间内，马华小说里的印度人，又称为“吉宁人”或者“吉林人”，通常是以“外形之丑、习性之恶”的基调被“叙说”：“这位印度人平时就有点阴阳怪气的，连话都懒得和人说一句，除了看门，偷喝椰花酒外，就是睡觉”④。“吉宁仔”以诱惑加暴力的方式占有了在野外割茅草的单纯少女林亚格，还以下流的语言侮辱、伤害林亚格⑤。 在商晚筠的《洗衣妇》中，“她”是一个类似于“祥林嫂”的悲剧性人物：起初嫁了个好吃懒做的印度胶工，第二个丈夫“醉起来连老婆都可以大方地陪给人睡”，第三个丈夫是个贪图享乐而不负责任的男人，“凭着一张嘴巴搭上她，把个女儿捏成形了从此便跑天下”⑥。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的身上多了懒惰而少了勤劳；作为“下女”的痛苦，被叙述者嘲讽、戏谑的语气冲淡了。 梁放的《观音》、李水平的《婆罗洲之子》和《拉子妇》等作品，显示出族群姿态的调整。《观音》里有一位耐人寻味的人物——被视作“拉子婆”的阿狗姨。她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自小就穿着娘惹装，最终被福宋姆寻衅赶出了泥屋。作者从阿狗姨的视角，观察、描述福来姆的言行举止，反观、见证的是华人的虚伪、守旧与冷酷，而不是“拉子婆”的“阴阳怪气”。《婆罗洲之子》，则是从达雅人的视角，叙述、反省负情的华人给自己混血的儿子——“半个拉子”和他的达雅人母亲带来的巨大的心灵创伤和人生悲剧。在《拉子妇》中，叙述焦点集中在一个与华人结婚的达雅族女人——“拉子妇”身上⑦。 叙述者作为故事中的第三代华人，通过对“祖父”和“三叔”种种言行的描述，对“自我”在与“族群杂居”中的“丑恶”，而不是“拉子妇”的“丑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 驼铃的《下女》、碧澄的《迷茫》、陈绍安的《古巴列传》、风子的《长屋的哀伤》、沈庆旺《哭乡的图腾》等作品，则显示出“异族叙事”中族群姿态的再次调整：从“反思”与“异族”相处中“自我”的“丑恶”，调整到有意识地行走在“他们”中间。 《迷茫》里的印度青年古玛，是一个正直、有责任感、勤劳、爱家庭、爱妻子的男人⑧。《古巴列传》则用一种诙谐的语气塑造了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具有英雄气质的印度人形象：他正义、勇敢，追求平等又具有理性。在当局强行拆除华人的木屋——“槟榔阿当”的时候，“古巴一口流利英语、国语再加上什么人权、人道理论把政府官员噼里啪啦得一个个瞠目结舌，一举成为木屋居民以来的大柱子”，“一个在华人区崛起的黑皮英雄，以福建话纵横民间，以国、英语对抗官方，以半生不熟的华语争取华人的认同与亲近”⑨。 诗歌也以行走在他们中间的姿态，参与了“平行”叙事。《长屋的哀伤》，这样叙说着“他们”与“我们”： 没有籍贯的子孙/同饮一江的水/不同的泪/流着相 同的哀伤/渗杂文明语的乡音/喝相同的酒/相同的醉/醺醺地躺在/被暴阳烤得骚热的长屋里⑩ 以原住民为题材的诗集《哭乡的图腾》，“在马华文学中可能是第一部”。“诗集中的许多篇章，一方面写出山林族群在文明狂潮下的命运浮沉，一方面也写出他们的无助感和挫折感”。正如石问亭指出：作者“除去其诗人身分，完全化入达雅克族群一边来看这次的‘加威安都'，承担他们的忧愁、烦恼”。“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诗人，沈庆旺是带着同情心与不平心去描写山林族群在过渡向文明的荆棘路上所经历的惶惑与痛苦.这种同情心与不平心乃源於‘共饮一江水'的兄弟般感情”11。这种以“承担他们的忧愁、烦恼”、“完全化入达雅克族群一边”为特征的“平视”叙事，明显不同于过去以“妖魔化”为特征的“俯瞰”叙事；即便与李永平为代表的“去妖魔化”为特征的“反思”叙事相比，就“族群姿态”而言，也展现出一些差异。 2、书写姿态 “异族叙事”中的族群姿态，必然会影响和反映在“异族叙事”的书写姿态之中；换句话说，“异族叙事”中的书写姿态，有可能也有必要反映与实现“异族叙事”的族群姿态。首先，“书写”“族群杂居”中的主要族群，叙述者往往会十分小心、谨慎，以“正面书写”为“主线”，“反面书写”即便存在，也往往会被安排和处理成“副线”。这种以“正面书写”为主，又内涵“反面书写”的“迂回式”书写姿态，一方面，能够与“异族叙事”中的族群姿态密切配合，另一方面，又使得面对主要族群的异族“书写”，获得了较大的发挥空间，从而有可能成功地创造出一大批异族的“浪子”故事，当然，从“书写”的“主线”来看，还是“回头浪子”的故事。所谓“浪子”，一般分为两类：一为生活困窘、遭遇不幸的异族女性——“热情”、“奔放”，往往缺失贞操观念和家庭责任感，如菲律宾的查理《莉莉》中的莉莉、莘人《芒果》中的“她”——“像只成熟了的芒果”般美丽、热情，又像一只“烂熟的：芒果”般茫然和随意：“也许是又走到另一株芒果树下，或者是走到另一个男人的窗前”12；二为胡作非为、称霸一方的异族男性——好吃懒做，缺乏责任心，如陈经时的《留学梦》中的马溜，董君君《她从希腊归来》中的“丈夫”；印度尼西亚袁霓《叔公》中的“叔公”、高鹰《批根》中的马占，陈博文《放下屠刀》中的“继父”，马来西亚碧澄《未写出的信》中的山尼等。 作为“书写”的“副线”，叙说“浪子”往往只是故事的前奏，叙说“浪子”的“回头”，尤其是叙说“浪子”如何“回头”，往往才是故事的“主线”。“叔公”是一个“不停的惹事、打架、闹事”，甚至还“拦路抢劫”的“老江湖”。他率全家长期住在“我”家，房租、水电费全免，还常常“恩将仇报”。当“叔公”惹事时，“我父亲”却一次次去警局为他疏通。正所谓“日久见人心”，“叔公”终于良心发现，改邪归正后和“我们”由仇敌变成了亲人。马占是当地出名的“地痞贼头”，杀人放火、明抢暗夺，无恶不作。他深夜行刺华人，身负重伤的智刚却以慈悲为怀，主动撤诉。马占被他人追杀时，智刚则以德报怨，伸手相助。这位无恶不作的“浪子”终于被智刚感化，成为“智刚”的朋友和助手。 通过这种“副线”、“主线”的书写，叙述的不仅是“浪子”的“回头”，更是“浪子”的如何“回头”；进一步而言，则是你友我善、互为欣赏、互为扶持、互相信任、共为主人之局面的来之不易，是华人在建构这种具有互补与互动特性的族群关系中的如何艰辛与如何努力。其次，“书写”“族群杂居”中的其他移民族群和“土著”族群，叙述者的心态往往较为舒展、自然，叙事手法也较为直接、多样：不论是“正面书写”还是“反面书写”，一般都会一条线索贯穿到底，如对“吉林人”“丑恶”的书写，对造成“半个拉子”、“拉子妇”悲剧的华人的自身“丑恶”的书写，往往都会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 二 “异族叙事”的文化身份“我在哪里?”“我是谁?”13 在《乌暗暝》中，黄锦树曾经这样追问。放大了来看，这也可以是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异族叙事”的文化身份的一种思考和追问。“我在哪里”，就“异族叙事”而言，也许需要思考和追问的是作为叙事主体的“我”——“心”在那里，也就是，面对、应对被叙之“事”，“我”的“心态”如何? 在面对、叙说边远族群和弱势族群时，“异族叙事”的种种“姿态”，似乎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华人在“族群杂居”境遇中的一些优越感。例如：对“吉宁人”、“吉林人”、“拉子”、“拉子妇”，以至对混血儿“半个拉子”的习惯说法和描述——经济状况低下，“外形之丑、习性之恶”：“他们——吉宁人——生活真可怜，竟和牛马没有什么两样。而工作率又极小，整天辛劳，所做的寥寥无几”14。“他那蓬乱的头发，散在肩上，黝黑的肤肉，涂着油粘粘的液汁，说话像鬼叫的咽啼，还有，还有那五花十色的纱笼，如袈裟，简直像鬼一样可怕”15。这类贬抑性和决断性的词汇，暗示这种生理特征和习性，曾经一度成为某种想象的规范。这种想像方式与叙说方式，凸现的正是身为华人的那个“我”忽隐忽现的自我优越感。 “她是一个好人，”“一生中大约不曾大声地说过一句话”。这是《拉子妇》中的叙述者在“反思”过程中对“拉子妇”的评述。但是，“那时我还小，跟着哥哥姐姐们喊她拉子婶。一直到懂事，我才体会到这两个字所带来的轻蔑的意味.但是已经喊上口了，总是改不来；并且，倘若我不喊拉子，而用另外一个好听的，友善的名词代替它，中国人会感到很别扭的”；“我现在明白了。没有什么庄严伟 大的原因，只因为拉子妇是一个拉子，一个微不足道的拉子!对一个死去的拉子妇表示过分的哀悼，有失高贵的中国人的身份呵!”16透过《拉子妇》的这种“反思”，我们可以看到“我”的“优越感”，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已经到了何等盲目与病态的程度。 在面对、叙说主要族群时，“异族叙事”的种种“姿态”，则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华人在“族群杂居”境遇中的某些恐惧感。例如，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族群姿态与书写姿态，已经泄漏出了“我”的恐惧感；“异族叙事”中的一些“禁忌”和“诗意化”特色，更强化着“我”的恐惧感。黄东平书写“战前”与“战时”的故事，充满自信与潇洒之气：书“战后”的故事，则变得小心翼翼，充满隐喻；黑、夜、海、血，这些常被展现在诗歌中的“意象”，反复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诗意化”特征。 “黑暗”、“寒冷”、“鬼魅”、“死亡”等意象，也较为普遍地存在于“马华散文的诸多主题书写中，鬼魅意象成为许多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它以强烈的隐喻性与文本的文化意义生产。——除此之外，文本中频繁出现的相关的鬼魅意象就是“死亡”，“死亡”的主题或者意象在众多作家的笔下得到反复渲染、淋漓刻画，而且多与凄冷林立的墓碑、墓群和各种隐喻不同的仪式相连，或多或少带有阴森恐怖的色彩17。黄锦树这样述说“胶林”与“恐惧”：“收在集子里的《乌暗暝》和《非法移民》对我而言最大意义就在于相当程度的记录了我及其家人多年胶林生活灯火恐惧，……它凝结了极大的痛苦和无奈在里头”。“胶林深处”的生活不正隐喻了大部分马华人长期生活在敌意的环境下的无名的恐惧?”18这些“姿态”、“特色”和“说法”，共同透露与强化着的正是“我”在“异族叙事”中的无法掩饰与消解的一种心态——恐惧。王德威将之称为：“原罪恐惧”：“移民是否终将沦为夷民”19，这样一种由华人的“身份”与“血缘”所决定，与身俱来的，多少有些类似“向死而生”的恐惧。 “我是谁”，就“异族叙事”而言，需要思考和追问的是作为叙事主体“我”的“身份”，和“我”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在论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时，王庚武曾经指出：“请注意‘困境'一词的使用，它来自于大多数作家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自己变化的、暧昧的华人身份有自我意识的事实。”“对海外华人来说，解决问题的出路之一就是回到中国去使压力降到最低。另一种办法就是干脆不当华人，彻底与入籍国同化。但是，只要他们坚持某种华人认同，或者允许其他人以某种方式给自己贴上华人的标签，他们就将继续生活在困境当中”20。东南亚华文作家面对的也正是这种困境：一方面，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极力诉说着，有时还是小心翼翼地述说着“我”对于本土化的愿望和喜悦、对于本土的热爱和效忠；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当然更是小心翼翼地述说如何备受限制、压力，明显地表现出“我”的无所从——一种类似于“继子”的感受。衰霓曾经这样表达“我”的情感和心声： 我与我的上代又上上代/命运/竟被风雨/铸成相同的模式/一样的生活/一样的苦难/一样的忧伤/一波又一波/重复又重复了的/形形色色的非难/能够承受的都已承受/包括自尊/都已经典当尽了21 作为在印度尼西亚生活的第五代华人，经历了本土教育和长期的、实在的“同化”之路，却无法拥有一个稳固的本土身份，作者以“痛苦地忍受”、“在艰难中挣扎”这类意象，对一代又一代华人被驱逐到本土的边缘，成为社会“继子”的角色与命运，抱有深深的忧思。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归纳一下对“异族叙事”中“我”的思考和追问：“我在哪里?”——“我”，在由优越感和恐惧感织成的钢丝上行走。“我是谁?”——“我”，是一个情感复杂且在钢丝上艰难行走的“继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异族叙事”中的“我”，就是这样：在由优越感和恐惧感共同织成的钢丝上行走；以“继子”的心态和身份，在堪称“困境”的“高空”进行着高难度、高水准“表演”。 三 “异族叙事”的艺术策略 与叙事“姿态”和叙事“身份”相适应，叙事者往往采取了一些特殊的艺术策略。 1、通过“过滤”——内化与净化，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审美理想渗透在叙述过程之中，使异族的“他者”形象具有华化色彩。菲律宾黄梅的《齐人老康》中的玛利亚，是一个反映着“华侨文学”“审美理想”的异族形象。番客老康的菲律宾妻子玛利亚，贤良淑德。为了让六个孩子都能顺利地完成学业，“亏得这个做母亲的四处奔走张罗，学校和宗亲会的贫寒补助金，她都去中请过”22。得知丈夫的发妻要来菲律宾，玛利亚体贴地为他们夫妻俩收拾了一间房间，让他们可以重续旧情。这位菲律宾的玛利亚，身上不仅彰显的是中国传统妇女的温柔敦厚与善良驯服，还透露出华侨社会“番客们”对历史造就的“一夫二妻”现象合理化的愿望。亚蓝的小说《英治吾妻》、《唐山来客》中的异族女性，也都带有某些“华化”的特质：她们身上都有一种中国传统妇女节俭持家的美德与吃苦耐劳的韧性，是华人在异地的生活上的理想伴侣。 2、在建构二元对立式关系过程中消解二元对立。 在泰国华文文学中，当华人与“泰人”相遇时，总是呈现出一种“思想”对立的关系：华人是启蒙者、同情者，“泰人”多是被启蒙者、被同情者。作品中的“我”，多以“雇主”、“经理”的身份，讲叙一个“共同经验”：在“杂居”环境中“泰人”生活的可悲与可怜。但是，二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可能随着叙事的过程被适当消解。当泰与“泰人”相遇时，多是呈现出一种“经济”对立的关系：要么是剥削者，要么是被剥削者。这时，华人自然站在受害者或被剥削者一边。 3、双重肯定：对异族“弱者”充满同情，对华人既有批评也不失赞美。郑金华的小说对社会痼疾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常能言他人之所不言。他采取的双重肯定的叙事策略，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在正视矛盾、揭示矛盾的同时，也化解着矛盾。在《农村的故事》中，叙述者“我”目睹了一件尴尬的事情。这篇小说触摸到了华人历史中隐秘的哀痛：某些华人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有过不公，而这已渐渐在异族中形成一种负面的公众记忆。在自我反省意识之下，文本对华人的某些劣性进行了透视，并暗示如果不克制、改变，来自他族的烈焰就将燃成熊熊大火，伤及无辜者。 叙述者对事件的发展又作了策略性处理。首先，叙述者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场域——山村的美好人性表现出由衷的眷念和赞美：“村中的人情味浓得叫人化都化不开”。其次，对杜老伯和他的儿子也满怀赞誉：“杜老伯热衷于教育事业，虽是文盲，钱倒捐了不少，村里人说，学校就是他的第二个家”；儿子杜亚地“这个中年汉子很直，但很善良”23。当山村因强奸事件而沸腾时，叙述者的声音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也成为杜亚地的护身符：山人的淳朴足以消除恶意的种族偏见，避免着事态的恶性发展；华人的美德则遮蔽了其身上的罪孽。并且，杜亚地被设定为一个弱智男人，西蒂也被描述成一个白痴少女，事件的道德因素被相对缓解；同时。男方主动要求缔结婚约，西蒂也就嫁给了杜亚地。原本“沸腾”的山村，在喜宴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叙述者含糊而又明晰的态度：对“我”和“他者”的双重肯定，既是消解矛盾的一种机智，也是以往高压环境所造就的谨慎之延续。可见“异族叙事”的种种姿态、艺术策略，都与东南亚华人的现实“困境”与文化身份有着紧密的联系。需要补充的是，不应该忽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中国的不断崛起、所在国族群政策可能的变化，以及华人不断调整自我“身份”的主观要求，已经为和将要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异族叙事”带来冲击和变化。 换句话说：“困境”与“身份”有可能发生的变化，将会对“异族叙事”的姿态、艺术策略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新近获得第八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佳作奖的《人人需要博十夏》，从艺术上看，算不上非常出彩。但是，作品涉及的主题和所采用的叙事方式，却让人耳目一新。作品通过对议员“那兹荫”丑行的大胆叙说，“以调侃的笔调和荒谬的情节来写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悲情”，“带出马来西亚华、巫族群课题或国情的荒谬、不公，夹带嘲讽与怜悯”24。可以说，在这种大胆、直率的“异族叙事”中，“继子”的恐惧感明显减退，“我”已经开始以接近“亲子”的口吻、方式，叙说过去不能叙说和不敢叙说的敏感“故事”。这些来自族群之外与来自族群之内的变化，将促使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既能够更好地“带着”“镣铐”舞蹈，又有可能“松开”或者是“拿着”“镣铐”舞蹈，从而变化得更有艺术张力和魅力。 注释： ①傅承得：《西马是马，东马也是马》，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网站publishedat2003.12.04，原文为《婆罗洲》书系推介礼及“隔阂与沟通”座谈会开场白。 ②曹云华：《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93页。 ③柯清淡：《五月花节》，见《菲华散文选》，菲律宾新潮文艺社编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版。 ④姚拓：《捉鬼记》，《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出版年月不详，大约1982年或者稍后），第46页。 ⑤温祥英：《角色》，《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出版年月不详，大约1982年或者稍后），第189—204页。 ⑥商晚筠：《洗衣妇》，《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出版年月不详大约1982年或者稍后），第459—462页。 ⑦16：李永平《拉子妇》，见《李永平作品集》，婆罗洲文化出版局1978年版。 ⑧碧澄：《迷茫》，见《碧澄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140页。 ⑨陈绍安：《古巴列传》，选自《马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二）1981—1996》，马来西亚作家协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第1版，第71—84页。 ⑩沈庆旺：《长屋的哀伤》，《犀鸟文艺电子文库》HornbillLiteraryElectronicLibrary，Sarawak，Sibu，Malaysia，http：//ftp.sarawak.com.my/org/hornbill 11石问亭：《焉知舞者止於舞乎?——沈庆旺〈加威安都〉的表 现与局限》，《犀鸟文艺电子文库》HorobillLiteraryElectronicLibrary，Sarawak，Sibu，Malavsiahttp：//ftp.sarawak.com.my/org/hornbill 12莘人：《芒果》，施颖洲主编《菲华文艺（三）》第431页，菲律宾菲华文艺协会1992年版。 13黄锦树：《乌暗暝》，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14冷笑：《热闹人间》，1927年10月《南洋商报》副刊《海丝》。 15秋红：《旅星杂话：吉宁人》，1933年5月19日《南洋时报》副刊《狮声》。 17乃李薇、袁勇麟：《盘旋的魅影——试论马华散文中的鬼魅意象》，《华文文学》2004年第5期。 18黄锦树：《非写不可的理由（自序）》，见小说集《乌暗暝》，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2月初版。 19王德威：《原乡想像，浪子文学——李永平论》，《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0王庚武：《无以解脱的困境?》，《读书》2004年第10期。21袁霓：《男人是一幅画》，印尼文学社2001年9月第1版，第94页。 22黄梅：《齐人老康》，施颖洲主编《菲华文艺（三）》，菲律宾菲华文艺协会1992年版。 23郑金华：《农村的故事》，《金梅子短篇小说集》，曙光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24傅承得：《第八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奖决审记录——开政治的玩笑》，见《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06年3月19日，林宝玲整理。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 原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