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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晚上8点多钟，电话铃响，拿起听筒，对方声音温和亲切，但是有些苍老： “我是朱寨。” 哎呀，真是稀罕，想不到是这位80多岁高龄且身体有病的老爷子！由于我生性懒惰，疏于问候，除了春节，平常一年也不一定给他打一次电话，现在他倒主动打电话来，我心里十分愧疚。因为腰疾，一般我总是半躺在床上，一听是朱寨同志，腾的一下起身，不觉正襟危坐聆听： “最近重读了你的散文，有话要说。” 他对他手边所看到的我那些散文逐篇评点，连续说了20多分钟，我真怕他累着。他的话实实在在。之前，他曾批评我文章写得太随便，写完后不肯再认真看一遍，懒于自我审视和修改，而且说过我的审美感觉不如理性思维，散文不如论文……句句都点到穴位上，我佩服而感激。而这次，他话语里却流露出一些赞扬——这使我兴奋得热血涌动。要知道，这是一位散文行家对我这个练习者的某种肯定，是一位不论人品还是学问都令我非常敬重的长者对我这个虽然不算年轻但仍是散文新手的奖掖。 我在电话中告诉朱寨：“正好我的散文集《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来想请您作序，可是考虑再三，没敢。” 我的确动过几次念头，但是，拿起电话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最后彻底打消这个想法。我不忍心惊动一位年近九旬、又因癌症做过手术、身体虚弱的老人为我写序。那年他手术后，我同妻子去探望，都开刀一个多月了，他仍然只能吃流食。本来他声如洪钟，一次聚会他被逼上台唱了几句陕北民歌“黑板上写字放呀嘛放光明”，那音色颇有杨洪基的味道；可现在声音全变了，不但沙哑，而且变细、变弱，不像从他喉咙里发出来的，而且头发一下子全白了。今年是术后第六载，他身体还算恢复得不错，但毕竟是耄耋老人了。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他对我散文的评说，真是喜出望外，又受宠若惊。 我又想起1976年初秋粉碎“四人帮”后，我与同事联名在这一年11月5日的《解放军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围绕〈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突然有一天，我被朱寨同志叫到办公室，《解放军报》三位负责人等在那里。他们专程赶来，找到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朱寨同志，郑重其事地代表党组织，向作者和所在单位正式传达上级领导对那篇文章的表扬。要知道那是“四人帮”垮台刚刚一个月，人们的精神状态还未完全脱离“文革”氛围。在这样的时候，几个无名小卒忽然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赞赏，想象一下当时我们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那阵子，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大小报刊均加按语全文转载我们那篇文章，有记者要采访的，还有约稿的……朱寨同志对我说：头脑要清醒、冷静！不要一篇文章就飘。于是，我始终夹着尾巴写文章、做学问，几乎拒绝了所有采访，一般也不应约作文。 我进文学研究所快半个世纪了，许许多多老一辈学者都是我的老师，而其中有四位是我“直接的”导师。一位是何其芳同志。“文革”后期他刚刚获得一点可以工作的权利就写了一封信给马烽同志，介绍我和蒋守谦去太原参加山西省作家协会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他想恢复文学研究所的业务活动和学术研究工作的心情，可谓迫不及待。一位是蔡仪先生。我是“文革”前通过正式考试投到他门下做美学研究生的。一位是叶水夫先生。蔡仪先生得知我在大学修的外语是俄语，就郑重其事地说：“我为你挑选了一位俄语导师，水夫同志，他是《青年近卫军》的翻译者，苏联组(当时尚未称“室”而叫“组”)的研究员。”我马上去拜见叶水夫先生，聆听教诲。他戴一副金丝框架近视眼镜，中等偏高个头，身体微胖，面孔白皙，温文尔雅，十分热情。可惜，因为“四清运动”、“文化革命”，我没有能够跟这位导师多学些东西，此乃终身遗憾。还一位就是朱寨同志，他是我的散文导师。 虽然我真正学写散文是近十来年的事情，但是朱寨同志的散文对我的影响，却可以追溯到44年以前。那是“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人被“文革”那场罪恶之火烧得头脑发烫，被裹挟着去做一些至今想来仍然悔恨不已的事情。当时，对立派说我们是“保蔡(仪)派”，要在我们的“保护伞”下把蔡仪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我们如何反击？想出来的对策就是以攻为守，找一个类似蔡仪的人物，也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他们那里年纪稍大而又有些权威的人是谁呢？拨拉来拨拉去，大概朱寨还算得上。朱寨有什么“问题”吗？不知道。怎么办？查。不知从哪里听说，朱寨写过许多散文，还写小说，其中有一篇写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似乎受到过批评；还有《厂长追猪去了》那篇小说，据说是讽刺。查资料的任务派到我头上。说老实话，打进所那天起我就没同朱寨说过几句话，当时几乎还没认清他长什么样子呢，纯粹是为了打击对立派而故意拿朱寨开刀。我查找朱寨的文章，然后仔仔细细找“罪证”。但是，查阅朱寨散文的结果，让我得到的不是“罪证”而是审美震撼。我现在已经忘记他那篇描写原始森林的散文发表在哪个刊物、叫什么题目，但是里面有一段文字至今印象深刻，即对雷劈大树的描写。那是一个十分独特、形神兼备的审美形象，它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如同刀刻出来一般，仿佛可以触摸；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词儿，它不但“冲击你的眼球”，而且电击你的心灵。我真佩服朱寨有如此敏锐、如此独特、如此准确的审美感觉。但当时这只是我心里想，而嘴上不敢说。找来找去，抓不着什么。只有一个地方，他写雷电腰斩大树，用了“大自然的暴君”(我仅凭记忆而没有查对原文，不知是否准确)这一字眼儿。大概有人以此为据，说他影射？但是我却感觉这是神来之笔，妙极，妙极！ 这是我对朱寨同志的最初感觉和第一印象：一位有独特才能的散文家。心中暗想：我若写散文，就要写得像朱寨那样。“文革”10年，我挨了9年整，甚至想一死了之。“文革”后期，朱寨同志被解放出来主持工作。当我被管制、被监视时，朱寨同志对一个曾经企图搞他“黑材料”的人，从未横眉冷对。他的为人像他出生的山东大地一样厚道善良。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我们更成了知心朋友。 “文革”过去，这些年我与朱寨同志各人忙各人的工作，又不是同一研究室，除了春节我必去拜年之外，平时见面不多。但有一点是例外，当我偶有所感，写点散文随笔，却第一个想到请教朱寨同志。他也总是给予热情而认真的指点，《名字》《大舅》《大舅撑起我的天》《爸爸》等几篇，他初读时，就提过具体意见，说有的地方议论多了，要去掉；有的地方要多些感性的具体形象；有的地方用词不够准确……他还常常动手勾勾画画、添添减减。我许多散文都留下过朱寨同志的修改痕迹。使我获益最大的是他有时把自己写散文的体会讲给我听。我写散文，不但总是记着他的话，而且常常拿他的文章作为范文，从中得以滋养。我特别佩服他锐利、准确地观察和把握对象本质特点的能力，而且笔端饱含感情，只用几句话就刻画出一个鲜活形象。譬如他写何其芳，简直出神入化。《脑力劳动者》一文写何其芳读文章：“当青年同志送文章给他的时候，他常常迫不及待，接过来，摘掉眼镜就读。突出的眼球和鼻尖贴着纸面，似乎是视觉和嗅觉双管齐下，一字不漏地认真阅读。”写其芳同志握笔写作：“他左手按纸，右手握笔，像雕刻师与顽石搏斗一样，他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在眼下手下的纸上，把全部生命力灌注在紧握的笔上。他的手指短粗而灵活，手掌厚实而柔软，他握笔的拳头像虎头钳子咬物一样把笔攥紧，一个个如雕如刻的蝇头小字，仿佛从那暴着筋管、发着亮光的广额硕颅中迸发出来的铁花。”他在另一篇文中写欢庆粉碎“四人帮”游行时，何其芳“借助拐杖和大家一起奔走欢呼。尽管已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依然像小跑一样急促。有时竟拎起手杖，像持枪的战士，奔赴在前”。我想，再没有人比朱寨同志对何其芳的描写更入神入骨的了。 这就是我的散文导师朱寨同志。这就是我与朱寨同志的“散文”缘。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