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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华文学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己有80余年的历史。对于泰华文学的特征，目前泰华文坛有三种观点:一、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分支；二、泰华文学是泰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泰华文学兼有以上两种特征。笔者以为泰华文学虽然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带有中国的人文传统，具有炎黄文化的基因，彼此有文化上的血缘关系，但是它已经与泰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成为泰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它毫无疑问应是泰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对泰语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泰华文学的发展和崛起 中国和泰国是友好邻邦，中泰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的西汉时期，两国交往的序幕就已拉开，在这之后，世世代代，绵延不断。由于移居泰国的华人众多，所以在泰国境内，形成了独特的华人社会。在华人聚居的地方，“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民族文化，代代相传，即使是数代居住泰国的华人，也依然保留着华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文化的维系力量，一方面来自民族的血缘关系，一方面来自华人社会的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和华文文学。泰国华人社会蕴藏着这种民族文化，是在异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它必然要受到泰国这个大的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和当地人民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的影响，这就使它既有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又呈现出与中国本土民族文化不同的特色。特别是本世纪80年代以后，泰国的华人绝大多数加入泰籍，成为泰国公民，华泰两族人民自然通婚，这就加速了两族人民融合、同化的步伐。近20年来，随着世界各地华人经济的国际化，泰国华族人民的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是华人社会原有的“落叶归根”的思想已日趋淡化，更多的人有了“落地生根”的观念。与此相联系，华人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参政意识也都比较强烈。这些，正好表现出华泰两族文化长期接触、融合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华族文化观念。 从政治上来看，在20世纪上半叶，泰国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感过于强烈，落叶归根心理浓重，他们对所在国的政治认同意识和国家归属感较为淡薄。自1932年政变后，泰国政府开始切实实施抑制华文教育及排挤华侨华人的政策。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泰华作家难以一边坚持创作，一边扩大宣传、加强交流，以争取在泰国文学格局中的合法与应有地位。从历史上看，泰国华侨华人政治观念的大转变应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实施鼓励华侨入籍、效忠当地国政府的政策，泰华新文学的本土化特征逐渐明显，泰华作家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感加强，文学创作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峰。 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泰华文学逐渐被认同。从自身来说，随着第二、三、四代华侨华人与泰族人在血缘、民俗、宗教、文化等方面日益融合，华侨华人对泰国的国家认同问题已基本明确。这一现象意味着泰华作家政治身份的变更，泰华作家身份的改变、泰华新文学的本土化及质量的提高是泰华新文学希冀得到泰国文学界承认的重要前提。除了自身的原因外，外部原因对于泰华文学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1978年以来的六届泰国政府比较注意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奉行了比较开明的内外政策；国内政治气候渐趋宽松，对文艺创作特别是对华文报刊的限制减少；1990年又废除了实行了二十二年的限制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十七条”，1992年3月又解除了限制华文教育的禁令，泰国渐渐出现了中文热，泰华文学在开明、民主的氛围中蓬勃发展。 二、泰华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 在泰华文学8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出现过三次繁荣: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作家们出自崇高的使命感，写出了许多反映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作品，热烈地宣传反日和抗战。在理论上倡导文学要面向现实，揭露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这些作品，多是飞扬的，笔底都有浓浓的乡情和民族意蕴。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泰国华人办了10家周报，每份周报都有文艺版，周报上常常刊登华文小说，还经常举行短篇小说竞赛，这就为华文小说的发表提供了园地和条件，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华文小说的创作，使它有了长足地发展。曾经轰动泰华文坛，由多位作家集体创作的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正是这个时期创作问世的。1956年以后，有许多华人加入泰国国籍，文学中以怀乡情绪描绘故国风物为题材的作品虽常有出现，但已不再是主要素材，作家们更多的是面对泰国的社会现实，思想感情和写作题材都逐渐走向本土化。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这一时期，中泰邦交密切，关系和睦，泰国的华人经济也出现了新的格局，在这一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泰华文坛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发、叶茂花荣、空前繁盛的时代，诗歌、散文、小说，对泰语文学有所助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泰华文学对泰国文学文体的影响 相比而言，泰华新文学的散文、杂文、小小说三种体裁较泰语文学有优势。泰语散文不发达，并且被混杂在短篇小说里，没有形成独立的文体。泰华作家擅长散文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受中国散文优秀传统的直接影响；二是散文的题材不拘，写起来比较自由，适合泰华作家商务繁忙，业余创作时间少的特点。在泰华文学史上，散文从始至今一直保持着创作高潮，优秀的散文家代代传承，其中较突出的有20世纪40年代的陆留，50年代的落叶谷，80、90年代的司马攻等。 杂文是中国现代散文中以议论为主而又有文学意味的文体，它产生于“五四”时期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中，是针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和思想等问题而写的文艺性短论通称。一般具有短小精悍、活泼多样、反应迅速等特点。泰华文坛最早的杂文当属20世纪30年代铁马的《梅子》，50年代至70年代出现了史青的《搔痒集》、《葡萄架下的闲话》，洪冰的《游尘集》，许善祯的《一得集》以及许征鸿的《囚首集》、《雕蛇集》等杂文集。90年代出版的个人杂文集有司马攻的《踏影集》、《冷热集》、《挽节集》，陈博文的《三不斋谈数》等，此外还有合集《泰华杂文集》。相形之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泰华杂文的政治味较浓，80年代以来的杂文虽也针贬时弊，但选择的对象生活化文化色彩浓。这与两个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有关。从文体上来看，泰华杂文给予泰国文学一种新的补充。 20世纪50、60年代香港的华文文艺书刊对泰华文学有很大的影响，“掌篇小说”一词就是由香港传入的。掌篇小说第一次在泰华文坛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曼谷新闻》周刊的小说版上。50、60年代，方思若在《新闻周刊》的“小说版”开辟了“掌型小说”专栏。微型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泰华文坛新兴的一种文学体裁，泰语作家鲜有涉足。它具有短小精悍、出人意料、耐人寻味等特点，结构曲折、富有深意，给人以别一种享受。一般来说，微型小说的风格和内容比较多样化，这有利于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变、求速的精神需求，也适合泰华文人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泰华文学作品的泰文翻译 泰华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还体现为泰华作品的泰文翻译。这具体表现在泰华作品被译为泰语文本的数量及其在泰国受欢迎的程度。泰华作家曾联合多人力量翻译了泰华短篇小说集《山梅花至文殊兰》。阿伦·洛汕滴(林耀华)将《风雨耀华力》翻译成泰文，在1994年由建心出版社出版第一版，1995年再版。同年《风雨耀华力》由泰国官方将其拍成泰语电视剧，从1995年2月15日至4月中旬，由泰国国家电视台第三频道连续播出。泰文两家最大的报纸《泰叻》与《历里纽》连载《风雨耀华力》的剧本，并刊登采访导演、男女主角、配角的报导文集。修朝主编的《泰中译丛》致力推动中译泰和泰译中的文化交流工作，他还为香港粤语电视片翻译泰语对白。 3、泰华文学对泰语文学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影响 泰华文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坚持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面对人生，正视现实，剖析社会，反映矛盾，伦理道德的框架，全知全能的叙事方法，借助人物行动构建故事。但作品的题材则越来越广泛，不仅有创业史、发家史，也有揭露当代社会疾病，反映泰国经济发展以后各阶层人民形形色色的生活形态和人们价值观念、人生取向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后期，泰华文学一度遭受泰国通俗文学的冲击而引发文艺论争。50、60年代，在泰语文学“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口号的影响下，泰国华族作家基本上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现实，通过重视泰文中译来加强和泰语文学之间的交流，并向外宣传泰华文学。同时，章乃玉的《好战精神要不得》和夏剑钧的《我们不需要笔战》表达了这一阶段泰华文坛对宽容、友好的文学氛围的渴望。20世纪60年代，泰国文坛出现了类似中国“鸳鸯蝴蝶派”的艳情打斗文学，这是泰国通俗文学在当时的特殊表现。这一时期，泰国民族沙文主义兴起，以无产阶级文学为主要构成的严肃文学遭受灭顶之灾，同时，泰国又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于是，这种文学商业化的气氛便弥漫难散。60年代文学商业化的逆潮再一次削弱了泰语文学的思想力度、降低了文学的审美品位。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精心编织一个好人坏人的、家庭的、爱情的大起大落的故事是泰语通俗小说的一般特点。但是泰国文坛出现了两个反对通俗文学的创作潮流，坚持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泰华文学就与泰国现实主义文学一同抵制了泰国消遣文学的畸形发展，肩负起批判社会的责任。 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腾飞和社会相对稳定像一把双刃剑，给泰国优秀的东方文化传统造成极大的冲击，尤其是一些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如极度纵欲、利他主义的个人意识等直接影响到成长中的年轻一代。对泰国社会日趋繁荣所隐藏的精神危机，泰华作家凭借犀利的眼光、细微的笔触、高度的责任感，以及人际关系的恶化、道德沦落为揭露人性劣根的题材，体现了有正义感的作家的良知与勇气，如陈仃的《三聘姑娘》、野迅的《月光下》、田夫的《活在希望中》、李栩的《光华堂》、倪长游的《新的一代》、黎毅的《夜航风雨》等便是这一阶段较为优秀的代表作。另外，自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军队一直在政治中起着重要地位。国家政权长期受军方控制，政变频繁、政府经常更迭。从某种意义上看，军队参政也是滋生腐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泰华作家代表泰族人民和华族人民反对亲日政府的独裁，为泰国民主进程的推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主要作品有史青的《洪泛的河》、《搔痒集》等。 4、泰华文学对泰语文学创作语言的影响 泰族人对中国文学及语言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公元1802年，《三国演义》被译为泰文后，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便广受泰国读者欢迎，其中不少故事己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现在泰国的中学泰文课本都选用《草船借箭》、《火烧战船》等精彩片段作为课文。“三国热”又引发了翻译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的热潮，如《二十四史》中的人物故事、《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武则天》、《水浒传》、《西游记》等等。这些作品促进了泰国古典散文的繁荣，为其吸收西方文学做了必要的准备。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泰邦交正常化，中国文学重新得到泰国民众的欢迎。从《道德经》、《周恩来诗选》到巴金的小说评介、茅盾的中篇小说集《残冬》等相继被译为泰文。另一方面，自1977年起，诗琳通公主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多年来，她在坚持学习华语的同时，也致力于传播中华文明。她曾将100多首唐宋诗词翻译成泰文出版，并翻译了中国当代作家王蒙的小说《蝴蝶》和方方的小说《行石流水》等。2000年，中国教育部授予她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翌年二月她又获得北京大学授予的荣誊博士称号。 鉴于诗琳通公主的影响，曼谷和许多大城市各种中文语言中心如雨后春笋，汉语普通话、中文简体字及汉语拼音开始在泰国流行。1992年2月4日，泰国教育部认可中学华文与英、法、日等外语享受同等待遇；允许各校在政府规定的外文教学总时数一学年200小时内，灵活掌握语种时数；同意开办幼儿园和华文成人学校；放宽对华文教师资格的限制。同年，经泰国政府批准，华侨崇圣大学开始招生。该校设有护士学院、人文学院及科技电脑和工商管理等实用性学科。20世纪90年代至今，曼谷的三所国立大学还陆续增设华文课程，并开始聘清中国教师前往教授中国文学。 三、结语 泰华文学资深作家司马攻认为：“泰华文学经过了八十年的移植，已有自己的特色。泰华作者的作品大部分有自己的内涵和个性，文学的特征就是个性。因此泰华文学是属于自己的，不是中国文学的支流。这正像湄公河一样，湄公河的上游是澜沧江流过泰国就成为湄公河。水源来自中国，河流属于泰国。”这种对泰华文学的比喻性评论形象地说明了社会环境的地域性给文学留下了无以磨灭的烙印，也从文学现象出发阐释了泰华文学对泰语文学不可避免的影响。当然，泰华文学毕竟属于泰语文学，它和泰语文学存在相似处，如作品在表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感情纠葛和行为冲突时，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宗教的情感意识，常常是用宗教和宗教的感化来调和、溶解人与人的矛盾，平衡人的心理，劝人去恶从善，悔过自新。但是泰华文学毕竟有自己的独特特点，对泰语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学并不冲突和排斥，正是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状态才更有利于它们彼此的发展。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年第4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