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同志严肃指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巴金先生一再提议，要建立“文革”博 物馆，让后代永远记住这场人间灾难史。由于种种原因，“文革”博物馆至今尚未建立。但 在海外，有位旅美女作家罗自平，以她和她的一家在“文革”中的际遇经历，以她的在“文 革”中的目击亲闻，以她在“文革”后的多年深切反思，终于写成了一部自传性长篇小说《 霜叶红于二月花——文革一代人故事》(以下简称《故事》)，已由台北大雁书店有限公司和 美国Henry Holt Co,Inc 同时出版了汉字版和英文版，在美国和海外华人知识界产生很大反响。 认真阅读过51万言《故事》的人，无不为该书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描叙了十年“文革” 而拍案叫绝，击节称赏!就我而言，则以为该书营建了一座动态的“文革”博物馆；描叙了 在这座动态的“文革”博物馆中各色人等的种种表现；在我国的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 一位在动态的“文革”博物馆中始终与逆流抗击、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独立思考但也存在 着某些“偏至”的青年女性形象。有此三大成就，在我国当代文学史和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 学史中应该有《故事》的一定篇章。 一 关于“文革”，大陆写“文革”的文学作品难以计数，海外写“文革”的华文文学作品也有 陈若曦《尹县长》等诸多名作。它们写“文革”的某个时段、某个事件、某一方面、某种 题材、某些人物、某个场景，成就各有不同，但全面地、系统地、纵横交错地写“文革”历 史过程的却还没有。《故事》的突破性成就，恰恰在于它把“文革”作为一座动态的博物馆 ，从“文革”的序幕、开始、结束以至“文革”后的余波，全都作了真实叙写。读完《故事 》，等于参观了“文革”博物馆。不过，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有各色人等在“文革” 中的种种表现的，有中心人物的，它是一座文学的动态的“文革”博物馆。 “文革”以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和批“三家村”作为序幕，《故事》中的“作 文事件”，则是具体而微的《评〈海瑞罢官〉》和批“三家村”在一个中学里的缩影。《 故事》的主人公谭希鸥在《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的作文中仅仅写到“犯了错误而又改 正的人是好同志”这句话，有位男同学吴小毅竟无限上纲：“谭希鸥在作文中讲‘犯了错误 而又改正的人是好同志’，是什么意思?毛主席是不是好同志?难道他犯过错误吗?”因此他 断言“这篇作文里这句话就是反动的。”由此引起了一场“作文事件”。实践证明，《评〈 海瑞罢官〉》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批“三家村”是无中生有，置人于死地。那个中学里 的“作文事件”本质上与它们并无二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荒唐的、荒谬的一幕!196 6年8月5日，毛主席公开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央又颁布了《关于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了。学校里也开始出现大字报。起初 ，大字报的揭发对象是“落水狗”，“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处分的右派、摘帽右派和历史反 革命首当其冲”。但没多久，学校的当权派，“第一天主持斗争大会的校党支部书记，今天 已经被揪出来靠边站了”，接着是“破四旧”。庙里的笑佛被拉倒了；中药铺、菜场、钟表 店的旧店名招牌被砸掉了；一对终身未嫁的老姊妹和她们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被作为“吸血 鬼、寄生虫、房老虎”批斗了，老奶奶是一位辛亥革命元老的遗孀，“未等到斗争会结束就 咽 气了”，老姊妹也“不知道她们被赶到那里去了”；无数珍贵文物，只要和有罪的活人、死 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沾上边，“或被砸烂打碎，或被投入熊熊的烈火，燃成灰烬”。谭 希鸥的父亲是“右派”，母亲是“反革命”，几次被抄家，父亲被批斗、游街、毒打，他多 年来靠业余的点滴时间所积累起来的“学术研究的结晶”的三部半手稿被抄走，从此再也没 有下落；母亲在监狱里更遭受非人折磨；姐姐瑞群被迫报名去郊区农场劳动；……“文革” 初期给国家、人民所造成的有形的、无形的严重损失，无法计算、估量，“我们看到的是惊 心动魄的揪斗，灭绝人性的酷刑，敌我难分的肉搏，血流成河的武装冲突；我们看到的是妻 子检举丈夫，儿女批斗父母，亲兄弟扭送着上公安局派出所，学生不惜把自己的恩师投入监 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发了疯的民族和人民”。而后是1967年的“一月风暴”，“造反派” 出现了“大分裂，大改组”，对立的两派为“夺权”展开了激烈的武斗。“东方红”和“ 八二七部队”进行“肉搏战”，“大打出手”。谭希鸥一家被赶到一个“汽车间”，“那汽 车间是朝北的，水泥地，爸爸今后连太阳都晒不到的”。 1968年，随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深入，“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更紧了”。军宣队 和工宣队“浩浩荡荡地开入大中小学校，领导运动”。五一劳动节前，法院宣布了五十一个 人的死刑，“以此向无产阶级劳动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十•一国庆节前，“我们又见到告 示，说是有一一个人犯将在国庆节那天就地正法”。同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表“最新指 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大批知青上山下乡， “上海的中学生有两个去向：生产建设兵团和插队落户”。谭希鸥的同学们，或去生产建设 兵团，或去农村插队，也有少数人因为家庭有后台参了军。原是“文化大革命”动力的红卫 兵，现在又成了“再教育”的对象。谭希鸥因“病休”分配到街道工厂的围巾组。 1971年，林彪仓惶出逃，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随后，形势有所变化，尼克松访问中国 。在狱中的母亲分析说：“打开国门无论怎么说是件好事。内外流通，高压政治终将不能继 续。我们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全民族的连在一起，是急不出来的。”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国内 形势更有好转。希鸥的姐姐瑞群顺利上调，她的专长日语在钢铁厂里派上了用场，与日本一 方的谈判中，她的日语水平赢得了日方的尊重和好评。围巾组因任务不足解散后，希鸥也被 分配到一个生产五金的小工场，当上了车工。瑞群和陶然结了婚，有了孩子，“我的家族增 添了一名壮士”。生活中出现了些许亮色。 然而，好景不长。1976年1月9日，周总理逝世。4月5日，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接着 ，进行了“批邓”；“每个人都要交一张书面报告，回忆在这起‘反革命事件’发生的那天 ，起床后到睡觉前的每小时活动”。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个月后，“四人帮”倒台，游 行队伍振臂高呼：“打倒江青!打倒张春桥!打倒王洪文!打倒姚文元!”“打倒‘四人帮’! ”噩梦虽然过去，但政策的落实还得经历一个艰难的历程。对谭希鸥父母的彻底“平反”， 直到1984年6月10日，她才接到“平反”通知。这是“文革”的余波。 今后，谁要研究中国的“文革大革命”，《故事》是一份必须参考的珍贵史料。但是，《故 事》并非“文革”史，它只是动态的文学的“文革”博物馆，有这么一些艺术特征使它与“ 文革”史区别了开来： 第一，它是全景地写“文革”的文学，有系列的、形象生动的场景和场面，涵盖了“文革” 的全过程。 第二，它有细节的真实。上百人拉倒“笑佛”；拿着皮尺、一只只裤脚管量过去地检查过往 行人是否“包头、包屁股、包裤腿”的“三包”和“尖头皮鞋”的“一尖”；提篮桥监狱里 关押对象不断地被“置换”；等等。作品中细节的真实展现了作品整体的真实。 第三，它夹叙夹议，将小说、报告、杂文、传记等诸种文体加以整合，旨在揭示“文革”的 方方面面，形形色色。 第四，它的控诉的、讽刺的、调侃的、嘲弄的笔调，将“文革”彻底否定。 第五，它的通俗性和可读性，使作品入耳贯心，不会被读者忘记。 读者必须记住，《故事》的作者第一次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故事》是她的长篇处女作。而 作者又是位自然科学家，并非专业作家，因此，《故事》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尤其可贵。 二 当时的“两报一刊”社论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人人都要“斗私批 修”。实际情况却是，“文革”中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坏人坏事层出不穷。《故 事》的作者罗自平，以她的亲身体验对“文革”作了深层思考，认为“文革”是严重扭曲人 性的一场国民大灾难。在她看来，性本善、性本恶的说法都有片面性。人是由兽类进化而成 的，在人的本性中，既有善的因素，也有恶的成份。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人性中善的因素 得以发展；而在不良的社会环境下，人性中恶的成份急剧发作。但也有少数人，他们人性中 善的因素在不良的社会环境下因受到恶的冲击反而在碰撞中迸发出火花。多数人在不良的社 会环境下，人性中的善恶因素，时而向这边倾斜，时而向那边倾斜，扮演着不好不坏、亦好 亦坏、中不溜儿的“中间人物”角色。本着她对“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上述理解，罗自 平在《故事》这座动态的“文革”博物馆中描写、刻画了三组性格各不相同的人物，写出了 他们在“文革”中的不同表现： 第一组人物：人性中的善的因素因“文革”对它们的冲击而显得更加光彩。 希鸥的父亲谭近仁，在旧社会是一个正义的、爱国的、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全国解放前， 他有机会出国深造但他却留了下来，意图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他的小舅子白既望 因失业难以生活，准备去香港投亲，谭近仁和他的妻子对其劝阻无效。小舅子落入圈套，列 车刚驶出上海站即被捕，课以“叛国投敌”的重罪，谭近仁及其妻子也因“包庇反革命”而 被判刑。谭近仁发配到青海，因病“保外就医”，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工作。但在1957年又被 划为“右派”。“文革”一来，谭近仁被抄家，被批斗，被殴打，被侮辱，被扫地出门，住 进一间小小的汽车间，还被迫不断写思想汇报……。可以说，“文革”中的一切苦难，他都 遭受了，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向恶势力低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顽强地 活下去，你们完全可以放心”。他对子女们这样说了，也是如此做了。他被赶到汽车间后， 却将它取名为“仙人洞”。他坚信正义终将胜利。虽然他因在“文革”期间备受迫害、折磨 ，而在“文革”结束三年后即去世，但他坚持、执着、昂首看未来、低头思人生、大义凛然 、正气磅礴的大智大勇性格，足以照耀后代。 希鸥的母亲白郁瑶，则是另一种性格的受难者形象。她是一位知识女性，有文学的才能，曾 经写过三本小说。她在提篮桥监狱里服刑，以后又被转移到劳改农场。在被侮辱、被折磨、 无望的监狱生活中，她感受到女犯天主教修女静仪对她的慈爱和真挚的关心，她“信教了” ，“不住地祈祷，心就渐渐地平静下来了”，但她并不是不再关心国家大事，她从尼克松访 华一事中即看到“内外一流通，高压政策终将不能继续”。很可惜，“四人帮”粉碎后的第 三年，她和她丈夫的冤案仍未“平反”。丈夫去世后，她从劳改农场回来奔丧，“客人们眼 中的郁瑶是极其端庄美丽的，酷似一尊经过痛苦砺炼的女神”。近仁既已倒下，“她也完全 失去了生存的欲望”。她在寄走了申诉信以后的第二天，蹲在河边洗衣服，“突发脑溢血” ，“便再也没有醒过来”。善良、多情、自尊、自爱，使这位“女神”般的妇女形象身上发 出了月光一样柔和的色泽。 此外，《故事》中的大艺术家楚春圃，乐于助人的宋康丽，支持并辅导谭希鸥等年轻人在“ 文革”中学习的单教授、韩教授、李教授，不怕牵连、不避嫌疑，为谭近仁“平反”出大力 的田慰，在“文革”期间，“还要不知天高地厚地钻研科学”的吴大哥(即希鸥给他写了二 十八封信的后来的“胡老师”)，危难中掩护谭希鸥的“小老头”，保护谭近仁免遭红卫兵 进一步迫害的工人朱叔叔，求才若渴、独具慧眼的军宣队负责人，“在韬光养晦了廿年后， 又大放异彩”的党员“理论家”，自动为谭希鸥写推荐信的卢教授，以及希鸥的姐姐瑞群、两位弟弟、瑞群的丈夫陶路……，等等，尽管他们的性格各异，经历各别，但他们都是在 “文革”中保持了善良本性并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人。“文革”之所以未能把中国搞垮，“ 四人帮”之所以最后倒台，靠的就是上述这样的人。他们是“文革”时“中国的脊梁”! 《故事》中的另一组人物形象是“中间人物”，如依偎于善恶之间，时好时坏，跟随过极左 路线，但在重要时刻又能做点好事的彭老师；首鼠两端，不敢负责的吴佩教授；受极左路线 影响，和反动的家庭“彻底快裂”，“进行革命的大串联”，但还是愿意和家庭出身不好的 子女谭希鸥交谈的映辉；“步入中年后，竟变得唯唯诺诺，胆小谨慎”，与谭近仁断绝来往 的何伯伯；虚荣心极重的“越南妹子”阮玉萍；“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过去”，但在“文革” 中还能上进并帮助别人的“怪头”；在中学学习时为谭希鸥打抱不平，后来去黑龙江建设兵 团吃尽苦头，又被徐宝仔抛弃的阿娣；“野性十足的女孩”，轻信别人，被徐宝仔搞大肚子 的金妹；生活作风糟糕但在“文革”中还能帮助青年人学习的王教授；……。他们在“文革 ”中大都扮演了“随大流”的角色。应该说，这些“中间人物”占了“文革”中的多数。在 “文革”前和在“文革”后新时期，他们大多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在“文 革”期间，他们的“随大流”，客观上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革”之所以能 在中国搞成如此规模，与“中间人物”的“随大流”有很大关系。 《故事》的作者以极大的憎恶，揭露和抨击了“文革”中邪恶势力的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 这里有小姚文元吴小毅；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胡作非为的土皇帝“覆盖太太”(按： “覆盖太太”是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有善于“活学活用”，乘人之危吃少 女豆腐的“郭伯伯”；有“久经沙场，老奸巨猾”，为“反右”时随便给人戴“右派”帽子却 推卸责任的蒋升；有趁“文革”之机，觊觎医院院长职位的“假积极分子”蒋医生；有忘恩 负义、伪造历史，在“反右倾运动”中连升三级，“进入高层领导”，对谭近仁一家人见死 不救，还动员谭瑞群姐妹“同反动的父母亲坚决一刀两断”的杨石文；有“文革”中的“拿 摩温”、勒逼车间里的工人向她进贡的阿六；……等等。这些人是林彪、“四人帮”的社会 基础，也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搞得天怒人怨，把国家搞到崩溃边缘的重要原因之一。《 故事》叙写他们时，虽然义愤填膺，笔端常带感情，但并不把他们漫画化、丑化，而是如实 地写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在《故事》这座动态的“文革”博物馆里有了上面三大人群的代表人物各如其心、各如其面 、各不相同的表现后，这座“文革”博物馆就更有看头了。 三 谭希鸥是这座动态的“文革”博览馆里的中心人物。是她讲述了这座“文革”博览馆中的全 部故事；是她描叙了这座“文革”博物馆中各色人等的活动和表现；她既是这座博物馆中的 主角，又是这座博物馆的导游者和讲解员。对于这一人物，作者在塑造她时是赋予了满腔热 情的。她主要从三方面揭示谭希鸥的独特性格： 一是写她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希鸥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父亲敢于自由思想，富有独立精 神；母亲年轻时也是敢做敢当。在父母亲的教育、熏陶下，她不只才华出众，而且从少女时 代起就养成了她的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吴小毅扣她的政治帽子，说谭希鸥作文中讲“犯了 错误而又改正的同志是好同志”，那么，毛主席是“好同志”，“难道他犯过错误吗?”这 是文理不通的诬陷。希鸥予以反驳：“犯了错误而又改正的同志是好同志，而好同志不一定 是犯了错误的。这是个正命题和逆命题的对应性的问题。”正如“猫有四只脚，有四只脚的 不一定是猫”。她的反驳，使吴小毅等人哑口无言。这段话，出之于16岁的少女之口，的确 不同凡响。父亲被红卫兵带走了，她第一次虔诚地匍匐在地祈求上帝，但接着她又思考：真 的有上帝吗?为什么上帝对这种恶行睁着眼闭着眼，一言不发?如果有上帝，他是扶助善良正直的好人还是偏袒作恶多端的坏人?她“自发地和神祗进行心灵的对话”。红卫兵运动发 展后不久，希鸥即开始“明显地感觉到‘红卫兵运动’在变质”，誓死捍卫党中央、毛主席 的革命的纯洁的动机在逐渐衰退，“继之而起的是一种斤斤计较的，为个人或者小集团谋私 利的目的”，但她对中国的青年人并不悲观，她认为：“人们爱说这代人失落了，但幸存者 却像那打过霜的枫叶，比哪一代人都成熟、都优秀。”她把《故事》取名《霜叶红于二月花 》，良有以也。“四人帮”粉碎后，上海的群众抄张春桥的家，与红卫兵一样地破坏张家的 一切。一般人以为这是革命群众对“四人帮”的义愤，但希鸥却对此怀疑：“为什么革命者 每每必须以破坏文明来标榜自己革命?”恢复高考后，希鸥被录取为研究生，当时还搞政审 ，吴佩教授要她写一份对反动家庭的思想认识，她拒绝了：“我知道不难写，但我不会去写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冤枉的。”她宁愿不被录取，也不写违心之言。希鸥的这些言行，显得 那样的“另类”。然而这正是谭希鸥，具有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的谭希鸥! _ 再就是希鸥敢于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勇敢精神。“文革”初期，希鸥属于“黑五类”子女， 被剥夺了参加“红卫兵”的权利，并因为她写过一首表达她对父母爱意的诗而被“造反派” 勒令写“认罪书”。但当父亲被逼着游街时，她决定“和爸爸一起游街”，以便“万一有人 敢动武，我将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工人朱叔叔夫妇出于好心，建议希鸥“主动向监狱提 出来，要求把谭先生(她父亲)关进去”，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等外面平静一点，恢复秩 序了，再设法把谭先生给保释出来”。希鸥对朱叔叔的好意是领情的，但不向邪恶势力屈服 ，她坚决表示：“我们绝不会要求把爸爸再关进监狱，苦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表 现了一种硬骨头精神。尤其出人意外的，希鸥和她姐姐一起竟在“文革”中想出了一个“系 (希望于)周(总理)计划”。希鸥乘“走资派”被批斗、被关押的机会，企图通过对“走资派 ”的提审，要他们出具证据，证明他父亲的“右派”问题是错案。为此，她和她姐姐以“可 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参加了“红卫兵”、“造反队”。又取得了“红卫兵总部”开出的介 绍信，由此进入他父亲原来所在的出版单位，审问了那些“走资派”，取得了他父亲因偶然 凑数而被错划为“右派”的证据，而后向周总理发出信件，请求周总理过问此事。当然，周 总理在“文革”中心力交瘁，日理百事，两个青少年的来信，也不可能转到周总理的手里， “系周计划”终于失败。然而在这一行为中，希鸥的机智、能干、巧妙的斗争艺术、无畏的 斗争精神，令读者刮目相看。父亲去世后，她又进京上诉。上诉期间的含辛茹苦，所遭受的 委屈和羞辱，她都默默地记在心里，终于使父母亲的冤案问题得到解决。与邪恶势力誓不两 立 ，不达目的，斗争绝不罢休。我们在希鸥的行动中看到的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 一往无前的勇敢斗争精神。 三是努力奋斗、拼搏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文革”期间，不少青年消极了，认命了，只求苟 全性命于乱世。上焉者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做一个本分的人。希鸥却不愿在“文革”中虚 光阴。还在“文革”中期，希鸥就决定自学 ，丰富自己的知识，“如果不甘沉沦，不愿灭 亡，就当设法自救，力争自强。自学的计划，让我们看到了一条自强自救的道路”。在“读 书无用论”的逆流中，她以及她的姐弟和好友们，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她不只学完了高中课 程，还“结束了大学数学和物理的基础课”，“在古典文学方面，《左传》、《诗经》和《 论语》也早已经选学完毕”。理科的基础课程学完了，她“开始钻研微波理论”。在教授们 的辅导下，她又学习了英语、日语、俄语和德语，啃下了“量子化学”。因此，高考一恢复 ，她即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研究生，“总分为第三名”。国门开放，希鸥经卢教授的推荐，“ 得到了好几所美国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入学许可”，她选择了普林斯顿大学。1980年，她 赴美深造，198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教授。一个初中生 经过自学，而且是在动乱的“文革”期间，竟取得如此惊人的学习成绩，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奇迹的产生，源于希鸥的努力奋斗、拼搏进取的人生态度。她是“文革”一代人在新时期 到来后成为杰出人物的典型，也是中华民族旅外华人的骄傲!但谭希鸥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人 物。她在“文革”中为父母“翻案”，以为靠“走资派”的口供即可以翻父亲的案。“系周 计划”的失败就证明了她当时政治上的幼稚。她在“文革”期间，在无望中也曾一度相信“ 测字”。《故事》写希鸥的缺失，反而加强了这一人物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罗自平又创作短篇小说近二十篇，显示了她多方面的小说创作才能。罗自平如今五十六岁。 正值盛年，风华正茂。我们希望她在今后业余时间里，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中国的当代文 学，为旅美华文文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1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