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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Ting Ting Hong Kingston）被称为“当今在世的 美国作家之中，作品被各种文选收录率最高、大学讲坛讲授最多、大学生阅读得最多的作家 之一”。其成名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 s）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手法、丰富的文化形象和故事传说震撼了当代美国文坛。一经发表 ，它便立刻受到了美国主流文化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并作为当年非小说类最佳书目而 获得“全国图书批评界奖”。汤亭亭本人凭借该部作品进入美国文学“主流”，成功地得到 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接收和认同。 ! Z2 d' q8 M: m# b5 Q% { 不可否认，汤亭亭的成功离不开其娴熟的写作技巧、对美籍华裔、特别是华裔女性文化身份 的塑造、边缘人群的关注。但是，毋庸置疑，《女勇士》中塑造的“他者化”文化是该部作 品引起美国社会关注，进入主流文化的关键。因此，该作品一经发表，便在评论界引起了轩 然大波。评论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女勇士》是一部迎合美国主流社会“猎奇”心理而不 惜歪曲中国形象的作品，还是一部探索美籍华裔文化身份的作品。 在众多美国评论中，评论家大多把《女勇士》的成功归功于其“带有东方色彩、不可思议、 神秘而具有异国请调”［1］。San Jose Mercury News认为作品中“充满了恐怖、迷 信”。然 而，正如王理行所说，汤亭亭在70年代美国文坛上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她描述的“正常 的美国”和“怪异”的中国有关［2］。本人认为在《女勇士》中，汤亭亭站在美国 文化主流的 位置，用“他者”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罗列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符码，从中国神话传说 ，到历史人物，从起居饮食等方面，充分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东方中国”；然而，在表现 过程中，由于汤亭亭的生活环境、受教育背景及身份认同，使其陷入“东方主义”陷阱，暗 合了主流社会的“西方汉学研究‘异文化’的路线”［3］。西方读者之所以欢迎这 部作品，是因为他们大多带着猎奇和文化偏见看待这部作品的。 一、赛义德的东方主义 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认为：“东方作为一个地点而在科学、艺术和商业等方面独立于各州 进步的主流。”东方主义中形成了“作为东方主义之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级区分：西 方/东方、优越/低劣、先进/落后、文明/野蛮、富有/贫穷……等等”［4］。用二元 对立理论 看待问题，东方永远代表着“落后、退化、未开化的和智力低下的民族”［5］。尽 管在全球 化的今天，西方仍然深深受到东方主义的影响，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永远是一个落后、迷信、 愚蠢、幼稚的“他者”，而他者只能扮演“弱者”的角色，必定处于社会的边缘。因此，身 处异乡、处于母文化和西方文化夹缝中的美国华裔作家为了摆脱他者的边缘身份以早日融入 美国主流社会，会不自觉地“疏离中国文化，构建符合西方读者视野的东方人或者中国人形 象”［6］。 二、狭义的“儒家思想” 中国的儒学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它对中国社会、历史 、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意义上，儒学是由孔子开创的一个思潮，其基本主张如按 孔子原话似可概括为“仁”、“礼”、“诚”、“孝”、“忠”、“恕”、“中庸”等的修 身方面的道德规 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汤亭亭的《女勇士》中运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母亲勇兰等第一代 移民津津乐道的“儒家思想”，而汤亭亭笔下的“儒家思想”主要指男尊女卑、孝道、谦逊 等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女勇士》中，母亲勇兰及同辈华裔移民虽然移居美国多年，但传统的儒家思想已在他们的 思想中根深蒂固了，突出的一点就是儒家思想中的“男尊女卑”思想。书中大量地列举了歧 视女孩的民谚，例如“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7］（39）、“ 养女等于白 填”、“女大必为别人妻”（42）。作者在《女勇士》和《中国佬》中不止一次提到家人对 待男孩和女孩的迥然不同：大伯每次问孩子们谁去逛街，当“我”和妹妹兴高采烈地回应时 ，大伯却生气地说“不行”（42），丢下我们带着弟弟去玩，还给他们买很多的东西；洪家 也以生女孩为耻，唐人街的乡邻讥笑他们“一个女孩还不够，又一个女孩”（42），这种状 态直到弟弟的出生才得以改变。汤亭亭笔下的中国在女儿眼中完全成了女子的地狱，以至于 主人公认为“如果我们回到中国以后，父母就会卖掉我” （42）。 作者强调中国人落后的儒家思想的高潮体现在第四章“西宫门外”。作者在这一章刻画了两 个可笑、无知、可悲的中国女子形象。母亲勇兰把妹妹月兰从香港接到美国，鼓动她寻找分 开数十年的丈夫。常理上说，让分开的夫妻团聚本是一个善举，而对月兰来说，美国之行却 使她美梦破碎，客死他乡。导致这一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勇兰的“一夫多妻制”思想。 月兰是一个受儒家“三从四德”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女子，虽然丈夫去美国多年，她从来没 提出要到美国，而是安于在香港的生活，“他给我寄了那么多钱，吃的，穿的，丫鬟，我应 有尽有，他还供养了女儿，……他送她上大学”（113），她对此非常满足。而当勇兰得知 妹夫在美国另娶妻室时，不是通过更合法有效的途径，而是强迫妹妹到美国，去找丈夫算账 ：“你是他的妻子，你应该和他在一起，你是大太太，她是奴婢”，“他有两个儿子，就等 于你有两个儿子，你把他们从她身边夺过来，你来当他们的母亲。”（113）然而，美国化 的妹夫却认为月兰根本驾驭不了美国的生活，在他眼里，月兰（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象征）仿 佛是“很久以前在书里读到的人物”（140）。 最终，作者心中的中国便是：“在中国，父母会把我和妹妹卖掉。父亲也会娶两个乃至三个 老婆，她们会往我们脚上泼滚开的油，并谎称我们哭是因为淘气。他们把好吃的给自己的孩 子，给我们石头。我不想到鬼都没有人形的地方。”（90） 在小说中，中国被作者描绘成一个男尊女卑的女性地狱，东方女性被塑造成为落后、愚昧、 幼稚的他者形象。然而，正如郭齐勇先生所说：“儒学是常道，是生命生活生存之学，将人 生的基本的、普遍的问题予以反思、提升，而后落实于人伦日用之中。即使那些看似高深玄 妙的天道性命之学，也是由人生常道问题予以反思提升后又规范引导人生的。这是儒学的特 色。”［8］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天然是儒家，在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 中，儒家文 化发挥着更大的贡献。由此可见，汤亭亭塑造的“儒家文化”会强化不谙中国历史文化的西 方读者思维中的“他者化”形象。不仅“我”会对中国产生恐惧感和厌恶感，西方读者也会 感同身受。 三、迷信的“中国人”形象 根据西方的宗教信仰，迷信被认为是与西方宗教观念完全对立的信仰上的他者。它与错 误、虚假、非理性的特性紧密相连。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母亲的迷信思想，并将它作为中 国文化中封建迷信的成分在书中多次提出，将其演变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这 样一来不可避免地歪曲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形象，强调了中国的落后和愚昧。众所周知， 鬼文化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热门话题。 小说运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了母亲勇兰与“坐鬼”战斗的情节。当时，在两个孩子夭折之 后，母亲勇兰为了早日获得去美国与丈夫团聚的资格，在同昆助产术医院求学。某夜，“坐 鬼”出现了，这是一个没有脸、没有手、也没有脚的石头状怪物。它用巨大的身体骑在勇兰 身上，想把她压死。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正在学医的勇兰战胜“坐鬼”的武器并非西方医学 理论，其他人力、物力，而是不停地与“坐鬼”进行谈话。书中着重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情 节：社区的药店由于弄错了地址，将另一个华人的药送到了洪家。母亲认为它把晦气带到了 家里，一定要女儿去药店，向老板索要一些糖果表示赔偿。女儿当时很是尴尬，她认为“根 本就没有什么诅咒，他们会以为我是疯子”（153）。女儿作为小说中西方文化的体现者道 出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评价——“疯子”。这些不可思议的情节无疑会使西方读者产生一种 神秘、可笑、愚昧、无知的感觉。在他们看来，这些是与其宗教信仰背道而驰的，完全是 一种“迷信”。 神话传说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已成为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载体之一。古 代中国根据自然现象编纂的民俗故事、神话传说可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人们对此津津乐道 ，乐此不疲。《女勇士》中提到母亲等人给孩子们讲述的蟾蜍吃月亮（月蚀）的传说。这个 传说的科学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人们对这种自然现象的强烈关注。然而，从小处 于西方文化氛围的“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母亲这种“愚昧、无知”的想法。 在东方主义话语形态下，作者种种详尽的描述，加强了西方读者心中“落后、愚昧、迷信、 未开化、无知”的他者化中国形象。 四、恐惧的“饮食文化” 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源远流长的中国饮食文化感到无比自豪，它是祖先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 宝库。作者在《女勇士》中，多次谈到母亲等第一代移民所保持的中国的饮食习惯，特别是 她们家乡广东省的饮食风俗。小说中详尽地描写了母亲烧的许多奇怪的菜肴：浣熊、黄鼠狼 、鸽子、野鸭、野鹅、矮脚鸡、蛇、蜗牛、乌龟、泥鳅、熊掌等。面对这些菜肴，“我”感 到心神不宁，“宁愿吃塑料也不愿吃这些”（83）。 在重视自然和人类和谐的生态保护的西方，作者笔下的中国移民以及中国饮食简直不可思议 ，使之顿生恐怖之感。作者此处表现出对母亲等第一代移民的饮食习惯的鄙视，这从侧面反 映出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不解与自我否定。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我”并没有尝试了解母 亲形成这种饮食习惯的原因。美国亚裔文学评论家Sau-ling Wong在Reading Asian America 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中，对此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她指出这种 饮食习惯表明，“历经移民，备受种族歧视压迫的美国亚裔应对困境的能力”［9］ 。生在美国 的“我”以及西方读者根本无法理解到中国人遭受的饥荒之苦，这也是中国人背井离乡的根 本原因。令人称道的勤俭节约的美德却遭到了以“我”为代表的西方人士的强烈憎恶。正如 ，Elizabeth Brown-Guillory 指出，“我”厌恶的并非是中国饮食，而是其所代表的中国 文化［10］。 五、总结 Sau- ling Wong曾这样评论《女勇士》：《女勇士》可能是美国当代亚裔文学中最有名的一 部作品，……有良好的出版销量，它是许多大学课程规定的阅读书目，该书的某些章节是美 国文学选集多元文化色彩的必选项目。可以说，许多读者或许对美国亚裔文学毫无所知，但 却阅读过汤亭亭的《女勇士》。但是，作为广大当代美国读者了解中国、亚洲文化历史的窗 口，《女勇士》中尽管罗列了大量的中国风俗、神话、饮食，但是汤亭亭本人在小说完成之 前，从未到过中国。1989年，她在某大学接受Paul Skenazy采访中提到“我担心到中国后会 发现以前写的一些东西会与事实不符”［11］。如此看来，汤亭亭给西方社会展示的 中国是一 个她想象中的中国。固然，汤亭亭也不完全是凭空想象，她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母亲的 “讲故事”。“讲故事”是少数族裔传承母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洪家也是如此。母亲这 些第一代移民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移居美国后，虽然身处异乡，他们仍然思念祖 国，认同中国文化，因此坚持中国的风俗习惯。他们担心子女会在美国被同化，为了保持和 中国的联系，让孩子不忘自己是中国人，他们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孩子灌输中国传统文 化。汤亭亭就是通过母亲的这种方式了解中国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母亲所传播的 中国文化是她思想中固化了的中国文化，离国几十载，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她的 思想还是停留在过去，有些她所保持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在中国早已消失，特别是儒家思 想中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已成为过去。因此从母亲讲故事中得到的中国也不是 现实中的中国。 此外汤亭亭在作品中歪曲塑造的中国形象，与她本人受到的西方认知方式和文化认同分不开 的。“我”身上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汤亭亭的影子。她一直是在“中国鬼”的萦绕下生长起 来的，从小生活在美国，虽然唐人街和家里的人给她灌输的中国文化，但是她一直渴望走出 “中国圈”，进入白人社会。所以她有意识的模仿白人的言谈举止，“说话细声细语”，并 一直迫使“自己成为地道的美国女性，否则不谈爱情”（43）。因此可以想象，从小受到西 方教育的人，在她融入西方社会的时候，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会接受到西方 社会中对中国以及其它东方国家的固有看法。与西方人一样，她认为中国和中国文化是落后 、愚昧、神秘和不可思议的，“中国人真古怪”（143），“我真不明白他们是怎样继承和 发展五千年文化的”（169）。通过分析汤亭亭作品中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可以感觉 到汤亭亭的中国文化认知受到了“东方话语”的干预，从而她笔下的当代中国则明显地带有 美国意识形态的痕迹［12］。在汤亭亭的小说中，西方读者看到的是一个迷信、落后 、愚昧、神 秘和不可思议的、与现代化的美国格格不入的古代中国。这种形象恰恰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文 化想象中的东方形象相吻合，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而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教育背 景以及身份认同，站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角度上，汤亭亭用“他者”的眼光，看待母国文化， 创造出的中国完全是东方话语曲解下的中国，是异于中国的“中国”。 由此可见，虽为华裔，但一直期望融入主流社会，汤亭亭等华人会接受主流社会的思想，为 了迎合西方人，将自己的部分美国梦建立在批判所谓“落后”和“愚昧”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上。 自汤亭亭作品《女勇士》一经发表，美国华裔文坛就产生了“赵汤”之争，赵健秀指责汤亭 亭、 谭恩美等华裔作家，迎合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口味，歪曲、篡改中国文化，混淆真与伪的界限 。尽管汤亭亭本人将之解释为一种“文化误读”，但是她也应对此负有一定责任。她们作品 中展示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加强了西方读者“东方话语”影响下的“他者化”的中国形象， 并通过种种详尽的描述加以强化。因此，如何在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正确地对待母国文化 ，真实地介绍中国，确立华人的文化认同，仍是摆在华裔面前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1］Maxine Hong Kingston, Culture Misreading by American Reviewers, in Asian an d W 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 New Cultural Indentities, Guy Amirthanayagam ed。, ( U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 56。 ［2］王理行：《中西文化的冲突、对话和超越——论20世纪美国华裔文学》,《译 林》2002年第3期,第203页。 ［3］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4］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白花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515页。 ［5］爱德华•W•赛义德：《隐蔽的和显在的东方主义》，《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年版，第36页。 ［6］陈爱敏：《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呈现的中国文化》，《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6 期，第71页。 ［7］汤亭亭：《女勇士》，李剑波，陆承毅译，广西：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8］“儒学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郭齐勇先生访谈录2004年10月28日，武汉大学，转自 ：当代哲学网（http://www。contemphil。net/articles/writings/rxswmdshfs。htm。 ［9］、［10］Sau-ling C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to Extravaga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148页。 ［11］Paul Skenazy,“Kingston at the University”,in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Hong Kingstong,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eds.,(Jackson:Mississippi UP,1998), 134页。 ［12］卫景宜：《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人英语作品中的话语功能——解读〈女勇士〉、〈 花木兰〉》，《中国比较文学》，第44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1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