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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压迫，反抗最烈之行动，莫过于将对方杀掉。而女性主义却是在为妇女争取基本权利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它有一个天然的前提，那就是女性是受压抑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忍受不了丈夫对自己的压迫而将之杀掉的女性便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了？从我看到的几篇“杀夫”的小说来看，情况似乎并不如此。首先，我们要区别的是小说里面的人物与小说作者的不同。我们在以女性主义角度评论一部小说的时候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因为小说作者很可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而小说里的人物却并没有半点女性意识，反之也同样成立。今天我想以四篇著名女性作家的“杀夫”小说来清理这个问题，借此探讨一下女性作家是怎么来表现她们的女性意识的，以及她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所面临的困境。 一、女主人公的非主体性 这四篇小说是台湾作家李昂的小说《杀夫》［1］，大陆作家池莉的《云破处》［2］、方方的《奔跑的火光》［3］和旅美作家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4］。这四篇文章中，问世最早的《杀夫》的作者李昂曾留学海外，同时20世纪70、80年代的台湾文学界，受到欧美文学的强烈影响，而当作者魏蓓，女，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时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蓬勃发展，李昂作为一个女作家受到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云破处》写于1995年世妇会在北京召开后不久，那时女性主义在大陆评论界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从作品的名字“云破处”即知作者深受影响。“云破处”很显然意味着乌云一般的男权社会破揩处，女性的处境是悲惨的，非人的。联系作品的情节，“云破处”也意味着明白自己处境的女性举起了利刃，刺向云一般遮蔽在女性天空上的男权阴云。《奔跑的火光》写于世纪末，也是女性主义在大陆方兴未艾之时。虽然从创作整体上来看，池莉和方方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但显而易见，她们在写作这两篇小说时受到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严歌苓生活在海外，置身于女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与女性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权利与地位的国度中，她就算对女性主义及其理论并不感兴趣，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和冲击。可以确定，四位作家在写“杀夫”时都或多或少具有女性主义意识，“杀夫”不可能被她们用来给女性定罪。事实也正是如此，四篇小说中，没有一个“杀夫”的女主人公被作者描写成是有罪的，甚至于她们在作者的笔下，都是真正的受害者。但是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杀人是侵犯他人人权最严重的一种行为，不具备一丝一毫的合法性。如何为“杀夫”提供一个充分的理由，使之具有情理上的合法性，便成了每个作家的当务之急。 要提供这样一个理由，只有将女性形象塑造成善良的，将“杀夫”行为发生的最终原因归之于男性的压迫，使之不得不举起屠刀。这样还可以达到反戈一击的效果，使读者对男性施加于女性之压迫的酷烈程度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这四篇小说正是如此处理的，四个女主人公都具有勤劳善良的本质。《杀夫》中的林市九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和母亲一起被叔叔赶出了自家的屋子；十三岁时母亲由于太饿而不贞，被族人处死，她自己被安排进叔叔家做苦工，饱受折磨；接着被迫嫁给屠夫陈江水，辛勤操持家务，却受到陈江水残酷的性虐待。可以说，从头到尾，林市都是一个孩子一样心地纯良任人摆布的女性。在《谁家有女初长成》中，潘巧巧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成长于贫穷的山区，对外面的世界怀着纯真的幻想，但却没想到被人贩子卖给一个比她大得多的丑陋笨拙的养路工。在这种情况下，她还准备跟养路工将日子过下去。来到兵站以后，她帮忙给炊事班烧菜做饭，帮士兵们洗衣服，完全是一个质朴善良的女性。在《奔跑的火光》里，英芝性格泼辣得多，从小爱帮助人，嫁给贵清后赚钱养家，体恤父母，本质上也是一个勤劳善心的女人。在《云破处》中，曾善美从小失去父母，受到姨父和表兄的奸污，却顾及姨妈而一直忍受着，她的善良隐忍由此可见。当这样一些女主人公举起了屠刀的时候，使我们震惊的不是她们杀人的罪恶，而是迫使她们这样做的原因：陈江水待林市还不如待一条狗，除了残酷的性虐待外，连饭也不给她吃饱，甚至还要摧毁她心中最后一点精神信仰，那种从肉体到精神的折磨是骇人听闻的；潘巧巧被卖给丑陋笨拙的养路工后，竟在丈夫的默许下被他的白痴弟弟多次强奸，因为买她的钱里有白痴弟弟的一份；英芝无可奈何嫁给贵清后，不仅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受公婆的冷嘲热讽，连她借来建房的钱都被贵清输掉，她躲回娘家后，贵清竟三番五次找她父母的麻烦，还扬言要烧掉娘家的房子；曾善美的丈夫金祥在知道自己杀了曾善美父母的情况下还娶了她，当曾善美知道这些时金祥竟没有一丝忏悔。男性加诸女性身上的压迫于此可见一斑。 当女主人公举起屠刀“杀夫”时，读者注意的不再是“杀人”的行为，而是促使这种行为发生的男权压迫。作者的目的达到了，另一个问题却同时产生了。我们发现这些女主人公尽管善良勤劳，却都没有自主性。她们无法自主地思维，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作所为都是被动的，无法在合理的选择过程中组建自己的未来。林市在受到种种怵目惊心的伤害时，不仅没有一丁点反抗，甚至于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们看不到她为叔叔作牛作马却吃不饱肚子的感受，更看不到她对叔叔将她嫁给恶名在外的陈江水有什么想法。除了饥饿，她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陈江水对她进行性虐待时的疼痛。她根本就没有自我意识，更不明白自己受压迫的处境，唯一的信仰就是不能杀生，而陈江水却偏偏带她去看杀猪的情景。她完全崩溃了，精神陷入迷狂状态，按陈江水杀猪的方式将陈江水杀了。与其说林市是一个人，还不如说她是一个动物。就算是动物，遭受如此虐待，也会选择离开，而林市却连这点选择都没有，就连最后的杀人，也只是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的行为。潘巧巧从被人骗离家门到被卖给养路工的过程中，虽然伤心愤怒，但却从来没有试图反抗，不久便认命了，与养路工过起日子来。如果说潘巧巧曾经有过对未来生活的向往，那也是非常微薄的，无法改变她随遇而安不能主动选择自己人生的本质。在得知养路工允许白痴弟弟强奸她的时候，她愤怒得失去了理智，举刀杀了那兄弟俩。如果不是在她愤怒得失去理智时正好有一把刀，愤怒过去后她是不是又会像原来一样将那种屈辱的生活忍受下去呢？英芝在贵清的引诱下与之发生了性关系，明明知道贵清不是一个能托付终身的人，又不是很喜欢她，在有机会选择的时候没有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而是随便地嫁给了贵清，从而导致了她生活中的一系列灾难。 在这方面，《云破处》与前三篇小说不同。曾善美与作者生活于同一个时空里，同时也受过高等教育。作者怎么解释这样的女性“杀夫”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她“杀夫”是不能让人谅解的，因为她可以离开他，可以到法院告他，无论如何，她有多种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是这样处理的：童年的时候金祥投毒将一个工厂里的技术人员都毒死了，其中有曾善美的父母，曾善美从此成为孤儿，被姨妈收养后，又长期受到姨父与表兄的奸污，最后只能忍辱嫁给从农村里出来的彼此毫无感情的金祥，而金祥明知自己杀了曾善美的父母却还娶了她。当曾善美了解了真相后，金祥竟没有一丝忏悔，而且她发现自己根本不能将金祥绳之以法，于是便杀了金祥。作者将曾善美的一切不幸都归结于金祥杀了她的父母，使她成为孤儿，而法律又不能还她公道上，这样她“杀夫”行为就具有了合理性。作者对女主人公“杀夫”的设计看起来完美无缺，好像曾善美是一个具有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明确的女性意识的人。但我们只要稍加分析，便知不然。从她遭到姨父与表兄的奸污时开始，曾善美对自己的处境就十分清楚，但她并没有反抗，遭到金祥的性压迫时，她也选择了沉默。她在金祥那里体验到的现实痛苦远不如为逝世多年的父母报仇来得重要。当曾善美置个人的生死于不顾，为父母报仇时，她维护的正是男权社会中提倡的伦理道德——父仇不共戴天。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曾善美也不是一个具有真正的女性意识的人。 从这几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女主人公被塑造得愈善良，杀人的行为被写得愈无辜，那么这个女主人公便愈没有自主性。在这几个女性中，林市最是纯善无辜，但她作为一个人来说却最没有光彩，只是一个自然或非自然现象控制的次等混合物。这样的女主人公不要说具有女性主义意识，连意识有没有都成问题。当我们的女性作者要用她们的作品表现她们的女性意识时，她们的笔下出现的却是非女性主义的主人公，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二、女性作家与女主人公的关系 其实这种情形不是偶然形成的，当女性作者想用女性主人公作载体来表现自己的女性意识的时候，实际上和男性作家用女性主人公作为载体来表现自己的某种意识是一样的。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常常被塑造成是软弱的、嫉妒的、喋喋不休的具有各种各样先天缺陷的人，但也常常被塑造成是爱与美的化身。然而无论这些形象是好的还是坏的，她们都只是客体，具有某种本质特征的客体，可以被解释被说明。而当女作家要用女主人公来表示自己的女性意识，将女主人公塑造成具有美好的本质时，这些女性主人公不得不成为客体，承载某种功能。在这里，女作家与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实际上构成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即在事实上构成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 比如，作家对这些女主人公生活背景的设置就别具意味。在这四篇小说中，除了《云破处》之外，其他三篇小说的女主人公都生活在一个相当落后的环境里，至少不是和作者生活在同一个时空。《杀夫》中的鹿城可以与鲁迅笔下的故乡鲁镇媲美，这与作者出生于书香世家、成长于文明世界的生活相差极远。从“那是一个打仗的年代”可以看出，林市成长于一个战乱连连的社会，那么她与陈江水结婚时至多也不过20世纪50、60年代。作者选取的故事时间在写作时间之前，是一个历史时间，她反映的是一个历史上的乡村女性的境遇，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的境遇。我们不能说一个80年代在城市生活的女性不能真实了解一个50、60年代在乡村生活的女性的真实境遇，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文明世界里成长的女性作者在描写乡村女性生活的时候，她是以她现在的知识素养与价值判断在凝视那个时候乡村女性的生活的，她的凝视必然是居高临下的。在这种凝视之中，乡村女性只能是一个他者，一个对象，一个客体，一个存在物，只能是“户县广场上的那群默默无言的妇女”［5］。在这种凝视中，林市沦落成一个动物一般的存在，没有自己的意志，跟一个弱智儿没有两样，简直就是一个次等的生物。《杀夫》是这样，《谁家有女初长成》也是这样。当旅美作家严歌苓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回顾故国女性生活的时候，她的目光落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少女身上，落在她被拐卖给养路工与他的白痴弟弟、最后又将这兄弟俩杀掉的传奇经历上。相对于作者所处的高度发达文明的社会来说，这种可怕的贫穷和贫穷所引起的一系列罪恶是一种陌生的景观。当作者向身处的文明世界展示这种景观的时候，她是把自己当作这些女性的代言人，凌驾于这些女性的生活经验之上。到了《奔跑的火光》，这种关系依旧存在。作者身处大都市，再不具备那种被迫“杀夫”的情境了，于是给我们设置了一个老庙村。这个“老庙村的人同邻近几个村不太一样。邻近村里能干活的人都跑到南方打工去了……但老庙村的年轻人却喜欢窝在家里”。在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入城打工的当前现实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老庙村，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丈夫整天赌博、依靠妻子赚钱却又要把妻子看作自己财产的特殊地方，那么“杀夫”实在没有产生的可能。但是当作者给我们设置了这样一个“不太一样”的村子的时候，作者成为这个村子的缔造者，对这个村子的绝对权威便形成了。作为老庙村中的一员，在农村孩子个个指望着上大学跳出农门的现实状况下，英芝却“不去上大学是她本来的心愿”。因为不如此，便无法解释她走进老庙村，进而走上“杀夫”的道路的原因。当作者如此塑造英芝这个农村女性的时候，作者对英芝也便构成了一种上帝与人的绝对权威关系。 对于《云破处》，虽然女主人公生活的时空与作家相当，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为了将“杀夫”处理得合情合理，作者设计了一个十分离奇的情节，童年的金祥在投毒杀害了一个厂的众多技术人员后，成年后竟娶了其中一对夫妻的女儿，甚至金祥还知道自己所娶之人的父母就是自己投毒杀死的。当作者任意控制叙事，以便为自己所要表现的观念服务的时候，作者与女主人公之间主体与客体、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也就形成了。 ' w* l3 \* B) O( @ # t {1 w5 H2 E7 f" X6 K 三、 语言的困境 - x! G q# p. s! m, z2 R: ]4 ]/ c 当女性作者用“杀夫”这个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女性主义意识的时候，女性主人公不是沦为工具性的低等存在，就是从内部形成反动，暗中成了男权制的认同者，威胁着作者的女性主义。这也许便是女性主义的宿命，因为“女性主义者在试图代表妇女说话时，时常假定自己懂得妇女真正是什么，但是这些假定是莽撞的，因为任何女性的知识都已经受到了性别歧视的污染”［6］。当女性作家要表现自己的女性意识的时候，她不得不以女性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她不得不从一种更高的层面上来研究女性的历史，而与此同时，女性主人公便不得不沦为客体，具有某种本质特征，可以被解释被说明。 事实上，构成女性作家与其笔下的女性主人公之间的对立的困境是女性主义语言匮乏的困境。“在一个性别歧视的世界，象征体系和概念的注释一直是男性的创造物，这些并不能反映妇女的体验，相反，却具有使我们的自我形象和体验虚假化的功能。我们不能自由命名我们自己、世界和上帝”［7］。虽然这四篇“杀夫“小说的女性主人公共同构成了女性的历史，从动物一般的被虐待、只想着吃饱的林市到向往外面的世界但又随遇而安的潘巧巧，再到希望用自己的手建起一幢属于自己的屋子的英芝，最后到能够清楚认识男权制怎么压迫欺辱自己、伺机反抗的曾善美，表现了女性生存的各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女性都受着不同程度的男权压迫，但是女性主义作者却没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将之言说出来。当女性主义者不得不用男性创造的象征体系来言说女性自己的时候，她们实质上已经进入了男性象征体系。对于她们来说，她们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只能是一个客体，一个异己者。 比如，“杀某某”是男权象征体系中的典型语法，当女性主义者借来阐释女性的时候，就落入了对男权机制摹仿的圈套。在这四篇小说中，真正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精心设计谋杀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曾善美，而且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谋杀者。尽管她曾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受害者，但是她那种冷静的谋杀行为，面对警察那种冷静的伪装行为，都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说这便是女性主义的表现，那它和男性主义的压迫与霸权又有何区别？她的行为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创造并使用压迫权力机制的象征，这难道是女性主义的最终目的？假如是的话，也只不过是落入了对男权压迫机制摹仿的圈套里去了，是对男权压迫机制的间接认同。所以，女性主义者当前面临的终极困境在于女性语言系统的匮乏，只有到了女性拥有自己的语言系统的时候，女性才能真正地言说她们自己。 $ s L3 e; y: y: @" y' l; Z 注释： ［1］载于《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杀夫》，张矶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 ［2］载于《池莉文集5》，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 - n' s+ C1 z. B5 O4 W" G ［3］载于《收获》，2001年第5期。 ［4］载于《当代》，2000年第4期。 ' {! ^; M& E& S0 s8 g* n ［5］佳·查·斯皮瓦克：《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载于《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6］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H E5 f1 Y9 q' B' J/ L ［7］玛丽·戴利：《上帝之父之外：迈向妇女文学的哲学》，波士顿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