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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意识”是目前学界言说最为频繁或许也因此而不再享有“前沿”意味的一个语词，但毫无疑问，对于当下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诸多问题，它依然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切入口。 随着全球化程度愈显广阔、深入和复杂，全球范围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及其文化碰撞也愈发剧烈，直接指向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的问题，文化理性及其文化身份的认同显然成为更重要的表征，乃至造成了全球话语空间的“浓缩”和话语霸权血拼的残酷。换言之，“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的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①。出于“文化自我的界定总包含着对‘他者’的价值、特性、生活方式的区分”②，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政治文化集团，不同族群，不同主体，都必然会主动或被动地调动和可能调动、挖掘和可能挖掘出属于自己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资源乃至想象，用以完善主体的建构或再建构，以保障和“他者”的对话。如此说来，“身份意识”在整个的文学场域里，对于本来就一直处于“尴尬状态”或边缘状态的中国本土之外的华文文学尤显突出似乎就成为了顺理成章。但是，如果说，全球化对于不同民族国家，特别是后殖民语境下的“他者”都带来不同程度的文化身份的危机和焦虑的话，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似乎又略有不同。因为，恰恰是在全球范围一片文化身份追问的“现代”喧嚣中，海外华文文学却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突围”。 简单说来，正是后现代语境所造成的东西方意识与文化碰撞呈混杂和胶着状态，中心与边缘似乎不再泾渭分明。于是，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在中国本土还能上演像历史上五四时期、新时期初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之后几乎全民价值迷乱的那种“盛况”；同样，我们也已经很难想象，国人走出国门还可能发生严重的价值理性的扭曲、主体失落、自我迷失的精神状态。我们从以台湾作家为创作主体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与以大陆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世纪之交的“新移民文学”的比较中，便可看出东西方文化冲击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对同是华文作家所带来的情感体验的强与弱、文化身份体认的强与弱。进言之，我们在“新移民文学”中看到的当然还是描述留学生或海外“游子”的生存状态，探讨人的生存位置，思索人生处境的困惑，但这些留学生或海外“游子”所展现出的精神状态显然已不再可能是早年的“无根的一代”的徬徨与苦闷。诚如“新移民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张翎的创作，固然也还是在描述“留学生”或“新移民”的“乡土记忆”或“寻根”，但作家的精神指归显然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异文化下的陌生感或疏离感，而是“较深地触及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契合点。通过大跨度的时间和地域的故事情节组合，在有限的篇幅之内，蕴含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终极的人文关怀。”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交融的潮流的泛滥，海外华文文学似乎得以从长时期的强势话语霸权下而被给定的“边缘族群”身份中逐渐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突围，乃至于也似乎从“被看”、被审视、被任意扭曲的状态中被发现，从而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和强势民族一起分享了可能分享的政治的、文化的利益。我们最近不时从各种传媒获悉不少海外华文作家或者进入居住国的话语机构，或者获居住国的各类文学奖项，甚至有居住国主流机构专门为华文文学设立奖项。这无疑都可视为“边缘族群”在居住国的“被给定”的文化身份挟全球化大潮向主流社会成功挺进的文化表征。 然而，撇开这一表征的本身带有多少建构或想象的成分不说，我们并不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一旦实现了对边缘的“突围”，由“被看”而“被发现”便是解决了文化身份的困扰，便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终极目标。 在全球化语境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后殖民理论，是一种与跨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带有解构帝国殖民意识形态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分析理论，它对于文化帝国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的揭露、对于边缘话语如何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的文化“策略”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我们对现实语境及其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的再认识。直言之，在愈显广阔而复杂的全球化态势下，警惕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又一轮新的“被误读”是问题的一个根本。因为，“在西方话语中心者看来，东方的贫弱只是验证西方强大神话的工具。与西方对立的东方文化视角的确定，是一种霸权文化的产物，是对西方理性文化的补充。”④“他者”文化中充满原始色彩的神秘，少数族裔奇异的民俗，甚或“他者”的生活窘况等等，这些都正是他们所没有、并因此而深感兴趣，乃至于撩拨起西方文化霸权对“东方”的觊觎直至征服的“野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他者”在很多情况下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警觉”，反而刻意地为自己制造东方文化的美妙或诡谲，以满足西方话语对东方的“想象”。近年动辄便耗资数亿元并企望获得第一世界文化机构“青睐”的电影巨制，固然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对人性、对历史文化的某种现代阐释。但无一例外的，所有的这些担负有如此强烈“使命”色彩的电影巨制，充斥始终的无一不是西方话语下“虚构东方”的种种符号。这也足以表明，“弱势族群”的“他者”形象不仅被强势话语制造出来，而且也可能被“弱势族群”自身所认同，这当然具有深刻的危险性。推而广之，对于生活在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文文学，其主体文化身份的构成，当然应该是自身这一特定民族的人文意识和自身这一特定民族的文化内涵，而如果完全消解了作为特定民族的文化身份，以是否被强势民族强势文化所接纳所认同为目的，其文学的价值理性还是值得怀疑的，而这则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从根本上说，这种主动或被动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解构，同样也是在无意中从另一个方面成为了强势话语文化理性的补充，从而又陷入了又新一轮的“被误读”处境。 近年“新移民文学”作家张翎及其创作声望日隆，这道亮丽的风景所带来的意义是颇为丰富的。就张翎的整体创作，如《望月》、《尘世》、《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等长篇以及其他中短篇小说所表现出的核心意蕴而言，似乎依旧是移民作家始终挥斥不去的“乡土记忆”、根性追思，这也几乎成为了移民作家根本无法彻底规避的文化“宿命”。诚如费解·诶格纽所言：“‘过去’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它是我们现在的特有因素；它在我们的声音中回响，它在我们沉默的上空翱翔，阐明着为什么我们成为我们自己，为什么住在现在我们把它叫做‘我们的家’的原因。”⑤但是，就张翎在给自己精心搭建的心灵平台——此岸与彼岸、过去与现在、故国与他乡中，作者给我们推出的显然不再是一个单一色彩的、始终在中西文化间“寻寻觅觅”却不得所终的几近定格了的留学生形象，显然也不再是一个对于本土和他乡是“走进”还是排斥都难以抉择的也几近定格了的“游子形象”。生硬地说来，我倒愿意称其笔下的惠宁（《交错的彼岸》）、江涓涓（《邮购新娘》）……犹如一个个“文化使者”，引领着我们去期待东西方文化由对抗而对话后可能呈示的前景。如《交错的彼岸》，作者把此岸与彼岸的巨大跨度浓缩在历史的交错点上，着力演绎东西方两大家族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的历史交错和现实纠葛，特别是中国南方布庄大王金氏家族由于战事与政治的“外力”所致而沧桑落败。作者设置的叙述者马姬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其批判的目光与反思的姿态始终交错于此岸与彼岸、过去与现在，从而勾连起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与驳诘。比较那些甚至以主体失落为代价一味地“裸露”“他者”符号以获取西方权力话语的“嘉奖”的“他者”自诩，作者的主体意识及其文化立场是极为清醒的。作者丰富的跨文化生存的经验使她在情感和理智上都获得了足够的距离来深入地审视两种文化的差异，来思索异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对话”的可能。同样的，作者丰富的跨文化生存的历练也使她逐步地完成了主体文化身份的“涅槃”。当然，作者的这一“仪式”是在不经意间进行的，诚如她在谈及自己的创作风格追求时所说：“你试图用一种较为古旧的语言来叙述一些其实很现代的故事，用最地道的中国小说手法来描述一些非常西方的故事。你的阴谋是想用一张古色古香的中国彩纸，来包装一瓶新酿的洋酒。你希望藉此营造一种距离感，不让自己陷入时尚的烂泥淖中。”⑥作者的不经意也就在这里，“古旧”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国彩纸”与“洋酒”的交错便是在这番颇为柔软的语意，连同其小说世界展示出来的特有的娴雅而又富有穿透力的情感张力，不难让我们捕捉到了作者坚实而又亲和的文化身份坚守的魅力。 张翎的启示还在于“不谋而合”地提示出“身份问题”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建构。在后殖民理论看来，“人们或许可以描画一个身份的某一历史阶段，但如果认为这些阶段以直线逻辑的连续形式，简单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或者认为这些阶段里建立起来的文化身份一直固定不变，或者认为某个特殊的人或民族可以夸口说身份已经确定下来，这都是不能想象的。文化身份总是在可能的实践、关系及现有的符号和观念中被塑造和重新塑造着。”⑦张翎给自己小说命名“交错”，当然是叙事使然，而且只是其众多创作中的一部，但我更愿意相信，作者又是在一个不经意间完成了对自己的文化姿态的“命名”。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现象纷繁复杂，其纷繁复杂恰恰表现在东西方文化的“交错”、现代与传统的交错、掠夺与抵抗的交错、乃至文化身份的交错……张翎的创作几乎没有一部是在自顾自地演绎着一个单一的历史空间、一个单一的族群的“故事”，“交错”地带的丰富多彩成就了张翎的文化自觉，成就了张翎的现代姿态。直言之，无论你血统里流淌着怎样的与生俱来的民族的血液，无论你如何地敬畏和热恋自己的民族，作为作家，既然思考与写作作为你的生命形式，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你就无可“逃避”地首先是一个现代人，而后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身份。特别是对于已经置身“交错”地带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我们很难想象，在当下各种异质文化剧烈碰撞的全球化态势中，我们还能用一种刻意的方式来保全某种单一的文化特征，或某种单一的文化身份。这里，当然就隐藏着一个既是“建构”的但又是“宿命”的问题。这就是，你只能是也必须是——以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作家身份去面对现代社会中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人类终极的各种问题和处境。 因此，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坚守文化身份、民族身份的拷量，在当下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当然仍不失为一种对抗排斥、破坏或同化的有效手段；但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于人类生存的终极性思考无疑应该成为他的最高境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也许是难以实现的，但其所具有的挑战性无疑是最具意义的，而张翎的意义已经在初步地显示了它的可能。 注释； ①②⑦（英）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4， 194，221页。 ③张翎荣获“首届袁惠松（加拿大）文学奖”的评委意见，见 2005年5月12日《文艺报》。 ④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2页。 ⑤Vijay Agnew: "Introduction to Diaspora, Memory, and Identity" Diaspora, Memory, and Identity: A Search for Home. Toro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3. ⑥张翎：《一个人的许多声音——杂忆〈邮购新娘〉的创作过程》，《江南》，200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 （英）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原载：《常州工学院学报》2007/02 原载：《常州工学院学报》2007/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