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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是一个意蕴复杂的概念，“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民问’至少可以理解为具有写作意义的民间艺术形式，具有民俗化意义的民间生活情景和具有知识分子话语意义的民间社会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民间’在文学史上都有不同的实践意义，都有它们存在的文学史合理性和合法性”。具有民俗化意义的民间文化，是某一特定区域的民族文化之根、民族文化之源，它以原型母题的意识形态展现着民间的信仰、智慧、审美的情感价值判断。对它的探讨和研究可以发掘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遗产。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这里主要谈了民间文化的形成，它是民族历史文化在底层乡村民间的长期积淀。 对民间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现常常与描述乡土风情、乡野传奇、民间传说、民间仪式密不可分。沈从文、老舍、汪曾祺、贾平凹等各有千秋的地域文化小说都有这方面的精彩描绘。这些描绘既营造了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又有助于推动情节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黄春明的小说也因具有宜兰特定的文化风貌而区别于其他乡土作家。 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化景观既与该地的山川景物、地理环境相关，也与历史传承、民风民俗、伦理亲情密不可分。黄春明的故乡宜兰古称喀玛兰，文献上也称为“兰地”和“兰阳”，清光绪六年即1875年，才正式采用宜兰一名。平埔族人是宜兰平原的先住民，在山区，本地的先住民是泰雅族人。19世纪初，以吴沙家族为首的漳、泉、粤三籍汉人，组成拓垦集团，深入兰阳溪上游，经过长达百年的开垦，宜兰平原遂成为以汉人为主的街庄世界。宜兰之地，也形成一种族群文化多元而复杂的移民社会。此后，宜兰人民以农渔为业，耕读传家，民情敦厚，文风鼎盛，不但继承了闽、粤文化的传统风格，也表现出中华古老文化的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丰富复杂的历史经验，不同族群聚居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为黄春明的民间文化书写提供了丰厚的民俗文化资源。它构成黄春明小说赖以呈现浓郁地域特色与民族色彩的重要支柱。民俗文化虽然不一定完全进入官方主流文化的史书记载，但它却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乡村民众的生活，因此，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和绵延不绝的历史传承性。举凡文坛上被人公认的名家里手几乎都非常重视对民俗文化的着意表现。黄春明的小说一向鲜活、丰富，这与他来自乡土民间的原创力相关，与他对民俗文化的书写密不可分。读黄春明的小说，你会为他对宜兰民情风俗的熟稔和底层民众饮食起居的考证所叹服。诸如冬山河上游举办的风筝节、喝榕须绞的汁可以治生伤的偏方、下消症病因的考据、茄冬树下罗汉脚们生活的艰难，这一切都妙趣横生地紧紧吸引着读者。正如黄春明所说：“我在有意吸收民间的风俗习惯．小说中想用各种角度切入，把一个时代、一种社会陈述出来。……许多民间习俗或禁忌都是民间的智慧，运用它们可以规范小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和正确的行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宜兰平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优美秀丽的田园风光、气候宜人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宜兰人质朴而灵动、朴野而纯真、勤劳而善良的性格特征和传统美德。黄春明小说的魅力，在于他以温馨的笔触塑造了一群在贫困中挣扎的小人物，揭示了他们善良、淳朴、勤劳的美好人性。于是，打锣的憨钦仔、妓女白梅、全家生癣的江阿发、广告的坤树、勤劳的青番公……都成为他全力关注的对象。来自乡村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使他对生活在这片历史悠久、生活气息鲜活的土地上的普通人有一份特别的熟悉和钟爱。据黄春明自己说，他笔下的人物都有原型，有的人物名字还是原型人物的真名实姓，从而使他的小说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文学风貌，而具有一抹温馨、明亮的乡土色彩。黄春明还写出宜兰底层民众之间温厚、质朴、亲切的世态人情以及乡镇小人物的家庭环境与相对单纯、稳定、传统的伦理亲情和人际关系。其笔下的祖孙情、父子情、母女情以及夫妻情，都浸透着乡间贫困境遇中和谐、温馨、感人的原始亲情。从《青番公的故事》中的青番公和阿明之间，到《鱼》中的阿苍和老阿公之间，可以让人遥想到来自民间的古朴而原始的人间真情。从《甘庚伯的黄昏》中的甘庚伯到《儿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树仔，让人忆起在贫困而严峻的乡镇生活中，勇于承担、任劳任怨的父亲形象。作品中关于夫妻关系的塑造，也极具地域特色和乡间情调，他们之间虽有一些小小的摩擦，但在爱、恨纠缠的背后却更多是彼此的忍让、理解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例如《打苍蝇》中，描写林旺丛因喝醉酒昏睡，没有起来帮赌博晚归的阿粉开门，阿粉先是叫骂、诅咒，后来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并紧张地喊叫邻居帮忙救自己的丈夫。然而，当旺丛打开门，极度伤心的阿粉，马上改口大骂。这里，这对相依为命的老伴之间微妙、深厚的真情就在这打骂中流溢而出。在这貌似粗野的闹剧中，阿粉作为乡间老人的形象呼之欲出。惟其如此，才让人感到真实可信。其它如《放生》中的阿尾和金足、《最后一只凤鸟》中的新义和金鱼、《售票口》中的火生与玉叶之间也写出乡下富有温情色彩的夫妻关系。这些小说、中古风犹存的人间真情，具有台湾特色，特别是具有宜兰、罗东地方的特色，宜兰的风土人情随着人物的出场而原汁原味地扑面而来。 黄春明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地理学、历史学价值，之所以如季季所言能够找回久违的乡土风貌和历史氛围，还得力于他作品中对民间传说、乡野传奇的详细记载。黄春明的祖母是个说故事的高手，童年的黄春明从她那里吸收了许多颇具旺盛生命力和乡野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民间传说是具有浓郁的历史传承性和鲜明的地域色彩的民间文化的基础，是某一特定地域文化的本源、根底和原型母题，往往寄寓着古老、朴实、敦厚的风俗人情和教谕意义。因此，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和探讨可以发掘某一地域乡土文化的底蕴和内核。民间故事的来源除了口头传说，还来自民间戏剧。黄春明的出生地宜兰是台湾歌仔戏的发祥地，歌仔戏是宜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黄春明的附近是罗东戏院，童年的他有许多机会观赏地方戏剧。正如他本人所言：“举凡歌仔戏、布袋戏、傀儡戏，还有光复后地方有剧团演出的神剧，演廖添丁的故事，常常有热闹戏可看，对小孩子而言都很新鲜有趣。”民间传说、乡野传奇的记录可以增强小说的传奇色彩和古老的地域文化色彩，也可以增加故事的生动性，还可以为考察当地的人文地理风貌和历史变迁提供极好的见证，反映出特定时空中人们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在黄春明的作品中，民间传说、乡野传奇随处可见：如《青番公的故事》中浊水溪雄芦啼哀啼报告洪水来临的传说、《锣》中女鬼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中痔疮石的故事、《甘庚伯的黄昏》中关于消灾破煞的故事等。《现此时先生》也写到下庄有个媳妇想毒死婆婆，证据被捉到了，还是不肯承认，婆婆与她“斩鸡头”发誓，结果这个媳妇第二天就死了，眼珠被鸡啄掉了，脸上和身上的伤痕全是鸡爪抓的。这些民间传说和乡野传奇是宜兰先人对本土生活最本初、最朴素的阐释和展现。它们具有“世俗性”、“民间性”、“地方性”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地域色彩，构成了宜兰民间文化的丰厚底蕴。 黄春明的作品中也记载了反映宜兰生活习俗的民间仪式和民间活动。如《青番公的故事》中描写割稻后歪仔歪谢平安做大戏的习俗；《瞎子阿木》中描写久婆用白饭、纸人、菜碗和梳子帮秀英“招魂”的仪式；《锣》中描写杨秀才出殡时的仪式；《鲜红虾——“下消乐仔”这个掌故》中写了阿乐婶烧香拜佛的仪式；《打苍蝇》中写了农历七月初一开鬼门，初三村子里祭厉普渡、亲戚朋友看热闹的习俗；《死去活来》中写了为八十九岁的粉娘准备“喜丧”的仪式和布置。这些保留于宜兰乡间生活与农民身上的民风民俗，是宜兰民间文化长期积淀在人们生命中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些民间仪式和民间活动，与宜兰独特的地理风貌相关，“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风情民俗的不同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存异”。黄春明因对这些风韵独具的民间仪式的书写而迥异于其他作家，以致地域史学家研究宜兰时为其寻找依据，也不能不翻阅黄春明小说。正如季季所言：“黄春明早期描写的乡村生活，以80年代的眼光去看，几乎是找不到了。这使得他的那些作品，越来越珍贵。许多没有经历50、60年代乡村生活的人，只有到他的作品里寻找先人生活的形貌和挣扎。” 根据严家炎的整理，乡土小说中的风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相当野蛮、残酷的，如蹇先艾的《水葬》和台静农的《烛焰》所写到的沉潭和冲喜等封建社会的恶俗陋习；另一类体现的是由于长期宗教、伦理、教育和文化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心理，以及带有民族特点、地方特点的各种传统方式和生活习惯，它们虽带有落后、迷信的成分，但称不上野蛮残酷，写进作品还可以增添生活的情趣，例如放天灯为亡者超度的习俗。黄春明以及他熟稔钟爱的沈从文，其笔下的习俗皆属于这一类。民俗仪式、民间传说、乡野传奇的描写，显然构成了黄春明小说最吸引人的部分，而且这种系乎水土地气的民风民俗，写进作品，显得美仑美奂，妙趣横生。透过与民俗相关的故事情节，形象地表现了人物在特定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精神面貌，具有文化人类学的参考价值。 这些地方性的乡野传奇、风俗仪式，均闪烁着台湾宜兰平原特有的原始神秘性和鲜明的民间文化色彩。这些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芬芳的泥土味的古风异俗，在资本主义经济文明的侵蚀下，几近消亡而成为人类心灵的化石，正是由于黄春明的书写，再现了昔日乡间完整、和谐、丰富而又神秘的生活风貌。从而，黄春明的小说不仅具有一定的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价值，而且对促进新文学更具有民族生活形态也起重要作用，为现代人探索、重构乡土社会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和舞台。在描写台湾宜兰社会特殊的生活形貌时，黄春明小说充分地展现了因偏远而古风犹存的乡野氛围和神幻色彩，从而既丰富了台湾文学的生活领域和艺术画廊，同时也具有高度的民间风俗学价值，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读到台湾宜兰特有的风土人情，为人们了解台湾宜兰特有的文化风韵保留了最有价值的素材。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2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