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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春，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沪籍旅港作家吴正文集之《长夜半生》、《深渊》、《倒影集》和《异度惊醒》四部，多位国内资深的评论家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其中的长篇小说《长夜半生》更是受到好评。以严肃评论著称的评论家贺绍俊说：“吴正精心呵护着自己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心理，以一种爱怜的心情轻轻擦拭着这些记忆，以一种温暖的依恋重新回味这些文化记忆中的典雅意蕴”。而一直以尖锐批评中国当代名家获得声誉的评论家李建军博士则评价说：“吴正的小说是有记忆的小说。它的记忆着重在个人和时代的关系。他描写了人类心灵留下的巨大裂痕，以及这个裂痕如何弥合”。这两个富有代表性的评论家的热评引来之前不熟悉吴正的读者对其作品的阅读兴趣。近日，吴正到海口旅居和写作，海南日报记者与他做了一次访谈。 海南周刊：最近，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您的《吴正文集》四卷本，在国内文学界引来关注。 吴正：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个道路对我来说是很崎岖的。1978年我离开上海去香港，我从出生到青年时代一直在上海，那时我已经在创作了，这是我的第一个阶段。我因为太喜欢文学，是自然而发的，而且也没有地方发表。到了香港以后，经济的压力却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做好父亲的生意，让生活稳定，文学不得不先放下了。可见，人要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事情是很难的。 1984年我开始先在国内一些大型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真正使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是长篇小说《上海人》。以后就陆续出版了各种版本的作品。到了自己五十几岁以后，我自己生存的经济条件具备了，我就全部转向文学创作。 《海南周刊》：当代小说世界，丰富多样。但有一种遗憾显而易见，似乎越来越少有小说诱引着你读第二遍。不仅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快，造成我们没有时间再来一次，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您的长篇小说《长夜半生》却让不少挑剔的读者追捧。您能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吴正：上海作家夏烈可以说是《长夜半生》的知音了。他和我聊天的时候，曾说过，这部小说不但让我有需要再读一遍的欲望，甚至在读第一遍的时候，都有无法一气儿读完的感觉。《长夜半生》是需要停顿的，不是它的文字不够流畅，而是它需要思考。也许小说中那些不多的人物事件强烈地引发出读者自身的情感经验和生命经验，一种对内在的调动在阅读中生成翻覆，从而构画出小说独特的美学：小说既然贯彻了人到中年一代的命运历程，自然蕴藏着中国近三四十年来社会诸多信息对人心的触击，小说于是得以这样呈现———真实而略带苍茫，细腻内敛又密布着生命的敏感与紧张。 《海南周刊》： 小说在内地出版的时候定名为《长夜半生》，在香港出版的时候则叫做《立交人生》。为什么？ 吴正：对于《立交人生》，小说中有一段借助男主人公兆正的思索来点题的片段。在长夜漫步中，渐渐走离了上海市区的兆正站在立交桥上回望，灯光车龙流线前行，而到脚下近看，却杂沓拥挤、“穷凶极恶”，噪音以及匆忙赶路的人里，只有他一人瞻前顾后、停步流连。他思忖道：这么多条道路，纵横交错互占空间各据层面，且都从不同的方向上来又通往不同的方向去；彼此即使平行或叠交而过，也都无法真正沟通。这种城市的现代化规划与理念难道不是对于人生概念的精彩诠释吗？ 这是一种孤独的美学，来自对于人与人交叠平行但难以真正沟通的怀疑不但在小说中的两性情感间得以印证，在此还延展到了对于现代化符号立交桥结构的象征性诠解，这一方面在描述极其人文主义的兆正自我的心理荒谬感，另一方面，其实也隐隐地包含了作家对这个时代的价值观遭遇巨变的批判，一种关于所谓现代化进程与心灵守持间无法平衡的批判。当然，小说是感性的，立交人生，在小说中首先传达的是一层心灵无法相交的失落和孤独。 而《长夜半生》，是一个时间概念。小说起于男主人公兆正傍晚从上海高尚住宅区的家中茫然出行，终于他第二天凌晨步入莘庄。一个长夜，牵扯进的却是两双中年男女自小至今的所有重要的人生和精神信息，所以也就有了“半生”的长度。长夜与半生，两个偏意于时间的词汇，把夜气的苍茫和人生的长度叠起来，气氛有些凝重，其美学的指向令人很自然的想到张爱玲式的调子。 这两个题目，无疑呈现出空间结构中的象征性和批判意识，时间延展中的美学指向，以及二者共同的对于过往岁月的苍茫回首，铸造了我们这代人看待这代人的基本理念：同情、理解；宽容、不满；既是一种悟，也是一种叹。 《海南周刊》：从语感和叙述来讲，似乎《长夜半生》这部小说显得不那么时髦。语言不夸张，人物不变形，速度显得缓慢，并且全知叙述者“我”无处不在，主动交代这里或者那里是“我”的想象和评判。所以，与当下弥漫的作家作品在气息上很是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算不算一部传统型小说？ 吴正：我的这套文集出来后，有评论说，“这是双现主义”的作品。什么是双现主义？其实我并不去关心是什么主义，但你不能就此说这是一部传统型的小说，因为无论一夜囊括半生的时空调度，还是叙述中遍布的意识流，都告知我们作家的写作传承和谱系。 毫无疑问，一些意识流的手段，以及精细的图像一般的细节描述，还有散文般的铺陈，给这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带来了合适的形式感。这一切，又都被大量地浸润在动人的回忆里。有评论说，这种技巧和回忆间的默契，给小说带来了颜色、温度、干湿和气味，这些正是艺术最本质的东西。 《海南周刊》：吴先生，我注意到您有时在上海，有时候是在香港，最近几年也常来海南走动。这样的一种生活背景，包括您本身又承担一份生意上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如何协调好自己生意和写作的关系？尤其是两个大城市的文化背景的差异，给您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您的思维会不会因为身居两地而经常被打断，包括您的写作怎样适应经常在两地经常走动的这种环境？ 吴正：关于第一个问题，生意同文学创作的协调关系，我用一句话：生意是我的生存事业，文学是我的生命事业。如果掌握好了这条原则，什么都能协调。 第二个问题，正因为我在两地时空交错地飞来飞去，让我经常有一种往返于不同空间、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最重要的是有不同时间段的感觉，因此所谓意识流或者类意识流创作的模式就会出现。比如，我去到香港，那一头的生活又接上了；然后我回来上海，这一头的生活继续接上。你设想，一个人做梦白天醒来，白天干他的事，晚上做他的梦。但是我们的梦是片断的，如果梦也是能续上的话，我们不是在白天做一回事，晚上又做另一回事吗？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在我的《长夜半生》中，这种感觉很强很强，这也是同我的特殊生存模式有关的。 最近几年，我一般都是春节期间来海南，海南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很殊胜，在别处是找不到的，这我很珍惜。这是一个十分适合调节紧张情绪和放松心情的地方，和香港与上海的氛围决然不同。在这里，我可以做短期的旅行和写作，过得非常愉快。 原载：海南日报2011年03月28日 原载：海南日报2011年03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